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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湖北村”:回乡和留下,都是为了生活

2020-05-14高伊琛发自广州

南方周末 2020-05-14
关键词:制衣厂康乐张玲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发自广州

5月初的广州已经很热了,街角烈日下,坐着寻找客户的制衣厂主。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 摄

2020年5月,广州上涌村的广告栏上,招工、找客户和转让广告同在。    南方周末记者 ❘ 高伊琛 ❘ 摄

★客运业景气,刘迪云却希望不要有那么多乘客。“我更希望老乡能赚到钱。”

广州市场比其他地方资金回笼快。唐荣曾在别处打工,一单货做完,要等上45天,在广州则是月结,每月1日都能拿到上个月的费用。

只有自产自销的从业者,有底气在招工告示中写:本厂货源充足,无淡季,出粮准时。

湖北天门人罗红兵打算转让自己的制衣厂,一口价,三万五。他还在路口广告位做了“推广”,五块钱一天。

制衣厂在广州海珠区康乐村的商场附近,120平方米,说是厂,这个面积只能算是作坊。但生产生活设施都齐全,有四线8台,平车4台,银箭冚车2台,裁床6米,电剪2把,烫台1个,接手即可生产。

四线、平车、银箭冚车、裁床,都是康乐村里熟悉的家伙。

罗红兵是在疫情稳定之后的3月底,终于得以从家乡“回”到康乐村的。

迎头一盆冷水。往年,五一长假前是服装市场的旺季,但众所周知,疫情影响了所有行业。他待了一个月,四天有活干。

康乐村是广州有名的“湖北村”。由于临近华南最大的服装面辅料市场——中大纺织商圈,许多制衣工人居住在此,他们大多是湖北人。

中大纺织商圈有59个专业市场和2.3万家商户。做服装批发生意的人,在这里买布料,送到制衣厂生产,再拿回档口售卖。久而久之,商圈辐射的各个城中村里,聚起上万家制衣厂。

以往的3、4月,春装热销,夏装备货,工人们忙得脚不沾地。然而今年不一样,甚至一些工人3月底刚返回广州,4月又匆匆离开。还有一些人留守下来,想方设法自救。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会长卜晓强曾在3月25日的广东省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服装产品季节特点比较显著,由于2019年暖冬,春节过得比较早,造成冬季服装库存增大,又因为疫情防控延迟开市而错过了春装的销售旺季,预计将会影响到夏装销售。据分析,疫情对行业的冲击可能会延续到今年8月。

来了又走的人

广州的5月天气已经很热了。康乐村沿街多是小型制衣厂,窄巷里,缝纫机的轧轧声长响;电瓶车和三轮车快速驶过,车上绑着长捆布料;街角烈日下,坐了一排寻找客户的制衣厂主。

湖北监利女孩张玲坐在路边。一块“诚寻客户”的小黑板倚在身侧,上面写着,“固定车位16名,可立即出货。”

制衣厂的长工多是包吃包住,老板提供宿舍,自己租房的话也有补贴。国内订单通常周期极短,他们每天做十到十五个小时工,次日赶出订单。

和其他厂子相似,张玲的工人基本都是监利老乡。熟人好说话,有时候货要得急,张玲拜托工人们,通常大家都愿意熬夜赶工帮忙。

工资计件。正常情况下,工人一个月能挣一万出头。具体费用与衣服款式有关,如果能做热销“爆款”,两个工人可以合赚近四万元。

张玲有17个工人,最近走了5个。“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做一点点做不到多少钱,有的直接回家陪小孩子了。”张玲说。出来打工的夫妻,会将孩子留给老人照顾,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有父母陪伴会好很多,不如先回去。

4月底成了一个回乡小高峰,一些找不到活干的工人选择暂时回家。长途大巴车票一百六七十块钱,13个小时后到家。

广州至湖北各地的大巴一年365天都发车,但荆沙汽运总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工作人员刘迪云说,客运黄金周提前了,在往年,很多人会在6月底返鄂,接即将放暑假的孩子来广州玩。

