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俭

摘  要  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主流媒体的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App等新媒体矩阵更加多元化，公众获取信息的网络途径越来越多，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却遭遇信任危机的考验。“正能量谣言”作为新媒体时代出现在舆论空间的顽疾，蔓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传统主流媒体在“正能量谣言”及时辟谣报道中迎来艰巨挑战，辟谣阵地早已转向各自的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App等主流新媒体矩阵。文章通过“梅姨新画像”正能量谣传事件中次生舆情和主流新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的内容分析法，探寻营造权威平衡的媒介生态、构建客观理性的传播结构、正确引导舆论等途径，为新媒体进行建设性辟谣报道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关键词  新媒体矩阵;次生舆情;正能量谣言;建设性

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①。一段时期以来，具有直接负能量特征的网络谣言，治理效果明显，但“正能量谣言”仍有增无减，误导公众的是非判断，同时也给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带来诸多挑战，每一次“正能量谣言”被助推，常频发次生舆情，发酵持续的危害影响也越来越广。舆情隐患因素在正能量的伪装下，负面民意助推下的舆论爆发式狂欢，次生舆情不断出现，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矩阵疲于应对式的辟谣报道，也使得媒介公信力和权威性遭到严重威胁，“正能量谣言”的次生舆情规律和建设性辟谣报道值得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的反思。

1  “梅姨新画像”频出次生舆情

2019年10月9日，11年前儿子被拐的河南周口人申军良称准备第五次前往广东河源紫金县寻找儿子申聪，引起媒体关注，久未抓获的人贩子“梅姨”进入媒介视野，拐卖儿童事件本身就吸引眼球，一经报道即引爆网络舆情。

第二天，“渉拐卖儿童案梅姨新画像”经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传播后，“梅姨新画像”呈现井喷式热传。

拐卖儿童案进展“梅姨新画像”，经主流媒体新媒体报道后，又经过天天快报、搜狐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助推，鱼龙混杂的各地自媒体又纷纷利用“扩散”“求转发”等词汇，赤裸裸的煽动公众情绪和引导行为，产生了一系列次生舆情。

报端、广电、互联网等各新媒体平台，也纷纷贴热度，回顾当年被拐案情、情节，吸引更多公众眼球，舆情持续发酵，10月14日晚，“梅姨”在佛山新城等地出现并企图利用零食接近儿童的次生谣言被广泛传播引发恐慌，谣传中称梅姨已被警方抓获。这一谣传发酵后次日，佛山市公安局跟进发布情况通报进行了辟谣。

警方跟进辟谣新闻，再度引发各地主流媒体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App的转发，“梅姨新画像”新闻热度回升，权威信息又一次引发次生舆情——“梅姨”仍未被抓到，引发网络寻人狂欢，滋生多个版本“梅姨”在各地被抓谣言，尤其是11月梅姨郴州被抓谣传甚盛：11月16日谣传疑似“梅姨”在郴州出现，随后广东警方跟进辟谣。

“梅姨”落网被警方多次辟谣，并未起到舆论净化的理想效果，反而在11月18日，一则“人贩子梅姨最新彩色画像，请大家转发”的内容又迅速在网上传播。这则信息是11月17日下午17：30，由新浪微博“CCSER儿童失踪预警平台”首先发布（图1），该平台微博认证为：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儿童安全科技基金儿童失踪预警平台项目。

2019年11月18日上午，“梅姨彩色画像”引爆网络，引发更多公众关注，疑似梅姨令全国各地紧张，主流媒体新媒体紧跟热点，从“××发现梅姨？警方未接报警”助推谣传持续发酵。当天上午11点，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官方辟谣：梅姨是否存在、长相如何，暂无其他证据印证。

随着公安部的辟谣，“梅姨”长相被辟谣具有不确定性，新闻热度下降，许多负面新闻未出定论已淡出公众视野，但各种“梅姨”相关的被拐儿童传言次生舆情，仍在持续，根据清博舆情指数分析次生舆情趋势看，仍有高峰迭起之势。

2  “梅姨”事件中次生舆情频出原因和危害

次生舆情通常是以原生事件议题为基础和诱因，再生和演化的新舆情，新媒体环境下次生周期更短更频繁。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1897—1967年）从个体心理层面切入，指出谣言是社会人内心情绪的一种需求，包括来自焦虑、渴望、敌对、求知欲等基本情绪的驱使②。披上“正能量”外衣的谣言，通常裹挟着民族精神、尊老爱幼、安全等话题，利用公众的趋利避害、从善心理和核实意识的缺乏，在網络谣言的传播生态中，备受关注、扩散和大肆转发。因此，裹着“正能量”外衣的谣言事件，更易导致多个次生舆情的发生，新舆情可以继续指向原生事件，也可以引发其他新的事件。

