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这几天有暇，随手翻阅摆在案头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外交》一书，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约教授，颇有感思。恰巧有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来函约稿，我便借机谈了一点自己近来的些许思考。说来这个问题也不是毫无由来的闲篇，请看中美贸易战，一波三折，并没有彻底解决的迹象，究其根源，固然它们是经贸问题，政治问题，但也是外交问题，法律问题。法律人眼中的外交，显然不同于职业外交，也不同于大众外交。徐中约的这本小册子之所以成为经典，在我看来，他以历史学家的视野，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蕴含在国际法背景下的现代中国是如何浮现出来的。他书中所说的“国际大家庭”究其根本在于它是一个法律的共同体，在这个法律共同体之下的外交，才是现代外交，而不是传统旧制下的天朝上国与华夷之辨。

洋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的体制是皇权帝制，对外搞的是天下体系，没有外交这类制度，只有理藩院处理朝贡宗藩事务。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甲午战败，中国才开始有所觉醒，朝野始知万国公法，最后才被迫成立总理衙门，开始洋务外交。这一切都有赖于国际法的切入，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即国际法是被动地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的中外约章及其列强的船坚炮利而强行进入中国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恰恰是这些外来的异己力量，却改变了中国的王朝旧制，逐渐打造出一个现代的法权中国，促使其一步步进入现代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