客运业景气,刘迪云却满心遗憾,希望不要有那么多乘客。他是湖北江陵人,“我更希望老乡能赚到钱。他们疫情过后辛辛苦苦出来,又风风火火回去,为什么?都是为了生活。”

各个“湖北村”里的订票广告牌,记录着制衣工人们的来源和分布。在康乐村和鹭江村,六条不同的线路自广州发车,几乎都会经过监利,抵达湖北江陵、沙市、潜江、宜昌等各地。

两公里外的大塘村和上涌村,最显眼的位置标着广州至天门,住户以天门与仙桃人为主。4月底的夜里,上冲(涌)公交站处总会出现一群拉着大行李的乘客,带着不舍得丢弃的器具,踏上一千公里的回家路。

好在,这股返乡潮没持续太久。到了5月4日,守在湖北汉羽客运公司订票点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两天来询问的人已经少了。刘迪云负责的大巴,前一天只坐了不到二十人。

守株待兔的人

“十三行下档的时间是一点,客户回来找工厂的话,最起码要到两三点之间了。”张玲的厂在鹭江村,她经常在下午一点后带个小板凳,到康乐村主街上来。

沙河、十三行、白马,广州三大服装批发市场。厂主们口中的“客户”,是在这些服装批发市场拥有自己档口的店主。

张玲的厂主做衬衣、连衣裙、雪纺、小件、针织和防晒衣,最简单的是针织T恤,一个工人一天最多能做四百件,雪纺的蕾丝花边样式就相对复杂,制衣数量也因此减少。

康乐村临近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后门(下称“九洲后门”),寻找客户——服装批发采购商的厂主们集中到这里。

张玲有专门招工人和找客户的微信群——周边厂子大多是老乡开的,有的甚至是发小和同学,大家互通有无。“有时哪个厂出了爆款做不过来,其他厂可以分担一点。”

往年春节后,最热闹的是招工人的群,今年最活跃的,是找客户的群。

也是依靠这种方式,仙桃人唐荣的订单积少成多,总算让工人们恢复了以往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量。房东也很帮忙,主动将2、3月份的房租各减了一半。

他在正月初八前后流失了几个重要客户,那时工人被困在湖北,老客户于是转向广州番禺、白云和佛山市的制衣厂。唐荣的厂子旺季时有五六十名工人,如今的数字大约是1/3。

唐荣说,广州比其他地方有吸引力,最主要的是资金回笼快。他曾在别处打工,一单货做完,要等上45天,在广州则是月结,每月1日都能拿到上个月的费用。自2008年起,他与妻子便落脚广州了,每年正月初九、初十就从老家过来,此后的一整年都不回家。

唐荣没去九洲后门“揽客”,担心“坐着也就是坐着”。

张玲也知道,守株待兔不是好办法,但她还是希望,找到一个生意好的客户,维持厂子的运转。

她等来了几个客户,但对方开出的单价“太低了”。

一件普通的衬衣,成本包括:约六块钱车位费,打扣子一块五,烫衣服四毛,裁衣、打包、剪线另算。按这种计算方式,她的正常报价会在十五块钱,是成本的两倍。眼下行情不好,她能接受的最低价降到了十三块。

忙起来时,张玲的表妹和表弟会负责白班,晚上十二点下班,张玲和丈夫则是晚上七点工作到次日早晨七点,将工人白天完成的货物发出。她没有计入成本的“打包、剪线”工作,也是由她自己和丈夫完成的。为了节省人工费,他们会承担相当一部分工作。

在街边坐了大半个月,张玲只谈妥了一个客户,拿到几单生意。

作为制衣厂老板,张玲负担着工人的食宿费用,一个月需要两万多元的生活成本。她租了鹭江村的三室一厅,每个大房间又被隔成两个小房间,总共能住11个人。招租广告在城中村的墙上贴得密密麻麻,鹭江村一楼单房月租650元,二房一厅也至多两千元出头。