另外，电子媒介到信息媒介的飞跃，也致使“正能量谣言”出现的机率不断增加。电子媒介时代，媒介资源相对稀缺，少数人垄断的媒介资源素养较高，加上媒介内部审核机制，谣言出现机率较小。

信息媒介时代，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不同地区、阶层公众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信息生产，但媒介素养并未与媒介资源的开放度成正相增长，这就容易在认知偏差等影响下，信息传播意见叠加、变形、混合，更具有超强传播力。

互联网飞速发展中，中国网民的数量递增同时，低年龄、低学历的特点一直未有明显改观。截至2017年12月，高中（中专）以下学历网民的占比超过总体网民的半数（54.1%），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网民占比跌至11.2%③。教育程度偏低、社会阅历有限的占有半数的网民，面对“正能量谣言”时，更易受到他人影响、放大趋利避害心理，助推谣言传播。“梅姨新画像”谣言，也正切中了教育程度偏低、社会阅历有限这一年龄段的网民，他们多多少少经历了拐卖儿童高发的特殊社会时期。

另一方面，“正能量谣言”的传播，博取普通人的心理认同的同时，次生舆情的多发，也令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矩阵，在时效性等竞争下抢发推波助澜，在公安部辟谣之后，仍有主流媒体新媒体传播“梅姨新画像”，加入寻人狂欢阵营。

网络空间下，个体间也更易因“正能量谣言”信息的连接，容易突破时空限制，形成网络中有“民意”的群体，原生舆情和次生舆情都极易在网络“民意”中失控，具备空前的影响力和传播速度，从而令主流媒体陷入跟风式被动和真相尴尬。

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警方辟谣的速度难以实现同步，尤其是人贩子梅姨这类博取了普通人的心理产生憎恨、同情、认同的“正能量谣言”，令网络陷入狂欢，引发各地家长情绪恐慌。

类似“梅姨新画像”网络谣言，往往切中社会公众某个痛点，比如孩子安全问题，从而形成对网民的情感动员，加速群体能量发酵，次生舆情多发。城镇化加速进程中，隐蔽性更强的“正能量谣言”在网络上爆发式传播，不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令官民间的信任度，在不断反转的舆情中降低甚至引发危机。

3  次生舆情背后主流媒体新媒体权威尴尬

新闻传播的主体在传统媒体时期是记者和编辑;而在新媒体时期，微信、微博、手机新闻客户端等多端新媒介矩阵的出现，使得公众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由原来的单一向多样化转型，但是多样化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传播内容的自主决定、传播过程的把控不严，对主流媒体融合转型的新媒体矩阵来说，把时效性当作第一要务，从而导致新闻权威性的不确定性，面对“正能量谣言”这类网络吸睛信息，一旦进行传播，很容易形成舆情发酵和失控。

真实性是新闻赖以生存的法则，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矩阵主要责任仍是报道事实真相。新媒体多端矩阵传播中，都在谋求传播方式的转变，突围传统传播的弊端，追求时效互相转发的舆情生态下，这种刻意追求时效和效益，容易轻信同行压缩新闻事实的求证空间，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因此，一旦谣言被某一媒体的新媒体上发布，就会引发跟风转载报道，形成网络爆炸式传播。转发中若再配以暗示性、诱导性标题，舆情旋风中严重影响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的权威性。在新媒体传播形式中，公众更易从跟风报道的主流媒体新媒体信息中保持行为一致，深信并参与传播。

类似“梅姨新画像”报道，新媒体多次跟进式辟谣报道的反转，也加速了谣言次生舆情的多发。每一次谣言报道的反转，多是因信息披露不当导致，容易形成舆论激烈探讨，形成网络舆情暴力，新媒体公信力受到极大伤害，公众对新媒体陷入了信任与否的迷茫状态，也容易给“意见领袖”、自媒体等肆意评价，更多受众渴望在反转中通过发表观点、转发等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和参与性，从而使得舆情难以保持理性，出现情绪化、极端化、片面化的乱象，问题更加多元化。

每一次“正能量谣言”的爆发式传播，也多是利用了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尤其是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App等平台的多样性、及时性，多元化信息传播链条的形成，有利于原生舆情已有的渠道和受众为次生舆情的滋生和传播创造条件，容易在传播链条的某个节点对次生舆情分享和关注，其他主流媒体新媒体也会及时关注到这一节点次生舆情，可能产生一致的传播、转发，谣传速度呈现指数级裂变。

