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乡下女人，很穷。从小到大，她对于幸福的回忆，不是出嫁的那一天，不是儿子生下的那一刻，而是她吃过的有数的几顿红烧肉。在当时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可羞耻的是，曾经富裕过的人被称作地主或者富农，被没收了土地，被没有富裕过的人监督劳动。

这个乡下女人真的非常穷，她家里的炕上一年四季只有一床薄而破的被子，被子下面一年四季垫着一条芦席。她只有一双干净像样的布鞋，用作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时穿——光着脚穿，她没有袜子。当然，她更不可能有牙刷、牙膏、指甲钳之类的东西。

这是1967年的中国，距今不远，想忘也忘不了。

问题不在于她的穷，在于有另外一个女人背后嘀咕她：“连袜子都不买一双，敢情真想做赤脚大仙？”

这一句话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是个自尊要强的女人，曾经在脱盲班里学到过一些“学问”，譬如：地球椭圆形的，在宇宙里像一只鸡蛋那样无休无止地滚动;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等等。但是很多很多的“学问”在脱盲班里是学不到的，譬如人和人之间怎样协调相处。

她既不能一笑了之，也无法去找那个背后说三道四的女人吵上一架。问题是她没有钱买袜子。

她思来想去，想到一个主意。那是冬天，已经过完春节了，她的儿子在学校里读高一，十八岁，功课很好，好到同班的一个女同学送了他一支新的钢笔。还有几天他就要从高一升到高二了。这个女人把儿子叫到面前，告诉他，读到高中毕业，又能怎么样呢？十八岁，是帮家里挣工分的年龄了，某某的功课不是比你更好，去年就不读了，帮着家里挣工分，还订了一门亲。

她把儿子的几个学费揣在怀里，不顾一切地朝集市上走去。集市上有一家商店，方圆十几里唯一的一家商店，大号叫“××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供销社里每一个营业员都像本地的干部一样有权。

女人要了一双深灰色的腈纶袜子，仔细打量之间，心里又有了盘算，买了一双袜子，不过是跟别人一样有了一双袜子，不过是逢年过节穿一下。这好像不是一件特别划算的事。

她放下袜子，就在供销社里转悠开了，转完供销社又到集市上转悠。不觉天就黑了。她看见集市上一下子冷清下来，就昏了头，心里敲响了锣鼓，越敲越响，越敲越乱……她想到该回去给儿子丈夫弄一点糊口的高粱粥汤的，想到有点对不起儿子，想到她这么个又穷又傻的女人，却生了个聪明听话的儿子。突然间，这个女人做出了一个行动，买了两斤猪肉。她要烧上一锅子红烧猪肉，与丈夫儿子一同端到门外去吃，让全村的人都看见她家在吃猪肉。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进了村，她上了一趟茅厕，把肉拴在茅厕外面的木棍上，她出来的时候，肉不见了。

但是她这个人还在。这个人从此就负载着一个沉重的任务，她要为失去的两斤肉喊冤。她不上工，不下灶，几乎不吃不喝，每天站在她家里的屋门口，脏话连篇地骂，骂谁偷了她的猪肉。村里的女人一股劲地劝，告诉她，谁都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也许那块肉被饿狗拖跑了。

她转而骂狗，听上去就像在骂人，比直接骂人还难听。这回没有女人去劝了，因为种种迹象已表明，她疯了。她成了一个疯女人。

儿子运气比他好。他回乡务农后，当了队里的会计，那个送钢笔给他的同学是大队书记的三女儿，有点心脏病，有点哮喘，眼睛有点斜视，但他还是娶了她。因为她是大队书记的女儿，而且没有嫌弃他的疯妈。这样他二十岁不到就结了婚，结婚后当上了他那个队的小队长，管着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号人。

