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睿

东汉末年天灾频发、疾疫流行，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豪强竞逐与土地兼并，加剧了普通百姓的负担。汉灵帝中平元年，不满于残酷社会现实的民众，汇聚在天师道的旗帜下，以张角为首领，着黄巾而起义，掀起了反抗东汉统治的大运动。黄巾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东汉的统治也一蹶不振。朝堂上宦官与外戚的平衡被打破，他们的斗争迎来了一次总爆发，并最终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名存实亡;地方上各种力量并兴，割据为王，群雄逐鹿的局面再一次出现，由此揭开了三国时代。

宦官与外戚斗争的总爆发

黄巾起义的爆发标志着东汉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但是在洛阳的宦官集团并没有意识到东汉社会的危机，依旧我行我素。

汉灵帝重用张让、赵忠等中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郎中张钧指出，张角之所以能够号召起广大民众，关键在于中常侍们“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正因为百姓之冤屈无所告诉，所以才谋议不轨。听到这样的话，汉灵帝反而斥责张钧“十常侍固当有—人善者不？”张让授意御史诬陷张钧学黄巾道，拷问致死。实际上，张让等人并非汉之纯臣，他们反而与张角有所联络，预作身后计。宦官们以黑為白，指鹿为马，善诬作恶，以佞为忠。东汉末年的政治，竞然如此荒诞。

这之后，宦官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趁着重修洛阳南宫的机会，征发郡县材木，借机聚敛。汉灵帝出身贫穷，登基后大肆卖官。他要求迁转官吏按照职务高低缴纳费用到宦官处，名日“助军修宫钱”。灵帝甚至说出“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的话来。凡此，均为执政的外戚和有正义感的士人所不满。

汉灵帝驾崩后，由外戚大将军何进辅政。何进是屠户子，出身卑微，有杀宦官以收天下人望之心。这时，代表着士人之心的中军校尉袁绍同样建议何进诛杀宦官，二人一拍即合，外戚与士人站到了同一战线上。

至于如何诛杀宦官，士人与外戚发生了争执。袁绍本来建议何进挟帝舅之威，率兵直接将宦官杀尽。何进之妹何太后却顾忌宦官势大，不能一时尽除。在此犹豫之际，袁绍又建议何进召集四方猛将带兵来洛阳，造成清君侧的声势，迫使太后同意诛除宦官。

袁绍的这个主意实在是昏庸透顶。主簿陈琳就认为何进此时诛杀宦官乃是顺天应人之举，倘若连接外兵，则会面临强者为雄、授人以柄的危险。归根结底，何进只有暂时的权势而没有真正的才能，凭借皇帝新死的过渡阶段，还能做几件随心所欲的事;倘若将各地豪杰召至京城，大家发现何进不过是个空架子，难保不会另起事端。

何进的弟弟何苗更是懦弱，他劝说何进，你我本来出身贫贱，依仗宦官之力方有今日之富贵;国家大事谈何容易，不如与宦官讲和。

何进的犹疑给了宦官喘息的机会。张让等人诈称皇太后有诏，诱何进入宫，将其挟持。何进死前，听到宦官的诘问“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虽是强辩，却也不无道理。

张让等杀死何进，袁绍等人率兵入宫杀尽宦官，宦官与外戚的斗争终于以两败俱伤而收场。此时董卓已经来到洛阳，接收了胜利果实，并且控制了朝政。他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外戚也没有宦官的新格局。

董袁曹之争

董卓宰制朝政，引发了士人的不满。董卓自知要在朝中立足，必须团结士人。于是他先为陈蕃、窦武及党锢之祸波及的诸多士人恢复名誉和爵位，擢用他们的子孙。董卓还将士人安排在朝中和地方上做官，比如伍琼、郑公业等人做了侍中、尚书，韩馥、刘岱等人担任了刺史。

董卓如此安排，没有收到人望，反而起了反作用。他安排的地方官甫一到任，就组织兵力反对他。因为董卓毕竟不是士人出身，士人们此时瞩目的领袖，乃是袁绍。

袁绍是袁安的后裔。他深知在汉末外戚、宦官并逐的时代，遵守名教方能获得最大的道德力量。果然，袁绍为母亲服完三年丧期后，又为在自己幼年时代就去世的父亲追服了三年丧。六年的庐墓生活一定是孤单枯燥的，可此举与宦官和外戚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何况袁绍出生于一个四世三公的家庭，本就是贵公子，能够如此砥砺名节，实在是大有抱负的青年。当袁绍结束丧期移居洛阳时，拜访追随他的人充满街陌。加之袁绍容貌不凡，与士人相接时又能倾心折节，因而大为天下士人所激赏。

