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毓颖，王艳平

(1.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东北财经大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如今的中国美景无处不在，每逢小长假会有大量的游客选择出游，2019年全国“五一”期间接待游客达到了1.95亿人次。旅游者在观赏时面对壮观的视觉冲击一般会有两种思绪： 一是咏花赏美，凝视鲜花，赞美异地的景色和自然； 二是自我寓意，由花到己，借景生情。基础旅游学中同时还有第三个关注。旅游者关注到旅游对象物背后所代表的除了自然以外的人类意志，关注这现象的背后有什么。花和景代表了自然，同时也代表了人类，是谁的意志在发挥作用让江山如此多娇，目的地景色如此震撼？ 如目前许多地方都在建设的花海，有些地方的花海很有名气。[1]一般是在相应的花期大规模同类的花同时开放，形成的壮观场景，这时旅游者可能不仅仅关注“花”的质性，同时会注意到花海的规模性本质。如果是为了农业生产而建设的如油菜花田，虽然是人类所为，但也可看作自然的力量在发挥主导作用，因为人类是将气候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利用自然； 若是只为了旅游者而建设花海，则是在自然景观存在着资本力量，多数的旅游者在感受着表面的姹紫嫣红，而实际上是在接受资本的约束与控制，旅游者的意志成为了被控制的对象。这种控制时常会影响旅游者的体验，因此，本研究探讨旅游目的地资本去权力化问题，让旅游目的地文化更具多样性。

一、旅游与权力的关系评述

近年来，旅游研究开始关注权力问题，李洪波与吴建华首先研究了景区的产权问题[2]，从经济的权力问题出发，研究景区中的管理机制，如希望通过社区参与来让当地居民获得公平的旅游红利[3]，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这一立场。耿银平最早提出了“权力审美”问题，但其认为在旅游开发中，不能凸显权力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霸道”，不能不顾居民的反对而强行开发。[4]也有学者提出了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增权问题。[5]光映炯、毛志睿把权力与文化、场域结合起来，将讨论引入了三元话语体系之中，这也是现代社会科学较为常见的研究模式，文章重点探讨了权力的空间问题。[6]如此就把研究的注意力由主体转向了空间，同时也关注了文化，将谋取公平的努力转向了具有揭示意义的机理研究。此外还有有关旅游话语权的问题研究，也出现了有关旅游凝视与反凝视即“目光权”的研究等。[7]

综述已有的研究可知，有关旅游权力问题的既有研究体现了以下5个特点:一是针对不同的主体开展权力研究，从开发者到居民，再由居民到旅游者； 二是对于各个方面的权力研究，由经济到文化，由文化到制度； 三是由权力转向空间与文化，转向承载权力的客体； 四是开始关注权力结构问题，如对弱者赋权和增权； 五是由经济方面物质的实权转向精神方面的非物质的虚权。

二、推进相关研究的思考

(一)以全面意识寻找遗漏

研究旅游者的权利，区别立足于目的地社区的居民立场。三元之间至少有三种基本关系，如图1所示。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比较关注社区居民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旅游者与居民的主客关系。[8]本文关注旅游者与资本方之间除了服务之外的关系。旅游者对资本方控制的旅游感受，区别于有声的话语权等，是一种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难以表达出来的负面感受。这也是在研究两个主体背后的冲突，即两个主体在旅游者旅游过程中通过旅游对象物在精神层面上发生冲突，而旅游者一方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不知不觉地被“控制”了。对于这种感受，一旦觉醒了便可感知，就会使旅游体验受到影响。因而本研究不是那种有关大是大非的重大研究，但却是一种很有微妙关系的考虑，因而也是关于细节的研究，旅游中的细节对于整体的旅游体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1 三元关系

(二)重要之后的中小价值

在旅游开发经营与体验过程中，因权力导致的不公现象十分常见，一方面要改变这种不公现象，另一方面建设客观存在实现公平，而不必采取言语上的对立冲突模式。再者可根据各司其职原则，一定程度上搁置重大问题研究，有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在道理上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是关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就要涉及既得利益者，需要伴随有顶层设计的方案出台方可解决。因而在当下情境，再对这样的是非问题进行研究，可能就存在着一个潜力空间问题，或许就有种触及了“天花板”的感觉。此时若转向具有“揭露性”的小研究上，即便不是重大问题也是有研究价值的。而且若在理论上能解决这些小问题，对村镇和旅游景区景点尺度的旅游开发是有意义的。

