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建，孙 珊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北方各埠先后沦陷。1939年之前因战火尚未波及南宁，再加上新桂系建设广西之需，南宁关对外贸易总体趋于稳定。1937年广州封锁和西江的停航，致使南宁海关发展的外部环境随之改变。受战争掣肘，南宁曾于1939年和1944年先后沦陷，关口对外贸易更是面临重重阻碍。在战争推动下，南宁对外贸易发展被迫发生了诸多变动。从全国范围来看，南宁作为大后方的沿江口岸，既承受着日军侵犯带来的损失，又要继续发挥其货物转运的桥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持腹地经济发展，巩固抗战大后方，保障内地军民必需品的正常运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期间南宁贸易发展总体上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目前学界对于战时对外贸易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仍不够充分①。将南宁口岸贸易置于抗战环境去探讨的，尚不为多。因此本文主要依靠《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相关史料，从全面战争爆发前与1937年后南宁口岸的发展情况入手，着重对全面战争爆发后南宁关贸易的艰难发展加以论述，通过对关口战前与战时发展情况进行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比较，从而透视这一时期战争与口岸的互动，分析由此产生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进而讨论战争对于口岸发展的影响。

一、战前南宁口岸贸易发展

南宁正式开埠之前，凭借其区位优势，就已作为“左右江农产品的集散地和西江日用品的交换中心”而活跃［1］354。近代以来随着北海、梧州和龙州的开放，南宁亦成为西南土产外销和洋货运入的重要转运和销售中心。虽未正式开放，但南宁却已成为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中的重要一环。1898年广西巡抚黄槐森上奏自请开埠，1907年得以正式开放。南宁商埠虽属自开，但海关权力长期控制在外籍税务司手中，关口执行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规定的税率办法更是便利了列强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外洋产品，所以其实质与“洋关”并无异处。需要正视的是，1907年商埠开放标志着南宁正式进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但由于其毗邻广州、北海等沿海口岸，商埠直接对外贸易长期不畅，转运贸易反之愈加繁盛。口岸功能和出口产品呈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内河转运港地位愈加突出，梧州、广州、龙州和三水等地运来的货物，除在南宁市场销售外，多经此转运至左右江各县，以及云、贵两省。出口货物也多为左右两江龙州、百色等地的土特产。

（一）1907—1931年贸易发展

1.自开商埠，稳步发展

南宁自开埠以来，因其“上控云贵，下扼浔梧，合江汇流，颇称便利”的地理位置［2］1320，大宗贸易在此得以集聚和中转。因而，南宁关在开埠当年对外贸易净值就已超过了龙州关。民国元年（1912），省会迁邕更促进了南宁对外贸易发展，时年港口贸易净值为7033825 两，较开埠以来贸易最盛之宣统二年（1910）的5385478 两计增百分之三十，使得“广西商务最盛者，首推梧州，次则南宁”［3］729。如图1所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南宁关对外贸易发展受军、政两界局势变化和旱涝灾害所累，口岸贸易发展虽不至兴盛，但总的来说不为不佳。

图1 1907—1931年广西三关贸易净值变化

2.地理优势，作用凸显

在本埠尚未开关之前，内部与周边圩镇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外部与北海、梧州、龙州和三水等埠皆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式开关后，南宁关依靠其位置优势，将本埠贸易与西南和东南省份的国内市场以及国外市场联系起来。具体有：南宁关沿左江经龙州与越南市场联系，沿右江经百色与云南一省贸易相联系，沿柳江至贵州市场，通过梧州—香港连接国际市场。因此，南宁关口成为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重要贸易集散地。

从表1 可知，南宁关在1920年之前出入各省货物的货值最盛时达138 万两，虽与梧州最盛的680 万两相差巨大，但较1908年本埠出入内地贸易已增加83 万两有余②。开关前四年全是转口货物和复进出货物，1907—1932年转运内地贸易占口岸进出口货值的74.7%。经南宁关转运的洋货除主要运入省内各埠外，多运往云南和贵州两省。以民国八年（1919）为例，南宁关入内地领子口单外国货值23万关平银两，其中运入云南一省的就占了95.7%［4］84。故而可知，南宁口岸的开放，使南宁从由左右江产品的集散地扩展为区域间产品的集散地，转口地位在本埠对外贸易发展过程逐渐凸显。