我在《司马的绳子》里这样提过，后来，大批大批“下放”的人开始返城。我们一家回去了，唐叔叔吃了官司，他的老婆拖儿带小地也回去了……

唐叔叔为什么吃了官司？他杀了这个乡下疯女人的儿子，管他的生产队小队长。

这件事大家口口相传，疯女人的儿子和姓唐的老婆有了男女关系，姓唐的就用一杆猎枪毙了小队长。

唐叔叔大名叫唐雨林。祖父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那杆猎枪据说就是他留下来的。唐雨林的老婆叫姚妹妹。姚妹妹上头有五个哥哥，到了她终于是个女孩子了。父母亲又喜又怨地，索性把她叫作了姚妹妹。姚妹妹到了四十岁还是姚妹妹，会赌气，会俏皮，会耍赖。圆而白的脸上，总是带着一副观察的神情，观察的目的是在该笑的时候奋力大笑。结婚晚。她三十九岁的时候，女儿才九岁。女儿喜欢在小辫子上系两只蓝蝴蝶结，偏偏她也喜欢在两根大辫子上系两个蝴蝶结，也喜欢蓝。于是，她这样跟女儿商量：

“囡！蝴蝶结是大人戴的。妈给你头上扎一条宽宽的红带子吧。”

女儿不干。女儿搬来了父亲唐雨林。唐雨林这样跟老婆商量：“乖妹妹。你们两个人换一换，她戴蓝蝴蝶结，你扎宽宽的红带子。”

姚妹妹不干。唐雨林哄劝了半天，口干舌燥，伸出巴掌，恶狠狠地扇了她两大巴掌。姚妹妹的眼泪还未曾干，她的爹妈就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跑来了，坐在客廳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带大一个女儿不容易啊！生下她也不容易啊！从来不舍得打她一下，现在倒好，送上门去给人家打耳光了。”然后，她的五个哥哥也来了。

有客人上门，唐雨林总是这样介绍老婆和女儿：“这是我的大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儿。”

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个人是棒打不散的赌友。这三个人是好汉，好汉们各有特点：司马是智者，我父亲是仁者，唐雨林是侠者。唐雨林脾气火暴，除了对老婆没办法，什么样的人他都不怕。有时候他会带着那杆猎枪去赌，所以，赌场上的小人见了他退避三舍，不敢赊账，更不敢做手脚。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政府把大批城市居民迁徙到贫困地区，称为“上山下乡运动”，民间把这个运动叫作“下放”。唐雨林、司马、我父亲都在1969年那年“下放”在三个相邻的县，也从这一年开始，三个人约定：每年的大年初一下午聚合到我父亲家里，豪赌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分手。为了一夜豪赌，也为了老友相聚，唐雨林要顶着寒风，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子。一个半小时是指正常的行驶时间，不包括他在路上打猎的时间。我们记得他当时的样子，背着猎枪，满脸通红，双目发亮，鬓边汗湿着，自行车后面捆着年货，年货里有他即兴打来的野物。我们老远就冲着他咧开嘴巴笑，他的口袋里还装着白果，他教我们如何把白果埋在灶膛热灰里爆着吃。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白果爆裂的声音特别像他放屁的声音。于是，我们扔下白果，爬到他的身上，把他揍到求饶。

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像个杀人犯的样子。

姚妹妹跟着丈夫“下放”那年恰好整四十岁。她一点也不伤感，她认为将来会有许多变通的方法。但是唐雨林心情沉重，这儿太穷了，太穷的地方总是像死一般寂静，他不喜欢这种毫无内容的寂静。他跟在向导后面，不动声色地打量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当地人，在赌场上他就经常用这种目光打量对手。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他走着走着，就和那个穷女人的儿子碰上了。

穷女人叫李杨氏，她的儿子叫李东方。李杨氏疯骂了三年，恰巧在唐雨林一家来的这一天清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能清醒多少时候，赶紧梳了头，烧水洗个热水澡，穿上鞋子，乘着清醒又自尊的时候，急急忙忙地跳河了。

她跳河的地方忽然熱闹起来，许多人朝河边跑过去，又围着河嚷嚷：“死了，死了。死透了。没用了。”向导扔下唐雨林一家过去看热闹，一会儿过来说：“死的是小队长的老娘。三年前丢掉了两斤猪肉，就疯了。听说今天醒了，梳个头，洗个澡，穿上鞋子，就投河了——洗什么澡？多此一举，反正要投河嘛。”

于是，唐雨林看见了李东方，李东方就看见了唐雨林的那杆猎枪。他一愣，眼里露出惘然的神情，一时竟无话可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猎枪，这杆猎枪看上去与本地民兵训练时用的“三八”式步枪有很大的不同，它很华丽，带着城市里陌生的富足的气息，隐隐地还透着某种异国情调。它咄咄逼人。他不知道对它说些什么。

