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修峰

在乡土中国时代，祠堂和会馆都是热闹而严肃的场所。如果说祠堂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性建筑，那么会馆则是以地缘为纽带的地方性建筑。

在我国的建筑史上，会馆数量众多，建筑独具特色，通常大多仿照庙宇式建筑，设有门坊、戏楼、看厅、大殿、厢房、客房、膳食房、长廊、水池、花园、钟鼓楼等；每座建筑物的构件上，遍布雕饰，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山水树木、花鸟虫鱼、珍禽异兽、亭台楼阁、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等，无不入画。这些会馆集建筑、雕刻、彩画之大成，是极其珍贵的建筑艺术宝库。

“北漂”据点

会馆始设于明代前期，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这些设在北京的会馆，相当于现在的“北漂”据点，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南方的工商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人们有了钱，生活温饱后，倡导读书。因为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所以当时的学风极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纷纷捧书苦读，以图功名。每年考试之时，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一般，有的还很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因为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是在这两朝资本经济得到鼎盛发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大大小小共四百余所。这些会馆大多建在前三门外，以宣武门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会馆区。到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科举制度被废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学生，继续使用会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排挤政敌；协调工商业务、应对同行竞争；联络同乡感情、抒怀政治见解。当然也有暂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时的乡亲和故人，来此或集会、或宴请、或祭祀乡贤、或照顾乡民、或联络乡谊。总之会馆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同乡会”和“行业工会”性质的场所了。

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就和“北漂会馆”有着密切关系。康有为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撰写《上清帝书》，在安徽会馆内成立“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甲午战争后，再撰《上清帝第二书》，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内，在会馆内撰写诗文和信，与朋友志士抒谈维新。

那时候，这些设立在北京的会馆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湖广会馆还留下了张居正、纪晓岚、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的足迹。1912年5月，鲁迅先生去京，在绍兴会馆住了七年半，在那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许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泽东到北京后曾居住在湖南会馆，在会馆的戏楼里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如今，这些会馆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至清中叶，北京公开演戏的场所很少，大部分戏剧的演出是在会馆的戏楼里举行，所以，较大的会馆都建有戏楼。清初，在北京的会馆戏台上诞生了两部不朽的剧作，一是洪升的《长生殿》，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清末民初，专业演出的戏院、剧场纷纷建立，会馆的戏剧演出才渐渐衰落。但会馆的戏剧活动，在北京戏剧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乡土之恋

会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在数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动荡中，作为“乡土之链”，始终呵护着侨寓异地的商人游子，特别是在战乱等多事之秋，会馆为同籍人士提供了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寄托。因此，这个“乡土之链”也可以是他们的“乡土之恋”。他们要么在会馆里欢聚一堂，共致庆贺，融融乡情当中，也融进了浓浓亲情；要么设善堂、施钱施粥、举办义学；要么赈济鳏寡孤独，承办同乡的殡葬事宜等等。

会馆在乡土中国时代，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会馆经常是流入城市的同乡们为适应城市环境而设置的，有时乡村人也模仿这种形式在农村设置会馆，把会馆看成是适应社会形势和追求进步的产物也许更为合适。

最初的会馆多属同乡会。明中叶以后，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这些移民会馆同时又是本籍同业商会组织，其功能为维护本籍客商的权益，协调市场竞争和客地社会的各种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起了某些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近似现今的商会和驻外办事处。

会馆的组织是相当完善的，从理事会到客长、会首，再到长班、总务、勤杂等，职责分配也是相当清晰的。会馆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籍人事业成功和弘扬道义的象征，于是捐助会馆往往编入地方志的义行之中，捐助能倡导一种向善好义的社会风气，保持优良文化品德的延续。会馆的初建者把对传统美德的继承放在首位，而会馆的后继者们也多受熏染，提出“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等等继承发扬前辈美德的口号。

各大会馆都供奉自己的神灵。由于地域不同，供奉的神灵也不一样，湖广会馆供奉大禹，福建会馆供奉妈祖，江西会馆奉祀许逊，浙江会馆奉祀伍员，广东会馆供奉慧能，陕西会馆祭祀关羽称“三元庙”，而山西会馆祭祀关羽称“关帝庙”，云贵公所里也祭祀关羽，从中可以看出移民信仰的差别。会馆越向后发展，越谋求政府的承认，有的申请备案，有的求其庇护。会馆的神灵崇拜也从初发期的单纯乡土神的崇拜日渐过渡到崇祀乡贤、名士的阶段，从单纯地寻找纽带发展到进一步谋求教化。

各个会馆都有章程，一切会务照章办事。按章程推举有财力权势的头面人物充当会首主持会馆日常工作，除商业事务外，还要开展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每月初一和十五是例行会务，逢年过节要办会酒，祭祀会馆的神灵和乡贤，举行宴会和演戏娱乐。会馆一般都把戏台设于其显著位置，各地戏曲娱乐活动得以在节日的会馆戏台上一展其姿。

虽然会馆是传统的，商会是近代的，但会馆有许多与商会一致的追求，在会馆里一样有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碰撞与对接，会馆始终自觉地奉行积极进取的宗旨，从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中既保存了传统，又推进着社会变迁，在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会馆功不可没，在当今的海外华人社会中，会馆依然存在，并且仍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