(三)将主体诉求转为物语

每个主体在理论上都拥有主体性，应该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而不仅是简单盲从。当人人都有思想都具备主体性时，所谓的“上帝”也就不存在了。[9]但当主体直接阐述诉求时，可能会导致利益冲突，产生不安定因素，旅游目的地会出现经济利益的动荡。当目的地的旅游开发出现这种情况时，也未必就是好事，因而在研究上还应寻找更多的对策。

为避免出现不和谐的情形，同时还要解决问题，本研究提出“跳出权力解决利益冲突”思路，即由“人言”转为物语，通过客体作为“物”的诉说，来解决单个资本的意志过于强大问题。不一定是非得让大资本减少投资，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变相地缓解与解决问题。把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考虑，通过让目的地接待设施的规模结构化，让目的地呈现文化的多样性，以避免一家独大的旅游开发，因为资本的单一化会抑制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活力。

三、弱化资本权力、强化旅游文化的途径

(一)基于应用的话语情景

弱化资本权力的同时，也要提升旅游者的满意度，唯有从文化入手，再由文化到制度。资本权力是在背后发挥作用的，普通的旅游者或许还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权力场中体验，还在愉悦于设施的宏伟壮观，兴奋于景区景点在规模和投资上的“世界第一”，此时若仅是限制投资规模，可能还会影响旅游者的满意度，降低目的地的旅游吸引物功能。即便是有少数的思考型旅游者[10]，虽然在思想上不认同，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来之则旅游之，现场体验也算是“占把便宜”，临场发挥性体验，也可以增长见识而没有必要真的抵抗之，旅游不过是生活与工作的辅助，犯不上那么认真与严肃。这也意味着在旅游这个流动社会里，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游学者，乃至于旅游管理者和旅游投资与开发者，都还缺少一种批评精神。为此，应以历史与文化等部分地替代权力，简单化地去权力化是不可取的。

(二)旅游资源规模普查及经济价值评价

一般而言，各地都进行过旅游资源普查，其包括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旅游资源的规模普查，以便研究旅游资源的大与小和各个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潜力。其实，大资本开发大资源，中小资本开发小资源，如此就可以形成旅游供给侧的多样性。[11]一个中小资本虽然不大，但多个中小资本加起来，其作用就很有可能超过一个大型旅游景区。如此可让目的地看起来像个社会，而不是就像一个景区。景区往往体现了“资本老大”的意志，而一个社会体现的是大家的意思，是自然与社会的力量。这样，单体的投资越大，资本性越强，而投资额度小，就提高了非资本成分，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让吸引力下降了，此时可以强调供给的多样性。

(三)发挥老住户的人力与空间的文化优势

老住户注重在社区里的口碑，日常所为都要兼顾个人与家族的名誉，这一点与外来资本大不相同。故而在一般情况下，引入外地的中小资本要优先选择有扎根意志的“外来者”。虽然可以引入大资本，但大资本多只为了利润，当然为了利润也会进行品牌建设，这种行为说是为了诚信，其实是为了经济收益的可持续发展。老住户的空间与其人力资源等相关，也包括老住户家族的历史演化，都是一种资本性较弱的文化优势。因此，可将之利用起来开发为户籍单位的旅游资源空间，以平衡目的地大资本文化的肆意蔓延，如此也让目的地社会形成一个比较均衡的文化系统，让资本能与居民有所对话，哪怕是隔空喊话也是件好事。

在有些乡村，一些农民把土地租出去获得租金的同时，可以到这个企业去工作，如此可以获得“双倍”的经济收入。笔者真的不十分赞成这种做法，这只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让农民失去了生活的惬意。农民原本的个性是自由的，基本上只遵守作物的时节需要即可，可自由自在地决定何时出工与何时收工，当然同时也要遵守民俗乡约。而若到企业里去打工，农民就变成了服从于规章制度的群体，也就成为了传统社会的“变质分子”。[12]这也让乡村本色消失了。[13]这从文化上说未必是好事，这也不符合旅游者来休闲度假所需要的放松氛围。当看到了精神紧张的农民兄弟，其实是具有农民性质的工人，旅游者的心态是放松不下来的。换言之，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适当提高土地承包价格，农民不把土地全部租出去，或考虑以土地入股更为好些，土地仍然要让农民耕种，土地入社但不出售耕作权，这样或许会更好些。

