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多杰

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

茨棘尚未容，蒙翳争交构。

天公所遗弃，百岁仍稚幼。

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

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

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逐茂。

能忘流连苦，戢戢出鸟昧。

未任供舂磨，且可资摘嗅。

千团输太官，百饼炫私斗。

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宋]苏轼《种茶》

茶诗当中，写饮茶的多，写制茶的少。毕竟，在古人眼中，饮茶是文人的事，而制茶是农人的事。但陆羽在《茶经》中辟出“二之具”“三之造”两章详述制茶流程，确实有超越一般文人和茶书的格局。

写诗的文人，对书斋中的雅事很熟悉，而对茶田里的农事则较为陌生，至于写种茶的诗作，那更是凤毛麟角了。因此，宋代苏轼的《种茶》，就显得尤为珍贵。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轼是一位文采飞扬的风流才子。闷时饮宴，就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馋虫兴起，又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闲暇无事，还要“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与其说苏轼是一位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家”。

但是，读者们千万不要对“生活家”产生误会。“生活家”的特点和能耐，不是将美好的生活过得舒心，而是将糟心的日子过得精彩。

论性格，苏轼乐天知命。论生活，苏轼极不顺心。

作为一个“生活家”，苏轼既有主观天赋，也有客观条件。他的心态足够好，生活足够糟。

读这首《种茶》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苏轼的糟心生活。

古代文人的生活走向，大半与宦海沉浮相关，苏轼也不例外。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高中进士，年仅21岁，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得志。但自进入官场后，他却步步艰难。终其一生，几乎都牵涉到党争之中。既然是党争，就谈不到对错是非了，他们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对政敌毫不留情地加以打压。苏轼本是君子不党，怎奈却稀里糊涂地成了所谓的“元祐党人”。

按照《苏轼诗集》的记载，这首《种茶》应作于绍圣三年（1096）丙子正月到绍圣四年丁丑四月之间。这时的苏轼，身在广东惠州。至于东坡居士为何来到蛮荒的岭南，这便是本诗的写作背景了。

事情要追溯到元祜九年（1094）四月十二日，哲宗皇帝下诏改元为“绍圣”。古代皇帝的年号，一方面用字要吉祥，另一方面也透露着朝廷的政策走向。所谓“绍圣”，意为继承神宗朝的方针政策。换言之，所谓的“变法派”即将得志，所谓的“保守派”则要遭难。

果不其然，改元后不久，吕大防、范纯仁等“保守派”被罢职，章悖、安焘等“变法派”出任要职。可这些重回朝堂的变法派，早已把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抛弃，而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几近报复式的发泄，为的是排解他们多年来所受的怨气。

短短两个月内，在任的三十多名高级官员全部被贬到岭南等边远地区，被认为是“元祐党人”的苏轼，自然也在贬官之列。而且，一年之内，连贬五次。

苏轼在绍圣年间的第一次贬官，是在闰四月初三。诏书下达，取消苏轼端明殿学士及翰林侍读学士称号，撤销定州知州之任，以左朝奉郎知英州军州事。也就是说，把正在华北定州任职的苏轼，—下子赶到岭南的英州。英州就是今天的广东英德，北宋年间，那里可没有美味的英德红茶，而只有一片蛮荒贫瘠的土地。

陕西西安南里王村唐代韦氏家族墓中的壁画《宴饮图》

苏轼在绍圣年间的第二次贬官，是在第一道诏书下达后不久。朝廷认为“罪罚未当”，于是又传新命，再将其降为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之前的左朝奉郎，是正六品上的官职;这次的充左承议郎，是正六品下的官职。由此可见，对于苏轼的打压是锱铢必较的。

苏轼在绍圣年间的第三次贬官，是在奔赴英州的途中。这次是“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的命令。按照宋朝官制，官员每隔一定年限，如无重大过失即可调级升官，这叫做“叙官”。这道诏书就是取消了苏轼的叙官资格，也就是让他永无翻身之日。

苏轼在绍圣年间的第四次贬官，是在到达安徽当涂之时。这次诏书宣布，再贬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次贬谪的地方，由英州换到了更远的惠州。与此同时，苏轼从外放的州官变成了“不得签书公事”的罪人。与其说是去惠州赴任，不如说是去服刑了。

事到如此，苏轼的政敌仍觉得不够解恨。苏轼在绍圣年间的第五次贬官，是在抵达庐陵之时。这次诏书宣称，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节度副使听起来挺厉害（原因大概是受唐朝节度使的影响），但其实是比司马还低的官职。