表1 1907—1919年南宁关出入内地贸易值 单位：关平银两

3.出口以农林产品为主，与腹地联系紧密

从横向发展来看，南宁关的开放沟通了桂西、桂西南与桂东市场，标志着广西市场网络向桂西地区的拓展，为桂西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渠道。以百色大宗出口经济作物甘蔗为例，“因甘蔗产量甚丰，故榨糖业颇为兴旺，每年蔗糖沿右江输出，数字甚大，在出口货中占第二位”［5］159。纵向方面，南宁口岸的开放使腹地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民国时期南宁市场圩市数目就较清代后期增加了9倍［6］36，且圩镇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受本埠地理环境和国际市场需求影响，出口产品以本省西南土产为主，八角、茴油、桐油、鸭毛等为大宗。广西作为世界八角之特产地，所制茴油几乎全部经南宁、梧州运港、转销国外。

表2 1907—1925年南宁关八角、茴油出口情况 单位：关平银两

依表2 可知，茴油平均占南宁土货净出口的14.4%，八角平均占全部出口净值的8.8%，且茴油最盛时达到出口的37.1%，足见本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所以南宁口岸不仅拉动了区域内部经济作物的外销，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市场性质的变化，使其从传统市场网络的一部分向国际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转变。不仅如此，南宁关长期土货出口值远大于洋货进口值的情况，也表明了它更多的是在为腹地土货产品的外销服务。

（二）1931—1937年贸易的发展

1931年后，新桂系集团在省内实施“三自三寓”的方针，开始全面建设广西。针对省内对外贸易发展，实施了贸易统制政策。本埠外部，九一八事变后，战火虽未波及南宁，但本埠货物转运内地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战争影响。总体而言，尚属安定。

对南宁来说，1931—1936年日军尚未攻入广西，内部虽不时受桂粤战事影响，但总的来说，局势稍安。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以后，出于“防止利权外溢，提高货物的品质，调节金融，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的目的［7］396，一定程度上稳定和发展了广西的对外贸易。从1933年起，新桂系通过银行建立了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将收购的土特产及矿产运进广州、香港市场。就全省来看，以桐油出口为例，历来作为广西对外贸易的大宗产品；对外，受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的广西特产桐油在国家市场需求量猛增，故而其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统制范围。省内实施贸易统制政策后，桐油出口量有了显著增长。1932年出口量为6869522 公斤，1933年增至11402064 公斤，较前一年增加了约66%。1936年的出口量，又在前一年基础上增加了3%［8］702。后虽时涨时降，但整体较1933年之前已有很大发展。由此可见，贸易统制政策对于广西关口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南宁关自然得以受益。从陆路交通的发展看，邕钦、邕龙公路的修建，更是密切了南宁关口与本省和广东关口之间的陆上联系。由表3 所示，1933—1936年进口洋货货值超过了出口土货货值，这主要是因为南宁关出口土货皆在梧州关转船，故在本埠以转口贸易计入。但总的来看，本阶段南宁关对外贸易发展的变化幅度不大，总体仍是趋于稳定。

二、抗战时期南宁贸易的发展

“从广西通往越南海防的交通线成我国与国外联系的唯一出海通道，广西日益发挥大后方的重要作用。因此，广西逐渐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9］3451939年日军自钦防登陆，很快南宁沦陷，西江被日军封锁，使南宁关发展受战争掣肘严重。初时因广西作为沿疆省份，战火尚未波及。再加上内地工业企业纷纷迁入广西，北方各埠市场的接连受挫，都一度为南宁关发展带来了机遇。但随着战局变化，南宁的接连沦陷，南宁口岸贸易发展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表3 1931—1936年南宁关监管进出口货物货值 单位：国币元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广西全省对外贸易整体呈“战前贸易入超均逐年减少，抗战期间入超则每年俱增”的发展趋势［10］143。南宁关战前贸易发展与全省整体趋势相比，差别很大。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开关前四年本埠以内地贸易为主，无洋贸易往来。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与梧州口岸的发展情况、开埠前本埠在区域内部市场中的转运地位以及本埠仅为内地沿江口岸等因素皆有关联，但这与本段所要讨论的问题联系不大，故不在此做详细论述。