(四)分让或嵌入的魅力

在旅游旺季或经济形势看好的年代里，大型接待设施在经营上一般运营良好，但在淡季或旅游经济低迷时期，很容易进入“吃不饱”的运营困境状态。这里兼顾经营，主要是从去资本权力化角度。提倡在大型接待设施中划出相对独立的空间，比如餐厅和温泉部，引入其他品牌经营，或由当地有诚信有特色和有质量与服务保证的机构或家庭企业来经营。如此也可以让大型设施呈现文化多样性特征。当然可以选择出租方式，或选择出让产权方式，但不可只收租金、转让金等而放弃管理，不能让环境呈现杂乱无章状态，要保证旅游体验的质量。故而在分让或出租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思考，如出租空间的数量、出租的总体规模、出租的单体规模等，以及要不要有统一的物业管理，对店内摆设与卫生等假如出现了脏乱差等要不要进行干预等都是要反复论证的。可否出租一个楼层或一栋楼，或将整个设施一分为二，大分让和大嵌入好不好，都是需要仔细认真研究的。出租与分让的第一目的，不是为了回笼资金而是为了提高文化魅力，是为了打造目的地设施整体的文化品牌。

总之，本研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高文化的有机魅力，要达到“和而不同止于至善”境界，因而要避免不和谐景观的出现，要防止出现不善和过度的接待氛围。如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上，不仅会有资本力量在发挥作用，也应体现社区农户的意志，更要体现大自然山水的意志。[14]在嵌入方式上，不仅存在着内嵌，即把别的中小资本引入到自己的企业经营范畴中，还有一种叫作外嵌的形式，即把自己的企业嵌入到社区与自然环境之中。

(五)建立旅游的社会协商机制

为了增强文化多样性，可成立关于旅游的各种机构。如成立大旅游委员会，形成全员代表大会制度，实施旅游开发与经营的议长轮值制度，健全表决制度，确立每月的定期会议制度，也即在基层的旅游领域，倡导新型的旅游民主自治制度。有组织、有基金、有权力，保证了这三样，目的地旅游协会就可以真正地发挥作用。如在“百人谋划”大旅游委员会上，大家可各抒己见，为旅游发展献计献策，而且在这样较为大型的圆桌会议上，是较难阐述个人私利的，而且那种氛围还会强化出使命感、责任感、文化感等积极的价值观取向。会后再着手实施，反复组织专家论证，调整方案，注重事中的监督与调整和事后评估。如此就一定会取得不一样的建设成果。但同时应认识到，这种协商机制非仅限于针对旅游者与商家在购物中所发生的纠纷[15]，应该是具有旅游地全社会性质的。如在开发商与开发商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开发商与居民之间，目的地社会与旅游文化专家之间等，不仅是在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研讨目的地旅游发展大方向问题。

旅游地是一个流动与临时的社会。在那里既有居民也有旅游者，因而旅游中的文化具有后现代性，不仅需要定居社会的价值观，也需要“游牧”的民族文化。建立旅游社会独特的社会协商机制，就是为了充分挖掘旅游社会独有的文化特征。旅游者有穷家富路的思想，但目的地社会不能就基于此而宰客，那是“乘人之危”。而且旅游者还要返回常住地，当他们回到常住地后会批评目的地社会“一锤子买卖”做法的，由此目的地就给旅游者留下了坏印象。旅游者在目的地希望看到什么？且不论人人皆知的渴望体验到新奇与特有，渴望知识、渴望探险等，这里具体指出两点，一是渴望常住地没有的时间和空间，二是不希望见到在常住地常见的工作制度与权力等级。

四、旅游目的地文化多样性建议

通过研究，得到如下4点结论。第一，在当前旅游开发大型化的现象背后，存在着资本权力问题。虽说这种权力比较隐蔽，但也对旅游者旅游体验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因而应揭露这一机理，以便于更好地建设公平的旅游目的地。第二，在学术综述层面上，既有的研究关注旅游中的主客关系，关心社区居民与旅游资本的冲突，而较少关心旅游者与产品供给侧两者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同于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即在三元系统中在一级层面上，至少存在着三种关系，若只是关注经济利益关系，就很容易忽视旅游者与资本方的权力关系。第三，可从寻求逻辑遗漏、关注次级利益问题、发现物语而非人言的角度，捕捉很隐蔽的那些资本权力的各种表现，为深化权力与旅游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课题。第四，可通过文化多样性、旅游目的地接待设施结构化等角度，达到去除旅游资本权力的效果，同时还提高了目的地的文化魅力，因而本文反对一家独大的旅游开发方式，应将规模与潜力不同的旅游资源分配给相适合且不同的开发主体。应发挥当地人力资源与农户空间的文化优势，让地方力量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而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可通过嵌入机制，让大型接待设施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结构，同时也应建立目的地旅游社会的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