他黑而瘦，裤管和袖管看上去空荡荡的。从后面看，简直看不到屁股在哪里。肩膀高而宽，显得整个人像个“T”形，硬而且冷，设着一道防线。但是他的神情却是不设防的，他细长的眼睛里流露出对什么都认真的样子——什么都认真，却什么都不准备问的样子。眼梢略略上扬，眼眸晶亮，令人想起某种驯顺的食草动物。另外，他经常随着外部情况而变换表情，这个习惯使他像一个没有多少心思的孩子。

这是唐雨林一家和李东方初次见面的情景。说实话，唐雨林有点看不起这个顶头上司，但是他知道不能流露出这样的感受。唐雨林阅人多多，唐雨林百战百胜，唐雨林从不伤害好人。何况他一开始就看见了李东方丧母的悲伤。

但是姚妹妹在伤害人了。姚妹妹皱起了鼻子，说：“脑子有问题吧？我妈总说他们的脑子是有问题的。你看看，两斤猪肉……两斤……又不是两百斤。”

她的女儿问：“两斤？两斤是多少啊？”

姚妹妹说：“两斤嘛，比一斤多一斤。”

她突然大笑。两斤，比一斤多一斤，这样的回答确实让人想起来觉得好笑。这样，唐雨林就不得不板起了脸，说：“姚妹妹，人家悲伤的时候，不要这么大笑。你要是还这么大笑的话，我以后不让你吃猪肉。”

现在是初冬。一到冬天，这里更是寂寞荒凉。

唐雨林看了队里分给自己一家三口人住的茅屋后，很快就给自己描绘了一幅前景。夜里，点起了煤油灯，他一边吃着灶上烧的米饭，一边这样想刚才描绘的前景，冬天，做什么样的事最美呢？吃饱了饭，穿得很暖和，坐在无风的太阳底下，嗑姚妹妹炒的葵花子，喝着城里带来的五窨花茶，听女儿唱简简单单的儿歌。要过这样悠闲的田园生活，前提是回避掉田里艰辛的劳动。当然，这样会有麻烦，因为所有的“下放户”从第一天到农村就投入了劳动。

李东方是个认真的人，他的娘投河第二天，尸体还停在家里没有发丧，他就下田劳动了。一天劳动结束，他没有看见唐家的人。于是，他故意绕着路走过唐雨林的家门口，不吭声，不回头，给唐雨林看一个僵硬的后背。他是小队长，唐雨林知道会有一些麻烦，他必须跟这位李东方达成某种协议。

李东方的娘下葬那天，唐雨林也去吊唁。他扛着那把猎枪，大刀金马地朝桌子旁边一坐，人群哄然一声朝后退避，像潮水一样，留下了搁浅的李东方。李东方和唐雨林在空无人处面面相觑，中间搁着那把猎枪，都有些慌张。突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给了对方一个微笑。笑的含义是各不相同的，突如其来的尴尬境地让他们有了第一次和善的交流。

唐雨林这一天收获颇丰：李东方一个半生不熟的然而友善的微笑;一只野兔子;一只五彩斑斓的野鸡。他把猎物扔到姚妹妹脚下，说：“去！用盐腌了，挂在风口上吹着。改天请李队长来吃饭。”

李队长来吃饭的情景值得一说。他穿上了新褂子和干净的解放鞋，两只手背在身后，耷拉着脑壳，扛着一对瘦而笔直的肩膀，来到唐家大门口。他小心地叫了一声：“老唐。”

老唐和妻女都在灶房里忙活，没有听见。他站在那儿缓慢地转动着脑袋，认真地四下里看了几眼，不知为什么突然一惊，迅速地几步跳到了屋后。过了一会儿，他看上去轻松了，浑身从脖子那儿开始松弛，松弛的结果是，他慢悠悠地蹲下了，眼睛看着河边几根没有收割的芦苇。

唐雨林和姚妹妹轮流到大门口去张望，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唐雨林心中焦躁。姚妹妹说：“不会掉到河里去了吧？”唐雨林刚想责备她几句，就听得女儿惊喜地大叫：“找到了。”——她在屋后找到李队长了，并且拖着他的袖子不放。

