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青娴

本文为西北民族大学2019年本科生科研创新（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明代滇西边防研究》（编号：XMBU—BYL19002）阶段性成果;西北民族大学2019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对应与互动：明代西南边防史视域下的个案考察——以滇西为例》（编号：201910742046）阶段性成果

【摘 要】 文章梳理了学术界对明代边防史的总体性研究（如军制史、军事史、边防史、边防学、边疆经略史），区域性研究（如北部边防、河套地区、“九边”、海防），专题性研究（如军制、卫所制度、战事、军事思想、后勤保障）。综观以往的学术成果，本文作者认为，学界在北部边防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滇西边防的研究上则稍显薄弱，在民族研究（如民族政策、土司制度）及中外关系史的史志文献资料中也有与明代滇西边防相关的材料，需多留心注意。

【关键词】 明代;边防;北边;河套;九边;滇西

在明代边防史的视域下，明廷的边防的重点可以说就是与北元（蒙古）相斗争的北部边防。以往学术界也多关注于该地区，对“九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少有对西南边防、尤其是滇西边防的系统考量，明代滇西边防基本面的内容：如邊防体制、边防防御、边防区域管理、边防供给、边防建设、边防应对等，都有待系统的研究。近年来，随着边防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在明代边防史、西南边防史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缺少对滇西边防的具体成果的概述，笔者试图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并针对其不足进行后续论文的写作。

一、明代边防研究

对于本选题（对应与互动：明代西南边防史视域下的个案考察——以滇西为例）而言，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明代边防史、明代军事史、边疆经略史、西南边疆史、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史等诸多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在此过程中虽有十年文革的崎岖，但学术研究始终向好向前发展，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接下来我将从以下几方面对相关学术成果进行大致梳理：

1、总体性研究

所谓“总体性研究”，在笔者看来即有关明代边防史、明代军事史、边疆经略史等宏观方面的研究。宏观研究是中观、微观研究的基础，没有宏观研究理论的指导，就无法明确微观研究的路径和方向。可以说，宏观研究是微观研究的基础。

就本选题而言，刘展《中国古代军制史》无疑是一本关于古代军制的宏观研究著作。[1]其书第九章“明朝军制”，分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军队编制，兵役制度，训练与武学、武举制度四部分阐明了明代军制的大概内容，为我们了解和掌握明代军事的特点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毛佩琦《中国明代军事史》叙述了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共277年的军事史。[2]全书指出：明代建立了一套与元朝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军事制度。明朝由卫所制向募兵制、家丁的转变，反映了专制制度由强盛到解体的趋势。军户制度败坏与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紧密相关，明代后期军队的私人化，严重的冲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最终也导致了明的衰亡。

郑汕《中国边防史》，[3]前言部分首先点明了中国边防史的研究对象，接着对边防史上的疆域问题进行了简练的概述，然后谈及边疆民族关系问题，最后对边防斗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全书并无对西南边防的专门介绍，为我们的对明代西南边防，尤其是滇西边防研究留下了大量的研究空间。

范中义、王兆春等的《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五卷 明代军事史》共分四编，[4]详细说明了明朝270余年军事发展的基本情况、军事技术的更新与改进、军事制度的嬗变与发展、内外战争、边海防战略、军事思想等，通过对明代军事史的分期讲述，阐明了明代军事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该书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明代边海防战略的基本内容和明廷多层次有纵深的军事防御体系。

李星先生的《边防学》全书共分为十一章，[5]第一章导论，为我们研究和探讨明代西南边防，尤其是滇西边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边防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介绍了我国古代的边防思想。同时，在书中，李星先生认为：边防学包含边防武装力量、边防体制、边防设施、边防理论等方面的内容，这为我们指明了所需研究的对象。