从图2 可见，开关5年后至战前这一时期，即自1911—1932年各年均为贸易顺差，年平均出超额达100 万国币元以上。究其原因，首先，南宁关作为一个沿江口岸，市场对于关口的转运需求远大于其出口需要。其次，腹地市场对洋货需求有限以及毗邻梧州关的区位因素，故而削弱了其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动力。

依表4 数据可见，战时南宁贸易情形与全省发展总趋势基本一致，贸易情形总体上呈稳步增加的趋势，1943年之后入超值是 1942 的近6 倍，1945年的入超值较1942年增加了17 倍之多，是1938年的495 倍。入超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货币贬值；二是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南宁逐渐成为西南各省的进出口主要贸易通道之一；三是西江航运被日军封锁，省内政府施行的贸易统制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10］143。

图2 1911—1931年南宁关洋贸易情形

表4 1933—1945年南宁关贸易发展情形 单位：国币元

三、1937—1945年贸易发展特点

1937年之前，南宁口岸受内部诸多因素影响，贸易发展时断时续，贸易水平始终不高。但总的来看，口岸发展特征明显，除特殊年份外，贸易货值变化幅度不大，总体趋于稳定。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日军侵入广西以后，口岸贸易发展所依赖的内部和外部市场环境都出现巨大变动。南宁口岸的贸易发展自然也被迫做出了转变，使得口岸在总体延续战前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呈现出了不同于前的发展特点。

（一）延续性

1937年以前，南宁关在本省和西南各埠贸易交往中，一直作为沿江转运口岸而存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广州失守、西江停航后，由梧州运输的货物，逐渐减少。反之，“本埠地位则一变而为西南各省之重要交通枢纽。各种进口洋货，如煤油、汽发油、柴油、车辆、安尼林、染料、纸烟、纸等，均先运抵本埠，然后分运本省各处，以应需求，或更辗转运至其他内地各省销售。”［11］601且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月间，“敌军占据广州湾后，以往由广州湾经雷州运入大量货物乃改由越南东兴支关而入南宁。”［11］34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宁关划归国民政府管辖范围。

表5 1933—1939年南宁关监管进出口货物货值 单位：国币元

表6 1937—1945年三关贸易值 单位：国币元

（二）战时性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方各埠先后沦陷，海关贸易发展亦受到不小的影响。上海、天津、广州等传统巨埠的先后沦陷，使得近代以来长期由沿海口岸主导的贸易格局出现变动，贸易产品流向由沿海向内陆转移。各口岸受战争影响，在贸易水平和产品流向、埠际贸易联系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变动。南宁关作为战争大后方的一个口岸，在此条件下产生变化自不例外。

从发展水平看，由表6 可知，在全省范围内，除1945年外③，南宁关与战前基本无异，介于梧州关与龙州关之间。但就全国范围看，战前南宁关的贸易发展水平，长期与雷州、沙市、三都澳、龙州等关居于全国各埠之末。

表7 1942—1945年国统区海关贸易统计［12］ 单位：百万国币

但依表7 数据可见，在国统区范围内，南宁关1942年贸易总值占全国贸易总值的2.5%。1943年提升至8.7%。1944年稍有回落，降为3.1%。1945年战争结束，直降至3.1%。相比来看，贸易发展水平仍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从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流向看，受战事变化影响，贸易发展时断时续。就全省而言，关口贸易产品主要服务于外部市场，北方各埠市场受战争影响，直接影响到本关货物出口。尤其是“1938年广州和湖北两地相继沦陷，广西成为西南各省货物进出口主要通道之一，内地所需洋货，改由广西转运，因此货物频繁，进口指数大增。出口方面，广西土货向来多运销港粤一带。1938年期间日军入侵西江流域，广西主要出口线路断绝，加上政府实施贸易统制，输入受影响。”［10］143

