江永红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就爆发了鼠疫！毛泽东和政务院运筹帷幄，亲自指挥，在苏联的帮助和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仅用一个多月就扑灭了鼠疫。用事实向世人证明，新旧社会两重天。

鼠疫，

从一个村到察哈尔省会

鼠疫的致死率居各类传染病之首，如不采取防治措施，感染者是名副其实的九死—生，甚至有死无生。

正向北京逼近的这场鼠疫，实际上早在察哈尔省（旧省名，辖境包括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延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部）的农村发生了。

1949年7月中旬，察哈尔盟（旧盟名，盟府在今锡林郭勒盟正襄白旗）租银地的前因土村，先后有4个人突然得病，症状为高烧，打寒战，淋巴肿胀、剧痛，其中1人症状较轻，熬了一段时间好了;另外3人却越来越严重，全身出血，昏迷，于20日死亡。后來调查鼠疫源头，方知上述4人感染的是腺鼠疫。当时，牧民不知是什么病，没有上报。有个商人经停前因土村后前往察汉崩崩村，第二天就死了。大家都不知道死者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因是无主尸体，故无人掩埋。不料这具尸体成了鼠疫的传染源，村里两天之内就有人死亡，到10月初，竟然一天之中就死了6人。后来调查发现，此时的疫情已经升级了，从腺鼠疫变成了更为凶险的肺鼠疫。这下村民害怕了，纷纷外逃以躲避灾祸，疫情因之对外扩散。

10月26日，疫情传到省会张家口时才被省委发现，正式向中央报告。疫情急如火，惊动毛泽东。

毛泽东亲自出马，

董必武挂帅防疫

张家口离首都北京不过200公里，对鼠疫的传播来说，这点距离不过就是咫尺之间。

当时，西南全部、南方大部、新疆尚未解放。蒋介石还幻想依托西南在大陆苟延残喘。帝国主义国家和蒋介石都在等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出错，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不言而喻，这次鼠疫是对新中国的一次严峻考验。

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一、严密封锁交通。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负责，责成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调动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铁道部命令京绥线北京南口至张家口以及张家口至山西大同区段停止通车。公路以及人行路也在封锁范围内。

二、加强疫区的防疫防治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卫生部电令东北地区的全部防疫队紧急入关，并调运200万人份疫苗。动员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医务卫生人员参加防疫工作。指定北京天坛防疫处赶制药苗100万人份。对疫区群众进行普遍注射免疫。

三、紧急下拨防疫经费。

四、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电影广泛宣传科学防疫，反对迷信活动。在城乡普遍放映电影《预防鼠疫》。

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28日，毛泽东主席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电报全文如下：

菲里波夫（斯大林代号）同志：

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您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在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您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

同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发布了《防疫命令》，规定：“凡发生鼠疫患者地区，一律封锁10—14日，如在此期间未发生新患者，可解除封锁，但仍须在防疫人员检验后认可放行。”

北京市政府的《防疫命令》规定：“对疫区开来之火车，一律不准驶入市界。”

在东北完成任务后已在回国的火车上的苏联医疗队，接到命令立即换车掉头，赶往察哈尔。

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强有力领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很快就有1186名防疫人员赶到了疫区，展开工作，充分显示出新生政权的言出必行、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旧中国临事推诿、以邻为壑的腐朽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在天坛赶制

鼠疫活疫苗的功臣们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

疫苗在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火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当面对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世界上最早生产鼠疫疫苗的是印度的哈佛金研究所，那是在19世纪末，是全细胞鼠疫死疫苗，就是将鼠疫的强毒菌加热杀死后制成疫苗。虽然后来有不少改进，但基本制作方法还是这样，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死疫苗共注射了450万人次，据英国鼠疫委员会调查认为有较好的预防效果。在我国，长春卫生实验所在日本专家的传授下生产过鼠疫疫苗，原中央防疫处虽然也曾生产过，但还没有取得完整的经验。