连贬五次，发落岭南。到达惠州，百感交集。

交代清楚了写作背景，我们可以开始读茶诗了。因为这首诗写的不光是茶树，更是苏轼自己。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的是茶树的生长环境。松林之间，不知何时，生长出一株茶树。这里强调是“旅生”，表明了此茶树非人工有意栽种。唐宋间，茶產业大多处于粗犷原始的状态。茶树多是野外生长，茶农也是靠天吃饭。想在房前屋后移栽成片的茶园，却由于培管技术不足，导致茶树长得并不理想。因此才有了陆羽《茶经》中所说“野者上，园者次”的情况。

但苏轼发现的这株野外的“旅茶”，并没有那么幸运。茨棘，即带刺的荆棘。蒙翳，则是伏地的藤蔓。身边生长着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植物，这株茶树的命运岌岌可危。

接下来的四句，写的是茶树的生长状态。这株茶树简直是苍天不佑，长在了这堆杂草之中。结果自然是长势不良，紫笋般的优质茶芽寥寥无几。但可贵的是，这株茶树并没有枯死，仍然坚强地活在茨棘与蒙翳之间。

以上八句，叙述了-一株长势不佳的茶树，这株茶树，不正是苏轼自己吗？茶树生在松林，才子处于朝堂。茨棘与蒙翳，指的是朝廷里的奸佞小人。历经磨难，苏轼的赤子之心不改。身处岭南蛮荒之地，虽已无力回天，却要做到“孤根独寿”。

见茶树，如见自身。赞茶树，亦赞自身。

下面的四句，情况有了转机。

苏轼与茶树，可谓是惺惺相惜。自己忍受小人的排挤也就罢了，总不能看着孤高的茶树也被野草困死。于是他将这株茶树移栽到白鹤岭上，细心呵护。恰逢天公作美，地力肥沃，茶树的长势越来越好。其实诗中提到的白鹤岭，正是苏轼在惠州的新家。

虽然苏轼是以贬官的身份到达惠州的，但还是受到了地方上的特殊礼遇。朝廷上的事没人说得清，苏轼的文章才情却真的让天下人钦佩。

他起初被安置在三司行衙的合江楼，在此度过了短暂的时光。但苏轼深知合江楼这样的住宿条件，对于他这位贬官来讲是违反规定的，绝非长久之计。另—方面，苏轼也觉得五道诏书贬官惠州，自己估计是北归无望了。于是他准备在惠州买地安家，让长子苏迈全家和幼子苏过的家眷搬过来同住。

绍圣三年（1096）三月，苏轼买下白鹤峰上的几亩地。这里本是白鹤观的旧址，位于归善县城后，环境清幽，闹中取静。苏轼依据地势，建屋二十间，凿井四十余尺。王文诏《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记载：“堂前杂植松、柏、柑、橘、柚、荔、茶、梅诸树。”松间旅生的茶树，可能移植在了白鹤峰苏宅之中。

下面的四句，讲的是茶树移栽白鹤岭之后的情况。之前的“紫笋虽不长”，这时已经是“戢戢出鸟昧”。鸟咮就是鸟嘴，与紫笋一样都是指细嫩的上等茶芽。

茶树移栽白鹤岭，得以茁壮生长。苏轼移居白鹤峰，也获片刻安宁。

在白鹤峰苏宅架设房梁的那天，苏轼依据当地习俗亲自撰写了《白鹤新居上梁文》。祝词最后写道：“伏愿上梁之后，山有宿麦，海无飓风。气爽人安，陈公之药不散;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凡我往还，同增福寿。”这篇上梁文，真是诗中“能忘流连苦”的真实写照。

最后的四句，写的是作者的心境。太官，是主持天子膳食的职位。私斗，说的是北宋流行的斗茶。皇宫内廷的好茶，苏轼已经不放在眼里。再好的茶，裹挟上争名夺利的人心，又“何如此一啜”呢？

岭南白鹤峰的生活虽然艰苦，却已远离了官场的是是非非。清代纪昀评价这首诗：“委曲真朴，说得苦乐相关。”的确，何为苦？何为乐？琐事缠身，再乐也是苦;身心自由，再苦也是乐。

我们的人生，可能沒有苏轼的大起大落。但东坡居士的茶情，当下之人也会有所共鸣。

空间装潢再高档，选用茶器再昂贵，斟茶倒水再贴心，都不如邀上一两位爱茶之人，认真泡上一壶工夫茶来得自在陕活。

做人，定要善良。

喝茶，不妨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