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立松

私塾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塾是中国人梦想起源的地方，它是一种最简单最古老的教育方式，《学记》中有关西周学制交代如下：“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足以证明，塾这种教学体制在中国的源远流长。

私塾多由落魄书生、不第秀才在自家的闲屋里开设，富贵人家则延师教授自家的孩子，目的无非启蒙识字，多半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教学内容也无非是老旧的“四书五经”，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那些绝意功名的秀才们生于斯长于斯，似乎离红尘很远，却又在众生之中。他们在方寸土屋里决计天下，在凡烟俗雨中稳健固守着片刻的平淡静寂，惹不来些许垂青，却又是一个社会形态中不可脱离的基石，像一本书的页码，一幅画的浓淡，一首诗的平仄，不出众，习惯了被忽视和冷落，却绝不可少。

入塾又称“发蒙”，也即现在所说“启蒙”的本意。踏人私塾，便启智蒙心，知书达理了，虽是最初級的教育，却是最厚重的根基。蒲松龄、郑板桥，这些洒脱俗人，哪一个不是蒸腾着世上最高洁的大梦？梦醒之后，也不过七寸戒尺，一方书卷。他们教书，育人，以一己之力撑最阔的蓝天。

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有自设馆、公延馆、专聘馆三种类型。蒙馆的学童都在十岁以下，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科举人试，约等于九年义务教育与高中大学的划分。那些颓屋古树之下，风声雨声读书声，那些方寸书案之外，家事国事天下事。无边的众生，还在苦海轮回，那些塾间书卷气却经久不散，成为唯一可以成就涅槃的圣洁。

千百年翻烂了《三字经》《百家姓》，西方文明的浸透把一个民国搅得火火热热，私塾不设算术、历史、地理、化学等学科，只狭隘地授人“仁义理智信”，让那些西方传教士摇头不已。新教育于是把知识面窄、教材老套等问题拿出来说事，几千年一成不变的教育体制风雨飘摇，发展近代新教育已成了当务之急。

1901年1月，尚在逃亡地西安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决心“改革”。第一条就是下兴学诏，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鼓励广开新学向西方文明靠拢。1905年，科举制度终被废除，存在于中国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彻底崩溃。像没了寺庙的和尚纷纷还俗一样，以传授科举知识为主的经馆在科举制惨败后纷纷停闭，由此私塾的范畴里剩下的便全是蒙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成为旧学改制的蓝本，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整体与西方小学、中学、大学的近现代学制接轨。1915年，商务印书馆倡议并实施了现代教育的第一个务必遵守的强制性课程表，修身、礼仪、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等等，不一而足，成为新学的翘楚和规范，德、智、体、美、劳“五育”方针开始如鱼得水。

像男人那条被剪了的辫子一样，私塾制开始土崩瓦解。佛家信缘，儒家也信缘，缘尽了，茶凉了，人，总该散了。慈悲还在，只是新莲初绽，那方池塘里淤泥未尽，新陈交杂。朗朗上口的《三字经》和“之乎者也”被化学方程代替。新旧儒学，谁是华服谁是素衣？风摧雪埋之中，空置无人的讲桌，那些塾屋儒士，像独守空闺的女子，容颜还在，邀约却无，窗外繁花遮眼，却与己无涉。

从西周开始，塾学与官学2000余年延绵不衰，相辅相成，互为依补，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教育体系。国之双翼，智之双依，那些塾屋，传承了所有的时间责任和空间方向感，学而为人，人而为神的摇篮，只是，官学倒了，塾学也倒了，书中还有没有颜如玉、黄金屋？没什么是真正敌得过时间和进步的。毕竟，进步之中的淘汰，还是为了进步，就像秋叶之落，也是为了春之更绿。