刘展《中国古代军制史》、毛佩琦《中国明代军事史》、范中义、王兆春等的《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五卷 明代军事史》属于宏观军事史著作，三书叙述的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对明代宏观军事史和军制史都进行了概述，通过三书的论述，使我们对明朝的军事制度有了大概的认识。郑汕《中国边防史》和李星先生的《边防学》则属于宏观边防史著作，通过二者的论述，使我们明晰了边防的基本定义、历代边防的沿革、边防学的研究对象等，为之后我们对微观明代滇西边防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范本。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则属于宏观边疆经略史研究著作，[6]该书第七编“明朝的边疆经略”，从明朝的治边思想及评议、明朝对陆地边疆的治理、明朝的海防与抗倭斗争、明朝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等四方面对明朝的边疆经略进行了分析。马先生关于明代云南边防的论述，为我们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区域性研究

古代中国的主要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中国北方是广袤的蒙古高原，平坦开阔，居高临下，是历代南北争夺的要地。北部边疆是历代中央王朝战略防御的重点所在，而南方遭遇的威胁较小，因而，古代中国的边防呈现出明显的“重北轻南”特征。在对明代边防的研究上，学术界也呈现出明显的“重北轻南”区域特征，在对北部边防的研究上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而在西南边防的研究上则明显薄弱。囿于西南边防史成果的少量性，现笔者试图通过对北部边防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进行列举，用以对比反衬西南边防史研究的不足，力图激发学术界对西南边防史的重视。

赵立人《洪武时期北部边防政策的形成与演变》一文认为：[7]洪武时期形成的北部边防政策，对整个明代北部边防的形成与演变起到了奠基之功。

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认为：朱元璋时期确立了“固守封疆”的北部边防方针，在北边沿线部署重兵，还在北边开展了一系列建设：“1、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2、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3、为解决邊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与开中法;4、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5、边墙堡塞的修筑与诸王防边。”[8]洪武时期北边的建设对边防的安定和内地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但洪武之后，明朝各边边防日重，北边防线再无宁日。

韦占彬《论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调整与改造》则讲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对北边防线进行了大幅的调整与改造，重点调整了边防的指挥系统，废除了“塞王守边制”，而代之以“镇守总兵制”。[9]在沿边的军事部署上，使大宁、东胜诸卫所内迁，又征调军队前往边塞。永乐时期北部边防的调整，形成了新的边防体系，使分地防御的格局基本形成。明成祖对北边的调整和改造，对明中后期的边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地防御为“九边”防御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景戎华《明代弘治年间的北部边防》叙述了：自太祖建国至弘治改元，明朝的军制已积弊日深，主要表现在：“1、军卫缺伍;2、马政大坏;3、盐、茶法不行”等多个方面。明孝宗即位后，针对北部边防的种种弊病，采取了以下措施：“1、及时送拨军饷、军需;2、整饬军队;3、整顿马政;4、整顿茶、盐法”。[10]这些局部性的整顿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已不能恢复洪武、永乐时期的强盛。此外，弘治年间对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的任用，形成了“固守为上”的北部边防政策。

北部边疆的防御无疑还有河套地区，在对明代河套地区的边防研究中，典型著作有：周松《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11]该书以明早期环绕河套周边地区的宁夏、陕北、东胜卫对象，通过明朝对该区的经略，探讨了明代北方边防体系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该书对诸如塞王守边制的实际作用、边军数量的认识和后勤保障方式的实效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相关论文有：赵现海《明前期西北地区的边缘化与河套周边的经营》， [12]该文从“河套”名称的由来与范围的界定、元明之际河套的边缘地位、元明两朝对河套的管理、东胜卫的建废、明初陕北的防御体系对明代河套周边的经营进行了系统论述。胡凡《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13]一文认为：“明代北边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洪武时期对河套地区重视不足，永乐时期东胜卫的内迁，使北边防线出现缺口，宣德年间开平卫又內撤，土木堡事变后，边险尽失，河套问题开始凸显。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后给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形成了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边危机。”[14]胡凡、徐淑惠《论明代成化时期对河套蒙古的防御措施》则阐述了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后，[15]持续经营，给明廷北边带来了一定的军事压力，在此情况下，明廷内部关于“搜套”和修筑边墙等军事防御措施的论争，从中可管窥明代北部边防的特点。王蔷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前中期河套与边防问题研究》首先回顾了秦汉至宋元时期的河套历史，[16]接着针对明蒙双方对河套控制权的转变、曾铣“议复河套”、俺答封贡与隆庆和议，对明前中期河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从中可见，有明一代，河套问题始终困扰明廷。洪武末期，明对该区控制最强，但永乐时期，东胜卫的内迁使明廷失去了积极处理河套问题的优势，土木堡之变更使明廷北部防线的大幅内缩，为日后蒙古的袭边创造了条件。明中叶虽有曾铣“议复河套”，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和军事力量的不继，河套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岳宗霞《明代河套边防与汉蒙民族互动》则从汉蒙民族关系的角度出发，[17]对自宣德以后河套问题的凸显至“隆庆和议”过程中明蒙双方民族博弈关系的转化过程中北部边防体系的调整进行了考量。

