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梅亭

摘 要：清代“康雍乾”盛世，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迅速，经济长足发展，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清乾隆三年（1738）《南郭村公议禁约以厚风俗序碑》主要记述了清代前期蒲州府虞乡县南郭村乡约会因村民群盗而公议禁约情况。清同治十三年（1874）《虞邑强宜庵减免差徭役碑》详述了虞邑村民之苦，对前碑南郭村群盗之因做了有力补充阐述，揭示了清代地方村民的生活状况。

关键词：清前期;蒲州府;虞乡县;南郭村;群盗;差徭役

永济古称蒲阪，为虞舜之都，南屏中条，北望峨眉，西临黄河，涑水横贯。南郭村则位于本市城东中条山脚下，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山村。古为舜之始祖虞幕之地，现有宋开国侯孙继业及元代全真教掌教孙履道之墓、庙。庙内现存有一通《南郭村公议禁约以厚风俗序碑》，记述了清乾隆三年（1738）南郭村乡约会因村民盗窃而公议禁约的情况。

1 《南郭村公议禁约以厚风俗序碑》释文

《南郭村公议禁约以厚风俗序碑》，圆首青石质，通高132厘米，通宽53厘米，厚10厘米。额篆“永垂不朽”“日”“月”。碑文楷书，15行，满行19字，其文如下：

孔子曰：“里仁为美夫！”一里安得皆仁者，盖云厚也。古昔盛时，家敦礼义，人鲜偷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猗欤休哉！何比户之可封□籍，非被圣王之德化，而父兄之教先子弟之率，謹曷克至此？乃今者，久不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诈虞为心，贪残成性，一倡百和，而风俗遂不可言。幸逢圣天子嘉惠元元，省刑薄敛，兴利除弊，又立之约。正时以圣谕十六条，家喻而户晓。所以教养黎庶者亦既详且至矣。吾侪正宜恪遵圣谕，共享升平之景福，讵可毁方跃冶竞，作圣世之顽民？今有南郭村者，古虞乡县地，至元省入临晋。余尝阅县志有云：临晋县距南五十里，名曰南郭村，亦名区也。以前不可考矣。自唐以来，代有伟人杰士，人物辐辏，风俗克美。余心焉慕之，窃以未至其地为恨。迄我圣朝雍正八年（1730），分设县治，复兴虞乡。此村东距城七里许余，于雍正十一年（1733）读书斯地，见其家诵户弦，秉礼守义，犹有三代遗风。又广植柿树，其实其美，可以救茺，至秋霜叶可玩，亦佳景也。县志所载，信非虚语。乃一日者，村中长老谒余而言曰：“吾乡居近山麓，地多沙石，人稠土狭，寒苦极矣！所藉以为纳粮养生之具者，果实与五谷并重。前此以有禁约，防微杜渐，不同互相之难言，而循规蹈矩。窃比闳党之仁风，第恐法久易驰，视为具文;或有不法之人弗思安分守业，祇知损人利己，爰与乡约会各甲之人俱在关帝老爷庙中，公议禁止，立为条规。嗣后如有不法之人，损人利己者，拿住罚银五钱;不服者，公举送官。或本村伤损邻村或邻村伤损本村者，依此公罚处置。倘有徇情私放及退缩不前者，或怀挟私仇诬假为真者，亦依此公罚处置。禁约写明，四甲合执一纸。又公禀邑侯袁老爷，蒙批恩准照，议勒石，业赐明示一时之告诫，维严！更立碑记万世之持循有据矣。”言毕，嘱余为文。余应之曰：“善哉！乡里之中果能依此法而行，将日渐月摩之久，孝弟力田，型仁讲让，又何患？吾乡邻风俗之不美耶！第余渺见寡闻，拙于文词，如公之意，美且善矣;如公之言，祥且备矣，夫复何言？”

