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夏德

我在2006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哲学系举办的会议，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大学教授说，儒家的思想阻碍科学的发展。他指出四个有害的因素：第一，儒家强调人的能力和伟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很难意识到大自然的庞大力量，很难进行细心的和谦虚的观察和研究;第二，儒家有一种权威主义的倾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允许自由的谈论;第三，儒家思想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学而优则仕”），但科学研究需要自我牺牲的精神;第四，儒家思想有一种“华夏主义”倾向（“夷狄之有君……”），而科学需要普世性和开放的态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吴经熊曾经说过，汉代“独尊儒术”意味着中国的法学消失无遗。儒家和法学之间似乎有某种矛盾。武汉大学的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曾经写过文章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说法阻碍人们全面地理解社会。孔子的思想是重义轻利。但从法学来看，法律一方面要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人们的利益（个人财产等）。正如西方法学经典中所说的那句名言“法律是价值和公正的技术”，即“法律”必须同时保护“利益”和“正义”。这是整个法学的基本原则，然而孔子的思想似乎将“利”这一面完全排除了。

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现代的、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经典。东西方经典的交流和传播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经典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无数的中国人学过和背过其中的语句和思想，而中国的经典几百年以来也影响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