“九边”始终是明史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在“九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赵现海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中对学界在“九边”研究的相关论著分类进行了列目，[18]在“九边”整体研究上有：余同元《明代九边论述》、[19]肖立军《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20]《九边重镇与明之国运——兼析明末大起义首发于陕的原因》、[21]梁淼泰《明代“九边”饷中的折银与粮草市场》、[22]《明代“九边”的军数》、[23]《明代“九边”的募兵》等。[24]

在“九边”专题研究方面，赵现海先生将其分为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山西镇、延绥镇、陕西镇、宁夏镇、甘肃镇等几个方面。在辽东镇方面，研究成果有：杨栭《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25]杨栚《明代辽东都司》、[26]智喜君《明代辽东防卫体系的建设》、[27]张士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28]《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续）》、[29]《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等。[30]蓟州镇有：紫西《戚继光与蓟镇长城防务》、[31]郭红《明代大宁都司沿革考实》等。[32]甘肃镇有：赖家度《明代初期西北七卫的设置》、[33]田澍《明代甘肃镇保障体系述论》、[34]《明代哈密危机述论》、[35]刘国防《明朝的备边政策与哈密卫的设置》等。[36]

明代是中国封建时期海防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学界在海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一文认为：[37]明代的海防是因防御倭寇而形成的，是随着倭寇入侵的松紧和明朝各时期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变化的。明代的海防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郑克晟《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及海防》认为：洪武初年，由于明廷尚未真正统一，因而对福建的海防未给予足够的重视。[38]福建“军队纪律松弛，军官侈靡;官吏虚报田亩，户绝税存;法令严酷，弊端累累;物价昂贵，钞法益坏”。[39]洪武初年，福建沿海反抗不断，明廷严格执行了“海禁”政策，还在福建沿海等地推行了将沿海附近岛屿人民迁至大陆的“迁界”措施。此外，明廷加强对崇武的建设，在崇武设立卫所，大量驻军。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列举与分析，我们可知，学术界目前在北部边防、河套地区、九边重镇及海防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对明代西南边防的研究上，成果较少，在中国知网以“明代西南边防”、“明代云南边防”为关键词检索，结果为零。可见学术界在此领域尚有研究的空间。

3、专题性研究

所谓专题性研究，即针对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明代滇西边防史研究的过程中，专题性研究是总体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的补充。在总体性研究下，我们已经对明代的军事史、边防史有了大概的掌握;在区域史研究下，我們又对明代北部边防、河套边防、九边重镇及海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诸如军制、卫所制度、战事、军事思想后勤保障等专题仍有待于专题性研究的深入探讨。

（1）军制。在军制研究方面，南炳文先生无疑是大家，他认为：“洪武十三年正月五军都督府的设立，标志着明代军制的基本定型。”[40][41]

