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在技术治理理论的视域中，大工程是技术治理的重要战略之一。2018年8月，在《光明日报》上一篇短文中，我提出中国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工程师时代”或“工程时代”。而作为时代精神的结晶，哲学必须对工程与工程师时代进行回应。

一、何为工程与工程师时代的来临

实际上，一些人认为，“工程时代”与“工程师时代”两个说法太“大”了，提出来站不站得住脚，值得商榷，不能说某种东西越来越多就是进入了某物时代。的确，此种质疑并非毫无理由。当说“工程与工程师时代”时，并不意味着抓住了当代社会唯一的、最深刻的“本质”，并不意味着除了这种说法，不能说现时代是“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技术治理时代”“虚无主义时代”“后工业时代”或其他什么时代。也就是说，可以从不同侧面来把握现时代，而不只有某个唯一正确的侧面。并且，社会“本质”是一种隐喻用法，社会并没有物理学意义上的本质，也很难说某种社会本质说法比另一种更“本质”。但是，很多对“时代的概括”很快就无人问津，所以类似提法最重要的是要有启发性、有创造性，要真正说出一点什么，才能流传得长远。

西方工程史往往被追溯到中世纪的教堂、罗马的引水渠甚至埃及金字塔，而中国工程史起码会从长城和都江堰讲起。即使将工程理解为以现代技术和科学的应用为基础的现代工程，它也出现于17或18世纪。为什么现在谈论工程与工程师的时代呢？在西方发达国家，工程师和工程的急速扩展时期是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自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已经逐渐放缓，但不断前进的趋势仍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