埠际贸易联系方面，将1936年和1939年南宁输出至其他通商口岸贸易值占南宁输出总值的比重做一比较，如图3 和表8 所示可见，1936年由南宁输出至上海的贸易总值占本关输出总值的35.7%，仅次于本省邕梧之间的贸易往来。除上海外，天津、胶州、汕头、广州等地皆为南宁贸易所及之处，贸易网络较之于前，已不再仅局限于南部商埠。但受日军南下的影响，至1939年南宁只对梧州一口有贸易输出。与贸易网络范围缩小相对的是，伴随与北部和中部商埠联系减弱的同时，与梧州口岸之间联系愈发紧密。这一变动客观上拉动了内需，巩固了大后方。与出口相比，南宁关进口贸易也有明显的变化。以1936—1939年广州输入南宁贸易为例，1936年自广州输出贸易额为106745 元，仅占南宁全部输入贸易总值的2.3%，1937年增加了近12 倍。1938年受战局的影响，输入贸易值渐形低落，相较于前一年的1360876 元减少612338 元，但仍超1936年64 万元之多。至1939年自广州输入南宁的贸易值仅为各埠输入南宁总值的0.3%［13］2-11。

图3 1936年南宁输出至其他通商口岸贸易值占南宁输出总值的比重

推及具体贸易产品，1937年南宁关的转运他埠的桐油数量由1936年的2276 公担猛增至7256 公担，增加了 4980 公担［14］406。至 1938年增至 24915公担，较 1936年出口量更是增加了近十倍［15］618。虽有广西推广种桐之故，但战时大后方汽车的燃油问题的增加，也确实刺激了本埠桐油市场的发展。而主要输入内地的八角、茴香，因北方各埠市场的奄奄一息，因而出口数量逐渐减少。加之因通行受阻，由梧州转运之土货也，难以运出。可见，战事需要是导致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至于洋货进口方面，因广州陷落，西江封锁，洋货来源受阻，关口进口洋货渐形断绝［15］617。由 1939年贸易报告可知，一向为广西重要出口产品的桐油、八角茴香在本年海关转口贸易统计中却付诸阙如。

不仅如此，由于战时广西贸易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腹地经济发展也受其影响，市场货物价格变动幅度较大。战前八角每市担尚需50 元，1931年涨为 120 元，而战前茴油每市担 250 元，1931年直涨至 1250 元［8］498。但至 1945年上半年南宁光复，8月份邕宁河道畅通后，关口腹地积压农副产品亟待销售。主要的外部市场广东亦急于购入，商品交流日趋繁荣。以中国植物油料厂南宁分厂1946年工作报告—茴油报告部分为例，“战时因海口封锁茴油销路甚弱且以新旧杂陈难办，外行者不敢问津，八载之岁月茴市黯淡不振，迨今春国际路线逐渐恢复始露曙光，下游客争相问讯，大有山有欲来风满楼之势……三月间油价由126.00 而至260.00 元，疯狂之势前所未有。”［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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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战时南宁口岸的发展水平、贸易流向、地方土产的外销和腹地市场价格等方面的梳理，不难看出在战争环境下，南宁口岸受局势所迫产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动影响了本埠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的发展，阻碍了腹地内部土产外销，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本地市场活跃，拉动内需，巩固大后方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战时南宁关发展的影响

1937—1945年间，南宁关的延续性和战时性决定了其发展的艰难与缓慢。即便如此，战争环境下的艰难发展也为维护战时南宁口岸及其腹地经济发展、稳定广西作为大后方的地位和保障内地军民必需品的运输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表8 南宁对其他通商口岸输出贸易值统计1936—1939 单位：国币元