此外赵映林《明代的军事制度》一文认为：明建立后，形成了卫所制度为核心的基层军事组织。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大都督府，置五军都督府，形成了：皇帝——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由上到下的隶属关系。明代实行军民分治，屯田自养，卫所兵主要来源于“从征”、“归附”、“谪发”、“垛集”四类。明中后期，军队隶属指挥关系又有变化，形成了：督师（大学士）——总督——巡抚——总兵——都指挥使（副总兵）——千户（参将）——百户（游击将军）——总旗（守备）——小旗（把总）的层级关系。[42]

陈表义、谭式玫《明代军制建设原则与军事的衰败》一文阐明了明代军制建设的原则和衰败的原因。[43]文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明代军制建设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居重驭轻”，布重兵在京师。二是分权制衡，将大都督府的统军权一分为五，五军彼此平行，互不统率;在官员任命上，以文制武，文武官相互监督。三是屯田养兵，在各地开展屯田，基本实现军饷自给。第二部分点明了明中叶后军事衰败的表现及其原因。

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文章第一部分对明朝三种兵役制度：世兵制、募兵制和征兵制进行了对比研究。第二部分阐述了明代军队编制的变化过程。第三部分主要谈及军队领导体制的变化。第四部分论及军饷供应的变化。第五部分范先生对明代兵制的变化做了总结。有明一代，军制不断变化，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世兵制，卫所制转变为了营哨制，屯田自给制变为了剥削百姓制。明朝军制沿着两条相反道路——提升战力与增加百姓负担，在一虚一实中走向了灭亡。[44]

（2）卫所制度。对卫所制度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卫所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作整体的研究，这方面主要属于宏观研究领域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对各区域的卫所进行的局部微观研究，如对辽东、西北、九边各卫所的具体研究。

②总体。在卫所制度的宏观总体研究下，李新峰 《明代卫所政区研究》[45]从准实土卫所和建置入手，探讨了明代卫所的行政区划制度。第一章“沿海卫所”以普遍统计，归纳沿海卫所的政区形态;第二章“边地卫所”首先介绍了同城实土卫所的边界，之后选取了一军民卫所——陇南、一西南准实土卫所——永宁，对二者的实土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三章“建置沿革”选择了四项疑难记载，考证了建国前的翼名与府名、五府辖区方案的矛盾记载、辽东卫所建置沿革的三类记载，撒里畏兀尔的卫所建置等问题。

②区域。在之前边防区域史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北部边防、河套边防、九边、海防等内容，其中已有对卫所制度的少许论述，在此不在赘述。在辽东卫所制的研究论文中，《明代辽东都司及其卫的研究》、[46]《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47]《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等较为典型。[48]

学界对关西七卫的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典型论文有：《明代初期西北七卫的设置》、[49]《明代的关西七卫及其东迁》、[50]《明代西北边疆政策与关西七卫研究》、[51]《明代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52]《明代关西七卫内迁去向和内迁人数探》、[53]《明代关西七卫探源》、[54]《明代关西七卫作用浅析》等。[55]

（3）战事。战事是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本选题而言，涉及的战事应是发生于明代滇西边防的战事。在明代滇西边防史上“三征麓川”这一战事最为典型。对麓川及“三征麓川”战役研究的成果，可参考笔者《明代西南边疆民族治理研究——以麓川为例研究综述》一文，[56]在此不在赘述。

（4）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军事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题，在明代军事思想史的研究中，这篇论文的论述较为全面：范中义《明代军事思想简论》先在第一部分对明代军事与以往王朝的不同特点进行了总结，主要表现在：“第一，明代战争频繁，出现了新的敌对势力;第二，军事技术有了新的重大发展。”[57]之后分战争观、军队建设思想、边海防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对明代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概述。再后指出明代军事思想与以往相比具有：“儒家思想更加突出;防御思想更加明确;实际操作性更强”等特点。[58]最后作者总结：“明代军事思想在对前代军事思想继承、总结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和提高，充实并发展了古代军事思想体系，指导了当时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9]