经不用读了，但孩子们还是要读书认字的。寿镜吾先生的三味书屋，是民国时数万家私塾之一。民国时期，私塾像汪洋大海一样，遍设全国，星罗棋布，从数目上看，其数虽不比公立小学多，但其绝对数目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据民国教育部1919年底统计，该年全国初等小学性质的私塾共有近3万所。私塾的走向是向下延伸，因而地方县乡的私塾有增无减。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全国私塾仍有上万所。可以说，私塾在民国后期所存数目仍然可观，并逐渐分布到乡村，尤其是公立小学薄弱、未曾设立之处，以至天涯海角无处不有。私塾设备简陋，整个“学校”也就是一二间民房，学校所需的运动场、图书室、游艺室等，均为子虚乌有。民国时期的私塾里，先生打骂学生依旧，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把丈把长的竹竿，屋小而竹竿长，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后来做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记得：“如果背书时有些‘疙瘩，先生要求一遍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杨振宁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背过《龙文鞭影》等，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他父亲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才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

广袤乡村，那些土坯茅草的塾屋早老旧得面目全非，那些塾人也已鬓苍苍、齿摇摇，百般滋味尝遍，缤纷凡世里独守净土，却没有香火凭吊，没有名垂青史。塾，以及塾间的智者自有他们的诗意和禅境，他们不是深厦高僧，那些老屋茅舍也不是青莲静地，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起冥思静坐，参禅了悟，尘间往来，不过为了各自的归宿做各自的奔忙，而那些静态的人和物，却广植莲荷，洗人心目，在最阴暗的角落里，为一个国家，养千秋百代的功绩名人。

民国后期，大力推行私塾的现代化改造，民国教育部在保留私塾的前提下，对私塾做出了改良性的规定。比如规定私塾基本课程为：一、国语（包括读书、作文、写字）;二、常识（包括社会、自然、卫生）;三、算术（包括笔算与珠算）;四、体育。

民国，是私塾的最后一站。像一位仗剑独行的侠士，远远地从上古一路奔涉，在终点，歇歇行踪，掸掸衣襟上的尘嚣，打点已毕，起身离座，回首一笑，向来处去。塾，是儒家的末路英雄，那些侠之大者衣上花香，夹着酒痕，风骨虽已不再，却还是风度不失，虽败犹荣的胜者，在时间之外，供养并继续供养着一个民族的人格营养。

会馆

1924年，中国通俗小说第一人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开始在《世界晚报》上连载，作品受到热烈的追捧，很多读者为了先睹为快，居然每天下午到报馆门口排队等候当天的报纸付印，而且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风雨无阻，无一日间断，一举成就了张恨水“中国鸳鸯蝴蝶派小说鼻祖”的地位。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宣武门南面的“宣南会馆区”。1930年，张恨水的另一部鸿篇巨制《啼笑姻缘》，故事同样发生在这里，那样精巧迷醉的故事，无非是作家每日里耳濡目染的常态生活。那时候，张恨水就住在宣南会馆区的“潜山会馆”，熟悉他的人应该知道，他是安徽潜山人。

“宣南会馆区”是民国中期的一个特殊产物。

满族人打马进北京后，实行的是“旗民分城而居”，汉人没资格与满人同居北京城内，于是便沿着北京城的九大城门形成了密集的居住区。当年的士子们与朝廷接触最多的部门自然是掌管科举的礼部，而礼部又离宣武门最近，为了“办事方便”，众多的汉族士子便在宣武門外结舍而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以文人为主的居住群体，史称“宣南会馆区”，由此作俑，全国各地渐渐都在通事处开建乡风乡俗的会馆。

会馆是清朝中叶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半旅馆式的公益性居处，多为同籍旅居异地的乡党出资兴建，供同乡或同业聚集寄居的住所，以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最早是商馆，由游商各地又财力雄厚的商家们兴起，后来是供进京赶考的士子暂居备试的“试馆”，再后来，便形成了主要以地域划分为主的会馆了。这种会馆只要是同乡人便可免费人住，多以慈善救济帮扶为主，成为异乡人梦里盼归的天堂。用一间房子就想锁住故乡，这错觉真的太美了点吧？

1831年，浙江人周福清进京赶考，就住在宣武门外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后来钦赐翰林，从此步入仕途。八十年后，他的孙子周树人也赶来这里，在绍兴会馆里写出了一篇篇震撼民国的坚硬文字，《呐喊·自序》中说，绍兴会馆“有三间屋，相传往昔曾在院子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高不可攀了……”“大风撼屋，几不可睡”。