目前的订单仅够回本,但已经能让她留在广州,维系厂子运转,而非转卖。

自有渠道的人

和鹭江、康乐一带不同,商圈东侧的大塘、上涌村地理位置没那么便利,主要是做熟客,老乡之间互相介绍活计,客源稳定。今年熟客流失,这种方式就不再适用。

“沙河的档口很多也空着,我原来一些客户都没有过来,小一点的客户,撑不起来。”48岁的孝感师傅张劲也动了转让的心思,他的制衣厂三百多平方米,比罗红兵的大多了。

他在大塘十几年了,制衣厂一天生产几千件服装,“百八十件”的订单对他来说太小。

自己当自己的客户,是一些制衣厂老板的自救之道。

天门人周铭是少数不需为订单发愁的。他在沙河拥有自己的档口,自产自销,货源和销路都充足,“我从来不找客户,我们自己的订单都忙不过来。”

即便此时,周铭的制衣厂仍在招工。“自己有档口,可以把中间的利润让一些给工人,所以人手还不够。”在他看来,做时装没有淡季,现在招聘制衣熟手,是为了“生意好了以后能做”。

人们聚在九洲后门找客户,也聚在招工点招工人。他们从早上八点就拿着样衣,在纸牌写上工种需求,在路边站定。

周铭有十几个工人,这次想扩充到30个,招聘广告贴出去三四天,还没有人来报名,“招人也难,工种要简单一点,钱要多一点。”

如他这样自产自销的从业者,仍然每天奔忙在制造与销售两头。只有他们有底气在招工告示中写:本厂货源充足,无淡季,出粮准时。

供需关系在快速变化。

2、3月份,大量缺工,客户有需求,制衣厂有订单,衣服好卖。

4月解封后,销路不畅,订单减少,工人过剩,客户不足。

到了5月,招工、寻客、转让同时存在于“湖北村”,工厂老板们守在“湖北村”,在坚守与自救中等待8月的到来。

前述协会会长卜晓强说,据分析,疫情影响将持续至8月。

能屈能伸的人

鹭江村里,湖北黄冈人王亮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自救之路,将身份由作坊老板切换为制衣零工。

他自己的小作坊拉着卷帘门,没有开张。在广州16年,王亮做过制衣厂,开过服装厂。“我吃过一次亏,开个服装厂,因为没事做,工厂开支大,一个月亏了十几万。”

这一次,他选择缩小店面,开在巷子里,月租金只要2000元。这是2019年下半年才盘下的铺子,红底黄字的招牌直接标注着作坊的专攻项目:“小王特种专机、烫图、烫钻”。

这次却和疫情迎头撞上。

合伙的表哥还留在家乡,他独力支撑。房东友善地免了一个月房租,但核算下来,房租、生活费一天下来要100元,“一两百的开支都成问题了”。

他到别人的厂里打零工以维持自己的店面,一天十小时,能赚两三百块。制衣厂三四十个工人,他做的是“不好搞”的精细活计,需要仔细测量尺寸,耐心操作,长工不愿意做。

荆州女人江宁干脆将厂子用六万块钱转了出去,重新由老板变成了工人。

“能屈能伸”的人并不少。最终一位买家带走了罗红兵所有机车,打包价一万元,亏了不少。

卖了设备,退了厂房,他留在康乐村,还在想自己接下来做些什么。

2008年,罗红兵初到广州,在大塘村的制衣厂做帮工。2017年,转到康乐村,花五万块积蓄开起了自己的制衣厂。开厂不难,承接转让厂房,或买些设备,租个店面,“几万块就可以开”,两三个工人的小作坊更简单,“最重要是看你能不能把它撑下去”。

维持生意是有门道的。初到康乐村,他不熟悉行情,有时给出的报价太低,挣不到钱,有时一整批货被客户指责“裁错款”,拒绝付账,一年下来,倒亏了十几万。

他咬牙硬挺,在2018年下半年等到一次转机。一位合作数月的湖南客户,突然加大订单量,以往一个月最多三千多件,那个月暴涨到十多万件。

这也看运气,客户生意红火,卖出爆款服装,制衣厂自然跟着受益。这十万件的订单,帮助他还清欠款,还赚了一点。那时他以为,日子这就好起来了。

然而做生意,从来没有轻轻松松的风调雨顺。

(应受访者要求,唐荣、周铭、张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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