（5）后勤保障。后勤保障是战争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无后勤军需的供应，战争将难以为继。明代末期，战争频仍，三饷加派成为常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可见粮饷军需这些后勤保障不仅与在前线的奋战的战士息息相关，还严重影响了战争后方百姓的生活。在后勤保障这一专题，学术界也投入了较多的力量，产生了众多的成果。

邱义林《明代中前期军费供应特点的形成与演变》一文认为：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中，存在封建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特点。[60]

韦祖松《明代边饷结构与南北转运制度》一文论述了：有明一代，北边问题始终困扰明廷，北部边防的军需依赖于南方，北部军需的调配始终依靠南北转运制度。作者通过“明代天下兵马、粮料统计表”、“各都司卫所关于屯田额及科粮额统计表”、“嘉靖隆庆时期各边镇军饷银表”、“明代边镇粮草银实在数目表”、“明代各盐运司盐课银分配表”、“明代盐课银解边例证”、“万历初年各边镇的盐引与银两价额统计”等表格阐明了明代的边饷结构和南北的转运制度。[61]

梁森淼先生专注于明代“九边”的粮草供应问题，论有：《明代“九边”的饷数并估银》、《明代“九边”饷中的折银与粮草市场》等文。[62][63]

张士尊先生则关注辽东，其《论明末辽东军食与明清战争的关系》一文论述了明末辽东的军食问题。[64]

二、总结与展望

综观以往的学术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界目前在明代军事史、明代边防史、明代滇西民族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达成了几点认识：

第一，古代中国的边防呈现出明显的“重北轻南”特征。在对明代边防的研究上，学术界也呈现出明显的“重北轻南”区域特征，在对北部边防的研究上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而在西南边防的研究上则明显薄弱。

第二，明代边防体系的构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时空上存在着互动与对应，各边之间存在着防御的配合。终明一代，北边问题始终是明朝军事防御的重点。明朝前期，边防重点集中在西北地区，“三征麓川”代表着明朝边防重点的转移，由此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恶果。土木之变后，明廷整顿边防，重筑防线，边防重点又移至北方。明中后期，倭患日趋猖獗，边防重点转移至东南沿海地区，导致满清乘虚而入，南下攫取政权。

第三，明代民族政策总方针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北方民族政策是互动的，当北边威胁较重时对南方采取抚谕政策，而当威胁解除时，又重视用军事手段镇压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上述认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明代滇西边防的基础，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上还存在着若干的薄弱点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领域过窄，研究深度不足。西南边防史相关的军事建置史、治理制度史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但可扩展的领域还很多，如滇西的边防体制、边防防御、边防区域管理、边防供给、边防建设、边防应对等都有待系统的考量。

第二，资料的综合运用尚有欠缺，外文和傣文资料少有涉及。学术界在对明代滇西边防的研究中未能将军事史、边防史、民族政策史及相关史料做到较好的综合，对缅甸语及傣文资料挖掘不足。明代滇西边防涉及“内防”与“外防”，需要对该地区土司统治区域的民族语言文献和与缅甸接壤所涉及的缅文史籍进行一定的梳理与整合，但囿于语言能力的缺乏，学界目前还未做到多语种文献的综合运用，相信随着语言数据库的普及，这一缺陷能被尽快补齐。

第三，對微观明代滇西边防史的研究明显不足。此前的研究，虽有在宏观军事史、边防史视域下研究的著作，但涉及到滇西边防的内容很少，多是在总体史、西南史等宏观视域下的考量，对如明代治理滇西边疆的理论与实践、滇西边疆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及其嬗变、明代滇西边疆军事制度史等问题的研究明显欠缺。

第四，多学科综合研究仍待提高。近年来，军事学、边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在滇西边防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成果，相信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下，明代滇西边防的研究将蓬勃发展。

【注 释】

[1] 刘展.中国古代军制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2] 毛佩琦.中国明代军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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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青娴（1997—）女，云南昆明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

指导教师：周松（1970—）男，浙江温州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史与边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