（一）对口岸——腹地互动的影响

从口岸与腹地市场的联动来看，开埠以来经纪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而战时经纪行的发展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民国时期南宁从事转口贸易的经纪行达69 家，主要是将口岸腹地的土产经水路汇集于邕，继而转运至梧州、广东和港、澳［1］356。1936年，广西因“六·一”运动，四面受阻，经纪行业曾一度陷入胶着状态。9月，争端和平解决后，经纪行业转入活跃阶段。1939年南宁沦陷后，南宁工商业者货物资材疏散不及，经纪行业存储和在途货物全部损失。1940年 10月南宁光复，1941年经纪行恢复营业，但囿于广州仍然陷落，南宁境内土产基本没有销路。第一次沦陷时期商业损失竟达4662.71 万元（法币）。1941年南宁再次沦陷，各个经纪行存储的货物，因为缺乏交通工具和运输费用，损失净尽。至1945年南宁光复后，南宁经纪业开始恢复经营［17］31-45。据经纪业老职工回忆，市场每日交易棉纱百余条，进口的印度棉花上百条，煤油上百桶……每日往下河的货船成龙，最旺时日起航大小木船 200 艘［1］358。足以可见，抗日战争使得经纪行发展备受挫折，口岸与市场的联动因此受阻，以致加剧了南宁城市商业凋敝，损失惨重。

（二）对贸易产品的影响

战时南宁关进口贸易量的激增和出口发展普遍不畅，导致贸易发展过分依赖外部市场。从国际市场来看，以桐油出口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国际市场对桐油需求量激增，桐油出口货值由广西出口商品的第三、四位一度跃居出口商品的首位［18］。本关桐油 1938年出口量也较 1936年增长了近十倍。对香港市场方面，在香港未被日军占领前，本省出口生皮及麂皮运销香港者续见畅旺。但在1942年，香港为日军所占，原南宁经广州湾转运至香港的大部分贸易即行断绝。而至于腹地经济的发展，受战争和灾荒影响，大部分腹地产品销路和产量都受到了阻碍。通过民船和小车进行货物运输的走私贸易日盛。如1943年九月份，南宁关所呈关于敌伪财政动态资料报告书中所指：“敌自我货运管理处宣告成立之后，即极力设法统制其占领区之物资。迩来沪、粤、广州湾、越南等地之货物已不易运入我自由区，虽有小部分运入，系由于边区商人雇伕以化整为零方法来往偷运之所致。”［19］227

（三）对口岸发展的影响

近代以来，对外贸易主要以沿海沿江地区最为兴盛。广西省内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则是长期以梧州为首，南宁次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宁口岸的诸多变化使得沿海各省先后被封锁，出海交通几近断绝。尤其是在广州封锁西江停航后，南宁口岸的地位曾一度是西南各省的重要交通枢纽。作为西南重要的转运口岸，南宁关在战时进行的内地贸易，一方面保证了省内土货的出口途径，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巩固了广西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其次由于水路贸易发展受阻，间接加速了省内的铁路和公路建设。1939年西江被封锁后，梧州关的进口必需品及土货出口途径就改由陆路经南宁、龙州两埠假道安南运输。1938年湘桂铁路的修建对关口向内地输送大量军民必需品提供了便利。最后，在国统区范围内关口地位有一定幅度的提升，转运内地的货物也大为增加，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内地军民用品的需求。

五、结 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应对时局需要，口岸贸易在基本延续战前发展轨迹外，也被迫做出了转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宁关划归国民政府统辖范围，作为大后方的沿江口岸，既要承担日军侵犯带来的损失，又要继续发挥其转运的桥梁作用。在这变与不变中，南宁关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口岸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巩固了抗战大后方，保障了内地军民必需品的正常运输。同时，南宁关的关口地位也短暂得到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期间，南宁口岸机遇与挑战并存。

关于此一时期南宁口岸贸易发展的评价，应结合当时环境加以客观对待。一方面，它刺激了腹地内部的桐油市场，为腹地产品的出口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关口地位的短暂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南宁关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机遇； 另一方面，过度倚仗外部市场，腹地市场活力缺乏，缺乏市场与产品的有效联动，战争局势的变动等因素都给南宁进出口贸易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注释：

①木越义则：《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抗战史研究》2013年第4 期；谭刚：《西南土产外销与大后方口岸贸易变迁（1937—1945）——以桐油、猪鬃、生丝和药材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 期；袁燮铭：《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 期等文章都涉及这一时期通商口岸贸易的研究。

②因《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1907年仅收录南宁关9 个月的贸易数据，故选取开关第二年即1908年的贸易数据进行比较。

③此年是因梧州于上年迁关，本年初梧州关的罗定、新兴、阳江分卡又被雷州关接管，7月间梧州关也为雷州关接管。所以该年梧州关贸易不畅，且无进口数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