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然

几乎每一个城镇的命运都是和一条河紧紧相连的，人们喜欢用母亲河来形容，这一点也不过分。和大运河一样，頔塘河也是一条运河，人工开的。而且，这条河的东端就在平望那儿接在大运河上，算是大运河的支流，人家原本就是一家子。

頔塘河的诞生并不比大运河晚多久，是东晋时吴兴太守殷康主持开挖的，当时不叫頔塘河，叫荻塘，因为河两岸长满了芦荻。其实这个写景的名字挺好，芦花放，稻谷香，一派鱼米之乡的景象，朗朗上口，好听易记，完全符合一个好名字的要求。可是为什么要另起炉灶改名呢？

改就改吧，还改了一个读音完全一样的冷僻字，一般的人还一下子读不出来——我八十年代末第一次到震泽，当地朋友首先介绍这条母亲河，首先问我这个字怎么读？他眼睛盯着我，准备捕捉我为难的神情。他毫无悬念地成功了，得意地笑笑，这是震泽给每一个闯入者的下马威。我对震泽的最初记忆就是这个下马威。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字改得水到渠成，有理有节。是的，頔塘就是纪念于頔的，于頔对这条河有再造之功。再造荻塘已经到了大唐盛世了，于頔于唐贞元八年就任湖州刺史，第二年就动员民工大规模修浚荻塘，整修荻塘时这条河已经废湮成什么样子了，不知道，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但新任刺史下决心动用人力财力来做这件事，说明这事很重要，非做不可了。重修荻塘效果上佳，“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以至“民颂其德，故名頔塘”。

以现在的眼光看，頔塘河仍然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古代水利工程，它与太湖溇港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水网，把东西苕溪下泄的湍急水流逐渐分流至大大小小的河港口中，既减轻旱涝之灾，又灌溉了数万顷农田。它作为重要水道与大运河相接而达北京，北上可进入长江，近代又成为通向上海的要津，极大地方便了沿途的农业发展、物资聚集、经济交流和商旅往返，沿途的南浔、震泽、平望等市镇得益甚大。其功之巨，有人甚至将其比肩于郑国渠和都江堰。

震泽得益于頔塘最大者要数“辑里丝”了，因为这里“水甚清，取其缫丝，光泽可爱，水重丝韧”，成为上品湖丝的代表，举世公认“湖丝以七里为佳”。久而久之，“頔塘西去路，蚕事胜耕田”，“货物并聚，居民二三千家，实西邑之藩屏”，最终成就了享誉世界的震泽丝业。

有人物有故事有历史，頔塘河是一个值得仔细思量的名字。

好长时间我困惑于这个“塘”字，江南好多河名字不叫河，而叫塘、浦、泾、浜，其中以塘居多。比如元和塘、白茆塘、山塘河、钱塘江；比如青秋浦、陆泥浦、千灯浦、道褐浦；比如钱泾、茜泾、鹿鸣泾；比如冶芳浜、白莲浜、活络浜。塘，通常有水塘、鱼塘、荷塘之别，大都离家比较近，是比较小的水面，“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感觉塘是水的大家族里已经被人们驯养过来的宠物，小猫小狗那样的。可是像元和塘、白茆塘都是大河，山塘河也不小，而钱塘江更不要说了，那是水家族里的长龙巨蟒啊。我上网找，网上也没人回答这个问题。看来当代人的好奇心还是有不少边界和局限。后来读范成大《吴郡志》，北宋水利专家郏亶无意中为我解答了这个问题。他在《水利书》中说，“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而为一横塘”，我才懂了，纵则为浦，横河称塘。从《苏州水系图》上确实大致如此。至于泾与浜呢，正好与浦与塘相对。浦与塘均是官家征集民工所为，而泾与浜则为私下开挖所致，这也是郏老师告诉我的，“为民者，因利其浦之阔，攘其旁以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决其堤以为泾……命之为某家泾、某家浜者，皆破古潴而为之也”，在郏老师看来，泾、浜的出现其实是破坏水利大局的。

有趣的是随着岁月流逝，浦与塘的区分作用消解了，甚至出现浦塘合流的例子，沟通长江与阳澄湖的七浦塘，又是浦又是塘，也无人诧异，现代人只认江河，钱塘要称“江”，山塘要叫“河”，这样说起来才舒服。