所以，汤飞凡提出先赶制鼠疫死疫苗，认为这样比较保险，但贺诚表示反对。理由是：虽然死疫苗用在人身上比较保险，但因为生产死疫苗用的是鼠疫强毒菌，万一泄漏，在北京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弄不好北京就成了疫区。因此他要求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菌苗，即减毒活疫苗。他坚持生产活疫苗的另一个理由是根据苏联在西伯利亚扑灭鼠疫的经验，活疫苗的效果明显要好于死疫苗。1947年，贺诚在东北解放区曾经参与领导扑灭鼠疫的战斗。当时用的疫苗既有活疫苗又有死疫苗，是苏联生产的。因为中国人与苏联人的体质不一样，苏联活疫苗用在中国人身上是减半注射的。即使这样，仍然有较强的副作用，注射处红肿、疼痛厉害，而且相当麻烦，每人必须注射5次，必须在脊椎和肩胛骨之间的肌肉上注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打。而当时只有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能生产鼠疫死疫苗和活疫苗，是日本人教的，数量很少，不用苏联疫苗不行。这就是说，现在汤飞凡必须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活疫苗。对于天坛防疫处来说，这副担子相当沉重，但汤飞凡勇敢地作出了承诺。

他对贺诚部长说，他手中有从国际上得到的两个鼠疫无毒菌株，第一个是“欧藤”（Otten，来自印度），第二个是“E.V”。两相比较，“E.V”是当时国际上认为最安全的疫苗，所以决定采用“E.V”生产无毒疫苗，得到贺诚的首肯。

即使是国际公认最安全的菌株，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走程序那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同时进行，他让陈正仁负责疫苗生产，自己亲自与刘隽湘一起做试验。当时没有隔离实验室，汤飞凡把一间墙壁和地面都贴了瓷砖的廁所进行改造，将所有的窗户封死，装上安全门，找来几口大水缸，缸底下放着石碳酸，石碳酸上面架着老鼠笼子。小白鼠虽然事先经过消毒灭蚤，但怕万一灭蚤不干净，所以把小白鼠放在大水缸里，以保证老鼠身上可能残存的跳蚤跳不出缸来。

只有汤飞凡和刘隽湘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眼镜，但即使采取了再严密不过的防护措施，如果操作不慎，也是有感染可能的。而一旦感染，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实验室里静悄悄，静得令人感到恐怖，只有小白鼠偶尔发出“吱吱”的叫声。

实验的第一步是给小白鼠注射“E.V”活疫苗。这一步应该说没有什么危险，因为疫苗就是准备给人注射的，不过，尽管“E.V”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株，但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检验，所以还必须谨慎从事。最危险的是实验的第二步，即在已经注射了活疫苗的小白鼠身上注射强毒鼠疫菌（“攻击毒”），毒力要达到几十个细菌就足以毒死一只小白鼠。汤飞凡和刘隽湘一人按着小白鼠，一人给小白鼠注射强毒。然后安静地等待小白鼠的反应，一天—天地抽血化验，如果整个潜伏期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就能证明活疫苗确实具有免疫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但是，汤飞凡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地走进实验室，笑容满面地走出实验室。因为他的实验比较顺利，这让他感到自豪，还有什么比能够用自己一技之长为新中国服务更令人开怀的呢？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负责精神，是他在工作中“满发”运转的源泉。

实验完成了，证明“E.V”无毒菌苗对鼠疫杆菌有很好的免疫作用，于是开始批量生产。疫苗必须真空封口，当时还只能用手工完成，费时费力，天坛防疫处的职工们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生产。

《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天坛防疫处赶制疫苗的情况。11月3日第4版刊登消息《天坛防疫处装制菌苗超过计划 正添置设备扩大生产》。消息说：“北京市天坛防疫处加紧疫苗生产，大部分职工主动加班并展开劳动竞赛，产量由30万公撮（即毫升）增加到31日的51万公撮。”11月5日第5版刊发消息《天坛防疫处首批疫苗足供百万人使用 职工废寝忘餐提前三天完成任务》。

根据汤飞凡的实验结果，天坛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对每个人只需注射两针，第一针打0.5毫升，第二针打1.0毫升，即可达到满意的免疫效果。在注射的次数和剂量上都比苏联的疫苗要少。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11月12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天坛防疫处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14名生产鼠疫疫苗的优秀工作者颁奖。

自疫情发生到11月8日，察哈尔省因鼠疫死亡共75人，相邻地区没有发现因鼠疫死亡人员，中央防疫委员会估计疫情不会继续蔓延，但要扑灭疫情，尚需相当时日。政务院第五次政务会议听取了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所做的防疫报告，报告指出疫情已停止蔓延，并且出现范围缩小的趋势，会议因此决定对疫区的封锁时间提前两天解除，从11月18日提前到11月16日。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圆满胜利。从10月27日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12月初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危害人类达数千年的鼠疫，终于在中国被征服了。★

（本刊编辑部摘自《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题图 1949年底，工作人员给群众注射鼠疫疫苗

责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