龙飞乾隆三年（1738）二月十八日合村仝立。

2 从碑文分析清前期南郭村村民的主要生计

南郭村南依中条山山坡，距进山口2.5千米，属于半山区状况，经济条件较差。据光绪十二年（1886）《蒲州府志》载，“蒲民以麦为常，在宋代已普遍种棉”。从碑文看，清代该村主要种有五谷、瓜菜、苜蓿、柿树、杂树及牧有羊群，以农业为主，兼有林业、牧业。从光绪十二年（1886）《蒲州府志》看，每年各县要向州府上交丁银、丝绢、地粮、马草。苜蓿在嫩时可拌面食用，但在古代仍是马匹等牲畜的精细饲料，是南郭村民纳讫差徭的重要物资。此外，南郭村还“广植柿树，其实其美，可以救茺，至秋霜叶可玩，亦佳景也”。柿子产业是该村的优势产业。清乾隆年间蒲州知府周景柱有咏秋柿诗云：“尽把珊瑚映夕曛，瑶仙齐着石榴裙。无边红树多情思，遮断青山锁白云。”清光绪十二年（1886）《蒲州府志》亦载：“蒲州古亦盛产柿子，柿为蒲人利……雍正初常入贡……嚼饼数片，不复炊釜。”当地称柿子是“铁杆庄稼”“木本粮食”。民间流传有“莫看几日穷，柿饼救了命”。南郭村“居近山麓，地多沙石”。柿子树，适于浅山缓坡种植，耐寒、耐瘠薄，抗旱性强。柿子与其做成的各种产品不仅自食，还可出售，柿叶可作牧料。清李燧《晋游日记》云：“蒲地多柿醯、酒皆酿，柿为之。”尤其沿山一带多用当地特产柿酿造柿酒，度数较低，清香绵软，兴盛于清、民国。南郭村畜牧业以养羊为主，除售羊、羊毛外，亦可加工毛毡。《永济县志》有关于虞乡及沿山一带的毛毡制造（俗称擀毡）业记载。南郭村地处永济县、虞乡县之间，村北有古解州至蒲州府的盐道，有涑水至蒲州府的渠道，因此出行、买卖交通便利，对南郭村的发展、村民生活不无裨益。

3 南郭村禁而不止的“群盗”现象反映的社会问题

南郭村“其家诵户弦，秉礼守义，犹有三代遗风”。“正时以圣谕十六条，家喻而户晓。所以教养黎庶者亦既详且至矣。吾侪正宜恪遵圣谕，共享升平之景福……”然“乃今者，久不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诈虞为心，贪残成性，一倡百和，而风俗遂不可言。”“前此以有禁约”，今“乡约会各甲之人……公议禁止，立为条规”。为何一个诗书礼义之村会出现禁而不止的盗窃现象？以禁条“或本村伤损邻村或邻村伤损本村者，依此公罚处置”来看，偷盗现象不仅出现于南郭村，其他村也有，涉及范围较广。

对于诗读礼义、圣谕、禁约无法约束的群盗现象，南郭村中长老认为是由于“吾乡居近山麓，地多沙石，人稠土狭，寒苦极矣”。即人多地少且贫瘠，收成无法满足生活所需。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使人口大量激增。清雍正元年（1723），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丁多地少，人口密集，地亩摊银率较多。有地与无地者出钱相同，加征折色粮、折色银。而且该村柿树占地要交地粮，柿酒出售要交酒税。历史上晋省有“丁倒累户”“户倒累甲”的累丁之弊，以致苛无恒产的一般农民感到输纳维艰，但官府仍然无偿征调，形成差外有差。清雍正六年（1728）升蒲州为蒲州府统县六：永济、临晋、猗氏、万泉、荣河、虞乡。虞乡县又设3乡：五贤乡、方山乡、涑南乡，21里，109村。其中方山乡，统7里，29村，南郭村为其一。据有关碑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虞乡百姓上交县署赋税每年需白银14000两，还要协助邻县永济车马。老百姓往往躲在山脚角落里来避差役。而一些富户乡绅想方设法逃避赋税、徭役，一些小民勤劳终岁，为缴差钱，有拆房荡业者，有卖妻鬻子或弃家而逃者。从“虞乡百姓要供给县署食物、器用、车马等，以前还不多，虞民尚能供应”可知，清乾隆三年（1738）南郭村村民的收成、银子都去哪了，为何会出现“一唱百和”的群盗现象，他们远非乡约口中的损人利己的盛世顽民，也许是一些饥饿、无奈的穷苦村民。

清前期虞邑乡里制与保甲制共行，里设里长1人，主要督促粮税，追蹑公事，传达官府命令，处理民事争端。村首脑称公直或甲首，负责征收粮赋之责。乡约会无事宣讲圣谕，弥盗治安，有事则与里长、乡长、村长共同支应官府苛派。清光绪年王荣绶在《拟兴永济利弊议》说：“永济衙役之恶，名满大河东西……推垦之粮及期不通宽缓，累有司之参罚，责里长之摊赚赔……各乡常有无益之费，如赛会唱戏所费不少……科之苛派，甚于荒岁之旱。”由此可知，里甲徭役摊派之累及官府各层的盘剥是驱使南郭村乡约会再次公议禁约的原因，而且需公禀邑侯袁老爷，蒙批恩准照，以此保障完纳朝廷的赋税徭役。一些村民被繁重的赋税、差徭役剥削和压榨得一清二白，腹无食裹。而一些富户、乡绅、地主巧取豪夺，圈占有大量土地。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奏折中说：“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南郭村群盗能够“一唱百和”，除了生存欲望，也暗含了群体性对贫富不均、不公现象产生的愤慨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