索性再说一说荡和漾吧，在江南，有些小湖泊以“荡”“漾”为名，以震泽为例就有：长漾、北麻漾、雪落漾、徐家漾、东藏荡、上下荡、南湾荡……荡和漾有什么区别吗？我还没弄懂，但我认定波光荡漾、春心荡漾里荡漾这个词的来源与荡和漾密切相关，可是我在百度里找不到这样的解释，我认为应该增补上去。

好了，还是回到頔塘河说于頔吧，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不说说太可惜。

于頔是个官七代，北周太师于谨的七世孙，这个家族相当厉害，历代都有人做大官。于頔“始以门荫补千牛，调授华阴尉”，在官场旋风般地七调八调就做到了湖州刺史，做了三年，又调到苏州做了三年刺史。那年白居易23 岁，6 年后中进士，31 年后才来苏州做了一年多刺史。那时于頔已经去世7 年了。这俩苏州刺史还是有交集的，白居易在朝中做谏官的时候说过于頔不少坏话，这不怪白居易，是于頔不好。

实事求是讲，湖州与苏州这两任刺史，于頔都做得蛮好。史书上的评价分别是“有政声”、“为政有绩”。

在湖州三年，于頔的政声主要来自水利工程。除了頔塘河，他还在湖州的长城方山下疏凿湮废已久的西湖，把山泉引下来，可以“溉田三千顷”，这也是《旧唐书》上记载的。农耕社会的地方官，兴修水利最为要紧，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也最容易留下政声，看来于頔的气力花在了对的地方。他在苏州做的事情也不少，“浚沟渎，整街衢，至今赖之”，这些内容现在还在做，就说“浚沟渎”吧，那是历朝历代必做的功课，直到现在发展到极致，把河里的水抽干彻底清淤。而“整街衢”之“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整治，其中还有城市规划的意思，可能费力劳心更多，“至今赖之”，说明对城市面貌的发展走向影响深远。这一“浚”一“整”，可以让我们遥想于頔在苏州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形成上是有贡献的，杜荀鹤看到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的图景之中有着于頔的努力。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在《宋平江城坊考》里搜寻一番，想找到于頔的一点点留痕，但没有找到，毕竟太久远了。

于頔在苏州还做了一件事，移风易俗。据《旧唐书》记载：“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什么叫“淫祀”？按唐人的说法，“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祀也”。而淫祀之俗，南方为甚。《太平广记》引《中吴纪闻》“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庙”。在于頔看来，要祭祀就得祭祀帝王先贤，阿猫阿狗乱祀一通，那不乱套了吗？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斯，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不好好在家干活，都涌到乱七八糟的庙里去磕头，影响生产不说，还破坏了社会秩序，斯可忍孰不可忍？于刺史痛恨非常，于是将神宇皆撤去，我觉得以于頔的脾气，这“皆撤去”之中自会包含种种霹雳手段。

于頔脾气不好，这在苏州已经显露出端倪，“虽有政声，然横暴已甚”，甚至施用酷刑。当时的观察使王纬特意反映到德宗那儿，德宗没在意，于頔也就我行我素，毫不收敛，脾气越来越任性。他还公然在写给王纬的信中说“一蒙恶奏，三度改官”，得意中颇有些挑衅的意思。也怪，于頔的官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山南东道节度使，成为拥兵自重的一方诸侯。于是于頔的任性更加离谱了，他不喜欢邓州刺史元洪，向德宗诬告其贪赃，德宗相信于頔，把元洪革职流放到端州。没想到于頔觉得这个处分重了，又派兵把流放途中的元洪半道上劫来，要求德宗改变主意。德宗居然屈服了，改任元洪为吉州长史。这个皇帝当得真是憋屈。

在湖州的时候于頔不是这样的，他留给湖州人的印象除了兴修水利之外，就是与文人雅士交好。他经常和名僧皎然上人一起品评紫笋茶，写诗倡和，还为皎然编诗集，写序。在苏州的时候于頔与一些布衣文人交往亲密，其中有一位叫冯定的就和于頔相处得很好，于頔也挺在乎与他的交往。后来于頔到襄阳做节度使，冯定前去拜访，没想到因为是骑着驴子去的，被于頔的手下看不起，没有及时通报。冯定火了，拂袖而去。于頔事后知道，大为惭愧，“笞军吏，驰载钱五十万，及境谢之。定饭逆旅，复书责以贵傲而返其遗，頔深以为恨。”冯定不仅不收那饱含愧意的五十万，还写信责怪身居高位的老友，于頔呢？也只好吞下这口气，全数吃进。木已成舟了，没办法挽回，只能“深以为恨”。