著名的教育家、鲁迅的同乡蔡元培，在1891年赶考时也同样住在绍兴会馆。“民国红人”胡适，美国读博归来任教北大期间，则住在绩溪会馆，他是安徽绩溪人，最初几年，胡适尽管撰文或社会活动频繁，绩溪会馆却给他无尽的温暖。毕竟即便是远在京师，也要有落叶归根的感觉才踏实。

当时，北京有会馆超过一千所，小的会馆只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大的会馆则由十几个跨院儿组成，内有亭台楼阁，可容纳数千人团拜、聚会。当时的会馆有三个等级，省级、府级、县级。湖广会馆是宣南会馆区最热闹的地方。园中竹木荫浓，花草繁盛，并堆有假山、太湖石等，成为京城人文一大胜地。每当华灯初上，静谧的湖广会馆便热闹起来，这里是旅居北京的两湖大员商贾固定的正月团拜和聚会场所，日日同聚一堂，喝酒联欢，并不时邀请京都的名伶大家登台献艺。戏楼在会馆的前部，北、东、西三面有上下两层的看楼可容纳千人，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等名角都曾在此开锣唱戏。

辫子军头目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发迹后，对家乡父老照顾得那叫一个周到：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和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出钱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一口气建了五个，东、西、南、北、中各一座;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在里面唱戏，灯火通明，恍若白昼。

1905年科举一废，再没有进京赶考的士子们蜂拥而至，辛亥革命炮火一开，商家们更是纷纷转移到相对太平的江南行商。清帝退位后，首都迁往南京，一时间各地会馆门可罗雀，众多的会馆便纷纷关门或是转租，失去了同乡而居的本意存在。

但是新局一开，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京城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校，同时，媒体宣传业也异常发达，这里一下子涌人了众多的文化人，教师、记者、编辑、作家，会聚一处，翻译家兼诗人的邵洵美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一口气翻修了三十余家会馆，聚集了当时顶尖的文学巨匠，把北京打造成除上海外中国最繁华的文化基地。会馆便又有了用武之地，落拓政客、知识分子也把这里当作落脚点，鲁迅本人也是直到1919年和弟弟周作人合买了一所四合院后才从绍兴会馆搬走的，先后在宣南的绍兴会馆共住了七年时间。

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文化和政治的风暴眼。七百年皇都盛容，以及由此带来的全国性大包容中的地域风格，都在这些标志着各省各地风土人情的会馆上一览无余。北京政治地位被南京抢去了风头，反而彰显了会馆带来的地域特征，被战争和政治动荡驱散了商贾之后的会馆，更大的意义上，成了文人们“笔作投枪”的主阵地，从而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把中国文化推上了一个几乎是无以复加的新高度。而在这其中，会馆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它把每一个渐行渐远的故乡，都刻在旅程之上，让所有的流浪，都有了具体的方向，望见会馆，也便似些疲惫干渴的花儿，饮了晨露一般畅快鲜艳得饱满起来。

每件事物，总会渐次衰败的，会馆也不例外，而回忆衰败显然很残忍。新旧军阀战乱不止，文人们也无法再坚守，纷纷向江南转移，战乱年代，人人自危，谁还有进京看风景的闲心？乡音未改，只是聚拢乡音的理由渐渐散失;年年岁岁，没有谁吩咐什么，只是秋风如帚，把落得满眼满城的乡情游意刷洗得支离破碎。

会馆无人，自然就疏于管理修缮，至上世纪30年代后期，各地的会馆大多被转租或变卖，被战火摧毁的更不计其数。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关于会馆修正管理之训令》中称，“十余年来，屡经事变，各省会馆所公举董事、委员不免因事离京，或虽有董事委员而不克尽其保管之责任，以致被盗卖侵占之事，不一而足。”

中国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会馆，是1956年1月，完成了移交手续之后的广东会馆，从此，中华大地上再没供士子和商人们免费使用的会馆了。

责任编辑：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