谣传速度的指数级裂变中，更容易引发更多受众对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矩阵不信任度的加深，官方和主流媒体后期辟谣等净化处理也就更加棘手，谴责媒体误导等新的次生舆情转向的持续，加剧主流媒体保持正面、客观、真实新媒介形象的“崩塌”，削弱谣言事件中的社会凝聚力。

4  探索“正能量谣言”建设性报道治理路径

从著名的谣言公式R （rumor）=I（importance）×A （ambulance）中明确可以看出，一旦信息透明清晰，谣言就失去存在的基础。类似“梅姨新画像”次生舆情迭出的“正能量谣言”，也应加强信息透明清晰。

具有极强伪装性的“正能量谣言”生成和传播过程中，也容易露出伪装，这类谣言主题多是切合公众心理的养生、食品、儿童、老人等安全和社会热点问题，以骗取公众信任实现裂变式传播，尤其是打着公益招牌的“正能量”信息。

鉴于此，主管部门可以加强管控各类自媒体平台，运用关键词锁定预判等技术手段，提高此类信息的审查力度，提高公众关心信息的透明度。“正能量谣言”往往介于“真实”和“虚假”的模棱之间，容易让人产生“宁可信其有”的从众心理参与传播，以“正能量接力”形成催生次生舆情，因此，信息透明度有利于强化此类谣言的真实与虚假界限，达到治理的效果。

政府部门在针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件时，要不掩盖事实及时信息透明，减少次生舆情发酵空间和时间，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更要及时发声，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求证事件真伪、跟进事态进展，避免盲目转发造成被动局面。

媒体融合时代，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更应强化媒介责任，引入更多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对自媒体舆情环境信息的筛选与管控，增强新媒介自律意识，加强对平台传播导向错误、虚假不实的管控，营造良好的主流媒体新媒体舆情环境。

新媒体矩阵在对包括“正能量谣言”在内的辟谣报道上，预判分析舆情负面性的同时，更应在报道中融入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倡建设性新闻报道。建设性新闻通常有两个建设途径：影响公众和改进社会。前者依靠积极的情感诉求，后者则在于有效的解决方案。“积极”之外，“解决”是建设性新闻理论又一个标签。

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在辟谣报道上，可通过新媒体技术手段，给予用户自动提醒转发警惕信息真伪和相应核实渠道，并通过大数据分析，自主对爆发性转发信息核实并就可能的次生舆情及时发布预警，减少公众盲目轻信参与传播。

西方学者就建设性新闻如何在报道中融入解决方案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首先，学者们分析了建设性新闻正面策略的价值意义。调研结果显示，“提出方案”（presenting solutions）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新闻价值，受众更容易被包含解决方案的叙事方式所吸引，从而对新闻故事本身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的认知抱持热情与正面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一诉求，PERMA策略在被引入建设性新闻时，即便面对消极的议题或者社会案件，也致力于展现事件积极的一面或者聚焦于危机的修复，从而建构美好社会的正面典范④。通过建设性新闻报道，新媒體针对谣言调查各种可能性，从多个角度审视各种可能困境提出相应解决办法，媒介素养加强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培养公众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信谣、不盲从、不参与，逐渐形成抵制谣言的民意基础，打造更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情生态。

5  总结

隐蔽式“正能量谣言”顽疾，具有超强的迷惑性、煽动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公众应保持足够的认识和警惕性，把握“正能量谣言”的生成脉络，认清其潜在危害性，利用好传播规律和传播特点，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探寻建设性辟谣报道，适应社会发展和网络需求。

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矩阵可通过建设性辟谣尝试，最大程度减少此类谣言对社会价值体系、网络生态的伤害，减少次生舆情危害的发生。新媒体矩阵也应增强媒介间的横向互动交流，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在辟谣报道中消除新闻边界，缩短各地受众获取新闻事实和解决建议的时效，寻找群体情绪的宣泄口，引导维持舆情的正常发展。

注释

①崔逾瑜，匡志达，吕诗洁：《全媒体时代谣言传播及应对策略》，《新闻前哨》，2012年第9期。

②Allport，G.W.，L.Postman，Ananalysis of rumor，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Qinter（1946-1947）.

③CNNIC：《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P020180305409870339136.pdf。

④McIntyre，K.and Gyldensted，C.，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2017，4（2）：2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