唐雨林跟着姚妹妹笑起来。

趁着吃饭，唐雨林和李东方达成协议，他可以暂时不出工，替李东方管教队里的几个痞子。那几个痞子老在集市上转悠，喝酒赌钱，扰乱地方治安。

这顿饭，姚妹妹喝的酒比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还多。酒至酣处，她撅开丈夫跟李东方发牢骚：“说什么我也要离开你们这个地方。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我说的话都是真话。我为什么敢说真话，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小，父母哥哥都宠我，所以，我胆子大，不怕得罪人。我这个人天生有福，从来没有吃过亏。你是农民阶级，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应该说真话。你们这个地方真是野猫不拉屎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保证你没见过小笼汤包和虾仁烧卖。”

李东方神往地问：“虾仁烧卖是什么？”

唐雨林从来就管不住姚妹妹，看上去她还要发表许多言论。他看一眼李东方，发现他听得津津有味。唐雨林一向是不喜欢应酬的，尤其是像李东方这样的人。于是他想，让她说去吧，也让李队长听去吧。

他站起来对好脾气的李队长说：“她这种言论，该枪毙。交给你好好教育，我要溜之大吉了。”

唐雨林提着枪出去了一阵。傍晚，他一无所获地回到家。姚妹妹在房间里睡觉，圆脸上睡得一团粉红。厨房里，李东方还呆呆地坐在那里，看见唐雨林走进来，脸上什么表示也没有，站起来就走了。唐雨林走到屋子外面，问踢毽子的女儿：“你妈下午怎么了？”

女儿说：“下午没怎么。”

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人中，我父亲是仁者，司马是智者，唐雨林是侠客。这三种人，只有侠客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既有令人生畏的铁石心肠，又有无处不在的悲天悯人。

唐雨林遵照与李东方订下的协议，每日到集市上去转悠。那几个潑皮确实难缠，但唐雨林是何等样人，连吓带骗，没几天就把这帮泼皮收服了，令他们不再扰乱百姓。他也确实向他们动过武，那是他实在生气不过，把猎枪搁在一边，捋下几根柳条，狠狠地揍他们的屁股，把他们揍得四下里逃窜。后来，他就给他们表演枪法，谈城里的见闻和吃穿用度，给他们做红烧野鸭煲西瓜野鸡盅什么的。如此不出半年，他就是几个泼皮家里的常客了。他们在一起有许多事情可做，譬如打猎、赌博、空谈。他们都觉得相识是缘分。

唐雨林对泼皮们说：“有时候，我是你们的朋友……”

泼皮们响应：“是朋友啊！”

唐雨林又说：“有时候，我是你们的爹。”

泼皮们再次响应：“是老爹啊！”

这种富有层次的关系肯定给唐雨林带来了莫大的愉悦，不然的话，他为什么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呢？不想姚妹妹炒的南瓜子，也不想城里带来的五窨花茶。

他冷落了姚妹妹。

姚妹妹确实是在这时候与李东方好上了。一件看上去极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一件非理性的事件，一件考验人类智商的事件，一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的事件。每当这样的事件发生后，我们冥思苦想，智商受到极大挑战。我们只能这样猜度：这是不正常的事件。

初夏的一天，唐雨林如往常一样，扛着枪到他一个小泼皮家里去。坐在人家屋外的苦楝树下，喝酒猜拳，热闹到半夜，他觉得露水渐重，就对泼皮们说：“散了，散了吧！”泼皮们上来按住他，说：“你老人家不是说今晚要住这里吗？”唐雨林诧异道：“我什么时候说了？”泼皮们一齐回应：“你说了。”唐雨林一头雾水，抓耳挠腮地想了又想，最后还是果断地站起来说：“没说。回去！”

他说走就走。

泼皮们跟在他后面，不住嘴地劝：“住吧，住吧，老爹！再睡一刻天就亮了，不在乎这一时半刻地赶回去。”

唐雨林不理睬他们，他心里一个劲地想赶回去。他突然发现，这世界太空旷了，令人想起一些让人不安的物事。

他大步流星地走了片刻，觉得身后有异样。回头一看，泼皮们全都跟着他，默默地，像一群鬼魅，难怪他听不到声音。他生气了，把枪从肩膀上卸下来，举起枪柄作势要打过去。这一次，没有发生他预想中的逃窜场面，泼皮们不动。他们庄重地说了这些话：