还有一位姓牛的秀才慕名求见于頔，住了几个月见了两面，场面比较冷淡，于頔大约把牛秀才看成走江湖的。秀才忍不住了，“怒而去”，走了之后于頔突然又想起来，问那秀才走了吗？手下说走了。“何以赠之？”说给了五百钱。“受之乎？”“掷之庭而去”。于頔“大恨”，说我太忙了，没处理好。吩咐赶快带钱带我的信去追赶牛秀才，关照：“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结果手下在界外追到秀才了，人家“不启封，揖回”。那个时候的文人一个个脾气都不小啊。那牛秀才叫牛僧孺，以后做到唐朝宰相。

于頔成全过唐代诗人崔郊，可以说没有于頔就没有文学史上的崔郊。事情是这样的：崔郊家贫，却有“阮咸之纵”。什么叫“阮咸之纵”呢？晋人阮籍的从子阮咸，放任不羁，与姑姑家的婢女私通情好，当其姑姑远迁时，阮咸不顾丧服在身，骑着驴子追上，“累骑而返”，两人一起骑在驴子上回来了。崔郊也是私下爱上了姑姑家的一个婢女，可是姑姑因为手头拮据把婢女以40 万的价钱卖给于頔了。这对崔郊的打击非常大，也是天可怜见，寒食节那天他竟与那婢女邂逅于途，情人相见，饮泣不已。临别之时，无限伤感的崔郊写给女友一首七绝《赠婢》：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也是合当有事，有人将此诗告诉于頔，于頔便差人把崔郊叫来。崔郊不敢不来啊，想不到于頔握着他的手，“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是你写的啊？四十万是小钱，怎么抵得上你这首诗啊!你应该早点写信告诉我的。当下就让婢女跟崔郊回去，还奉送一笔丰厚的妆奁，搞得崔郊如同一跤跌在云雾中一样。这事是唐末《云溪友议》中记载的，《全唐诗话》也载有其事。于頔不仅成全了一桩好姻缘，更重要的是成全了一位诗人。须知这首《赠婢》是崔郊唯一留下来的诗，但这就够了，就凭这首诗，崔郊在全唐诗里照样光华夺目，毫无愧色。

于頔也写诗，我读过，一般，这无所谓，他的可爱与可贵在于以他的文学鉴赏力识才、爱才，可以从他的所作所为中看到大唐气象。

唐代还有一个诗人叫戎昱，诗写得不错，德宗喜欢，但就是记不住他的名字，想读他的新作了，就问臣下说那位名字冷僻的诗人最近还写诗吗？戎昱后来做到零陵刺史，属于頔管辖。戎昱有一位十分喜爱的歌女，被人告诉于頔，于頔说好啊，请过来唱唱吧。戎昱不敢不送，拖了个把月，还是送来了。于頔让歌女唱，歌女开口就唱了戎昱写的一首诗：“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这是戎昱专为歌女此行写的，襄王指于頔，使君自指。于頔听了歌，又听歌女说她用的乐器也是戎昱送的，感慨地说了一番话：“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嬉娱！”马上让人赠歌女以缣帛送还，还亲自写信给戎昱表示歉意。这位耀武扬威的节度使竟然如此有雅量和人情味，让史家多有感叹。

说于頔耀武扬威一点也不为过，白居易就曾经多次上书要德宗提防他。于頔想入朝做宰相，白居易写了《论于頔裴均状》告诫德宗，“臣又窃见自古及今，君臣之际，权太重则下不得所，势太逼则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将相，来则总朝廷之权，家通国亲，入则连戚里之势。势亲则疏者不敢谏，权重则群下不敢言。臣虑于頔未来之间，内外迎附之者，其势已赫赫炎炎矣，况其已来乎？……且于頔身是大臣，子为驸马，性灵事迹，陛下素谙。一朝到来，权兼内外，若绳以规制，则必失君臣之心，若纵其作为，则必败朝廷之度，进退思虑，恐贻圣忧。”

宪宗即位后于頔收敛多了，但是他得罪人太多，去世后穆宗赐谥曰“厉”，这一字赐得好，确实太厉害了。这“厉”字终究不好听，比较刺眼，他儿子想办法周旋，于是穆宗改谥为“思”，是退而思过的“思”吗？毕竟于家是官宦世族，和皇帝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