董卓控制朝政时，要行废立事，袁绍表示异议。董卓说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也勃然怒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从此流亡冀州。董卓慑于袁氏为士人领袖，任命他为渤海太守。以渤海为基业，袁绍连接袁术、韩馥、孔仙等地方实力派起兵反董。袁绍被诸人推举为盟主，成为士大夫们公认的领袖。

袁绍代表了汉末士大夫阶层，他们多为地方豪强大族，恪守礼法，举止动作都要合于儒家道德。这一批人坐而论道很有一套，在朝廷上仗义执言也很了不起，可行军打仗非其所长。东汉末年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士大夫阶层—直处于劣势，他们并非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无力改变东汉政治的混乱局面。袁绍的登场，同样不能带来多少起色。

袁绍的联军中有曹操。曹操也是贵公子，他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所以曹操名义上是宦官之后。在重视名节的东汉末，宦官之后的出身带给他的只有社会上的鄙视。曹操偏偏不愿意顶着宦官之孙的名义苟活于世，他20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即负责首都北部区域的治安。汉灵帝宠爱的小黄门蹇硕的叔父因夜间出行而违法，被曹操抓获，当即棒杀。换言之，曹操虽然出身宦官家族，但他本人有明确的是非之心，不愿与宦官同流合污。

进一步讲，出身虽然不很光彩，但是曹操为人干练明敏，不像士人那样受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在乱世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样反而能干出一番大业绩。陈寅恪先生总结说“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很可以概括袁曹的区别。

反董联军一事无成，内部反生许多嫌隙。董卓死后，群雄并起，曹操、袁绍这对过去的盟友隔黄河为限，双方的对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上的。袁绍代表的儒学大族要求维护豪强利益，施政尚宽，实际上走的还是东汉的老路。曹操代表的一派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施政尚严，侵夺了大家族的利益。

经过官渡之战，曹操击败了袁绍，此后又统一了北方，代表着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现。不过，豪强势力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曹操在世时尚且能凭借个人威势对其加以限制;曹操死后，豪强的力量终于突破重重禁网，成为左右时代的决定性因素。

天下三分

汉末三国的历史经由各种曲艺形式得到传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诗。人们基于忠奸善恶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对那个时代的主流认识。如果注目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可以发现魏蜀吴三国建立在近似的社会基础之上，虽然不同政权内的问题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却是一致的。

曹丕、刘备和孙权建立的割据政权虽然有各自的区位优势，但面临的共同问题有两个，其一是豪强大族的分离倾向，其二是劳动力的匮乏。哪个政权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哪个政权就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曹魏土地广大，但人口却称不上众多。曹操诗作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丕诗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曹植诗言“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父子兄弟三人经行中原，目睹的竟是这番景象，令人心怀感伤。不得不说人口减少和社会生产的倒退是东汉末年动乱的恶果，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曹魏政权必须抓紧恢复生产。

曹操曾推行屯田。本来屯田是汉朝在边境地区实行的办法，士兵战时作战，闲时生产。面对中原荒芜的现实，曹操将屯田的办法移到了内地。他先在许昌周围开垦土地，后来又将此制度加以推广。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中政府与民众的收成分配其实维持了汉代的租税比，可以说剥削并不是很酷烈。

曹操还实行了士家制度，所谓士家就是兵户。兵民异籍，一人当兵，父死子继，世世不易。这个制度无疑非常残酷。自耕农为了逃避战争，往往选择依附到豪强名下，成为依附民。豪强与政府抢夺劳动力，是当时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割据江南的孙吴政权同样面临豪强林立及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吴政权在江南根基不深，也缺乏曹操那样的强大实力，加之江南地区发展水平较中原为低。于是孙吴采用的办法就是承认豪强的既得权益，与他们联合统治。至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则通过征伐山越，迫使隐居山中的汉民和各少数民族迁居平地来加以解决。

蜀汉政权的基底是荆州豪强，刘备征服益州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协调荆州来的豪强——“客”与益州当地豪强——“主”之间的矛盾。刘备临终时同时将诸葛亮和李严任命为顾命大臣，当然就是以二人分别作为“客”和“主”的代表加以平衡。

三国的建立根源于汉末的特殊历史情形，又由此衍生出了新的问题。曹魏政权最终被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司马氏政权所取代。西晋虽然重新统一全国，但是它的统治力却不能恢复到汉或者曹魏那样。

（选自《学习时报》2019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