“那我们就不送老爹了。”

“老爹，你留神脚下，慢慢走！”

“不管有什么事，老爹你明天一定要过来喝酒。”

雾渐渐地深了，漫过了路面，淹没了唐雨林的脚，四周围全是湿淋淋的麦田。湿透的麦苗在深夜里也醒着，发出异样的香味。有一点风吹过来，卷不动浓重的雾，却把唐雨林的脸吹得冰凉。

到了家。

家是三间草房，冬暖夏凉。西边是吃饭的地方，女儿的小床安在中间，他和姚妹妹的大床在东边，那是他的天堂。

天堂里有了陌生的声音，这就是泼皮们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不想放他回家的原因。

唐雨林愣在窗口。

他听到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姚妹妹说的：“我家老唐说我的皮肤像天鹅绒。”第二句话是李东方先生说的：“天鹅绒是什么东西？”

唐雨林把枪倚在窗子下面，走到邻居的屋后，那里有一座隔年的麦草堆，他坐下来，偎在草上。他有些后悔回来了，按照惯例，过了半夜，他就住在别人家里了。

一觉睡到大天亮，唐雨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去。姚妹妹在厨房里烧粥。唐雨林走近她坐下。枪就靠在墙壁上。唐雨林对姚妹妹说：“你过来！”姚妹妹看了他一眼，坚决地说：“不！”唐雨林再次命令：“过来！”姚妹妹再次拒绝：“不！”于是唐雨林问：“是不是你比我有道理？”姚妹妹看都不看他一眼，说：“我要把粥烧好。”唐雨林无可奈何地说：“好吧，等你把粥烧好，我就狠狠地揍你一顿。”姚妹妹说：“你揍吧！”

过了一会儿，姚妹妹把粥烧好了。她拿了酱菜和筷子放在唐雨林的面前，盛了满满的一碗烫粥端过来了，到了唐雨林面前，她跪下了。认真地跪着，把粥放到他的桌子上，然后把脸伸过来，说：“你打吧。打了，大家就好过了。”

唐雨林想，我要上了这样的女人，就得为她放弃正常生活的愿望。美貌的女人会害死男人，头脑简单的女人也会害死男人。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会害死两个男人的。他伸手摸摸姚妹妹散乱的头发，心情沉重地告诉她：“你这是送人家死啊！”

侠者唐雨林一手拉起姚妹妹，把她拉到自己的腿上坐下，一手端起粥碗，“呼噜、呼噜”地一气喝完。然后，一手推开粥碗，一手推开姚妹妹，提了猎枪就走了。

他在李东方必经的土路上候了三天。第四天，李东方出现了，空着两手，一脸憔悴，裤管和袖管看上去更空空荡荡了。

奇怪的是，面对猎枪，他的神情竟是坦然的，眼眸还是晶亮的——亮得和先前不大一样，先前是认真，现在有点像是营养不良。好像是几天没吃没睡的样子。唐雨林知道，三天，足以让这个疯女人的儿子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他和他的母亲一样固执。

唐雨林放下枪，让他说话。

他说话了。他的语气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的，没有任何让唐雨林挑剔的地方。

“我是该死。”他慢吞吞地说道，“但是有一件事我搞不清楚，死不瞑目。”

唐雨林点点头。

李东方面不改色地说下去：“什么叫天鹅绒？”

唐雨林又端起枪：“天鹅绒是一种布料。”

李东方呆滞地看着唐雨林的枪。

唐雨林想，毫无疑问，这是个阴谋。他在乞命。唐雨林再次解答：“滑溜溜的一种布料，有点像草地，有点像面粉。”

这一次，李东方的脸露出了唐雨林熟悉的迷惘，那种真实的迷惘，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毫不掩饰的迷惘。唐雨林想，这确实是个阴谋，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阴谋。这个阴谋里有着让人不可忽略的愿望，你无法让一个人带着真正的遗憾死去，况且这个人有过那样的母亲。

唐雨林放下枪，点点头。李东方慢慢地离开了。

现在的问题是，唐雨林必须让李东方明白什么是天鹅绒。如果李东方拒绝明白的话，唐雨林的计划将变得遥遥无期。

唐雨林扛起枪回家了。他从不后悔。

这一阵子，唐雨林和李东方两个人都很忙。一个忙于教，一个忙于学。学生老是听不懂，老师老是教不会，好在两个人都不着急。那一阵子，村子里的人都看见了这两个人垂头丧气的模样，经常有人问李东方，你在干什么呢？李东方就沮丧地说，我在想事呢。也有人问唐雨林，你老人家在干什么呢？唐雨林就恶狠狠地说，想事呢。于是很多人都说，他们都在想姚妹妹呢。

这样过了一个月，唐雨林知道李东方确实无法明白天鹅绒是什么东西。这个叫李东方的男人已经越过了死亡的恐惧，专注于某一样事物的研究。这种特性与他的母亲是一样的，坚韧和脆弱相隔着一条细线，自我的捍卫和自我的崩溃同时进行着。

唐雨林明了这一点。他怜悯李东方。

又过了一个月，已经很热了。有一天的傍晚，唐雨林站在屋前眺望落日。西边的天空上不断变幻色彩，从橘红到橘黄是一个长长的芬芳的叹息，从橘黄到玫瑰红，到紫色，到蓝灰，到烟灰，是一系列转瞬即逝的秋波。然后，炊烟升起来了，表达着生活里简单的愿望。土地上生长的每一样庄稼、每一棵树、每一丛草，都散发出生命的气息。生机是这么直白而一览无余，令人感动。

唐雨林当天晚上就出发回城里了。他的心越来越柔软，再不行动的话，也许他就要放掉李东方了。

他到了城里，所有的布店都没有他要的东西。他又到了上海，上海有他的一些曾经发达过的亲戚，他小时候见过几位女眷用过天鹅绒的制品。在上海一无所获后，他又到了北京，北京的亲朋做着不大不小的官。不大不小的官说，这种布料非常稀少，相当大的官才能购买到。

他一无所获地回来了，但他给姚妹妹带来了扎辫子的绸带子，给女儿带来了一只小布娃娃，给那群泼皮们带来了几瓶酒。和去时一样，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傍晚，要暗不暗的当口。他已经看见李东方放工回家了，他在自家屋后的菜地里干活儿。

唐雨林提起枪就走。姚妹妹跟在他身后，走了一程，不敢再跟下去。

片刻之后，唐雨林和李东方见面了。李东方蹲在菜地里，略显惊惶地打量从天而降的唐雨林，他的前后左右，全是高而茂密的芦苇，一个绿色的深渊。

唐雨林威风凛凛地问：“我就是跑遍全中国，也不一定找得到那样东西。你说怎么办？”

李东方从地里慢悠悠地站起来，用平常的然而坚定的口吻对唐雨林说：“你不必去找了，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他接着大声说：“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

唐雨林端起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打死了李东方。他终于找到了行动的机会，他知道，若是他放弃这次机会的话，也许他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当然，这机会是李东方主动给他的。

一切都结束了，唐雨林进了监狱，到现在他还在监狱里度他的漫漫长夜。每年的大年初一，我父亲想起老朋友唐雨林，总会像个妇人一样感时伤怀。这个杀人事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果李东方拒不明白天鹅绒这样东西，唐雨林会不会让李东方的生命一直寄存在他的枪口上？

答案是会的。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唐雨林是个侠骨柔肠的男人。他如果想杀李东方，早就下手了，何必等到这时候。可以这么说，这是李东方自己选择了死亡，疯女人的儿子在一刹那驾驭着自尊飞翔到生命最灿烂的地方。

李东方死后的若干年后，公元1999年，大不列颠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在与情人卡米拉通热线电话时说：“我恨不得做你的卫生棉条。”这使我们想起若干年前，一个疯女人的儿子，一个至死都不知道天鹅绒到底为何物的乡下人，竟然在枪口下大声赞美情人的肌肤。

于是我们思想了，于是我们对生命一视同仁。

作者简介：叶弥，本名周洁。1964年6月生，苏州人，祖籍无锡。1970年随父母下放至盐城阜宁县，1978年返回苏州。1994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成名作《成长如蜕》。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天鹅绒》《亲人》《钱币的正反兩面》《桃花渡》等。著有长篇小说《风流图卷》《关哉少年》。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所著作品译介至美、英、德、法、日、韩、俄罗斯等国，现居苏州太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