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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农家成家考

2020-05-12孙伟鑫

关键词:学派农家学术

□孙伟鑫

[内容提要]“农家”,在先秦诸子中为特殊一派,进入学术讨论范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方被立为“九流十家”一家。探其缘由,其一为农家所提倡的政治主张不为主流学派所容,不适应春秋战国时代。其二为农家之学大部分为重“术”之学,在先秦重“道”轻“术”的背景下,为主流学说排挤。其三为先秦诸子缺乏兼容并包的心胸,常以攻伐显学以彰其自家所学,故而农家于《汉志》出现之前,不被纳入学术视野。秦汉以后,农家之学逐步衍化,逐步依附于官方主流思想,同时农家之说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故而成为《汉书·艺文志》编纂者不可忽视的学说。此外,《汉书·艺文志》编纂者对诸子百家之学亦持宽容的态度,主张兼收并蓄。“农家”的出现,实与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转变有关。

先秦两汉时期对诸子百家学说的探讨篇目甚多,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解蔽》、《荀子·天伦》、《尸子·广泽》、《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及司马迁《史记》中部分篇目。这些材料都为考察中国学术源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先秦诸子学术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以下简称《汉志·诸子略》)才确立了以儒、道、墨、阴阳、法、名、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为代表的“九流十家”之说。清人章学诚云:“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1]1由此可见《汉书·艺文志》在考镜中国学术思想源流中的地位。在“九流十家”之中,较为受到学界关注的主要为儒、道、墨、法等“显学”,就农家的研究成果来说,清代以来成果亦颇多,但主要集中于对农家源流、地域、思想渊源等方面的研究,对农家学派较晚进入学术流派的现象关注程度不够。因此,笔者将以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学术著作为依据,探讨《汉书·艺文志》之前诸子学说不立农家的原因,以求进一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1

总而言之,笔者上文所列举先秦两汉重要的学术著作,其目的在于说明从“先秦子学的向导”[15]《庄子·天下篇》到《汉志·诸子略》长达三百余年的跨度之间,各家极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都未提及农家之说,何以在孟子时代颇具影响力的学派在先秦时期不受重视,而至东汉时期被列入“九流十家”中?其背后所隐藏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思考。

农家成家经历了由“不立”到“立”的过程,在《汉书·艺文志》中才成为一家学派,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与以下几点有关:一是农家之学政治主张不为主流学派所容;二是“道”“术”风气的转变与农家学说的衍化;三是学术总结者观念的变化。

(一)农家之学政治主张不为主流学派所容

吕思勉认为:“农家之学,分为二派:一言种树之事。如《管子·地员》,《吕览·任地》,《辨土》,《审时》诸篇是也。一则关涉政治。”[16]123孙景坛认为:“百家的划分,应该侧重于政治思想领域。”[17]由此可见,农家学说除了表现于农业技术上,还提出了“治国之道”。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征战无休,而农家之士,集体行动,生活简朴,重视农业活动,以期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孟子》载农家之徒:“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8]95。人人自食其力,无高低贵贱之分,自食其力,是农家之徒留给世人的一般形象。这种人人平等劳动、“君民并耕”之法,则是农家学派最主要的政治主张。《孟子》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8]95可见,农家认为滕文公称得上“贤”,却没真正掌握治国之“道”,“贤君”应该是“与民并耕而食”,且滕文公的“仓廪府库”皆是“厉民”所得,因此滕文公也并没有达到“贤君”的地步。

除“君民并耕”以外,农家还主张建立一种互助的社会生活。陈相认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之。”[8]96农家虽以农业为主,但并未要求偏废其他行业,以期建立一种“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屡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屡大小同,则贾相若”[8]96的理想社会。农家学派认为,商业行为之目的不在于利益,而在于社会需求,因此,只要相互供给,相互辅助,就能社会安定,以期达到不“厉民”之目的。

由建立互助的社会生活方式衍生下去,农家之士企图达到不用政府的目的,即无政府主义。清人江瑔认为:“盖农家者以君臣并耕为宗,而欲均贫富,齐劳逸,以平上下之序,而齐天下之物者。”[18]胡适认为:“若有政府,便有仓廪府库,便是‘厉民以自养’,失去了‘互助’的目的。”[19]因此农家之徒实质上是通过“君民共耕”之手段,希望达到“君民平等”、“平抑君权”的目的。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农家言行中流露出的政治主张,实则为说明农家学派不仅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主张,且其主张为先秦诸子之中少数有平等观念的学派。反观当时为“显学”的儒、墨、法、道诸家,或隐或现地强调君主之地位,而这种无政府主义正是诸主流学派所不能容许。总所周知,儒家学派自孔子始,就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以期恢复礼乐制度,同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0]126的等级关系。而孟子以“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以承三圣者”[8]121为己任,更是不能容许“君民平等”思想的存在。因此孟子对陈相以“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许子奚为不自织?”加以驳斥,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8]98更是将陈相斥为“师死而遂倍之”[8]97的小人。又如墨子认为:“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21]98因此,只有墨子认为只有“尚同”,即统一所有民众的思想于天子,才得以解决天下纷乱的局面。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主张君臣有分。韩非子认为:“为人君者,尤盂也;民尤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22]329又认为:“夫冠虽贱,头必戴之;屣虽贵,足必履之。”[22]346把君贵民轻,独崇君主的观点发挥到极致。道家虽强调“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的政治理念,然“清静无为”的前提是必须有君主的存在。《管子》云:“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则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23]由此可见,农家对于君与臣,君与民之间关系以及其政治目标与主流学派大相径庭,因此班固认为:“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3]195就不足为奇了。朱熹甚至认为许行之言行:“盖欲阴坏孟子分别君子野人之法。”[24]由此可见,作为拥有政治主张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家学派在纷乱的战国时代被儒、墨、法等学派所不容,迟迟未能列入诸子学术的讨论范畴也是情理之中。

(二)“道”“术”风气的转变与农家思想的衍化

农家迟迟未能成为一家之学,与先秦时期农家重“术”不重“道”不无关系。《庄子·天下篇》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10]908-909又云:“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10]909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对“道”与“术”的侧重各不相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说,其学术理论偏重于“道”,对于具有实践性、知识性的“术”不甚重视。《天下篇》认为“道”存在于“诗书礼乐者”[10]908,因此儒家常以六经以明“道”,即“诗以道志,书以道事,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0]908《汉志·诸子略》载有儒家著作有“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芈子十八篇。内业十五篇……”[3]98-105墨家以“兼爱”为理论基础,兼以“尚贤”、“尚同”、“非攻”、“节用”、“非乐”、“非命”等学说,《诸子略》载有其著作:“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3]169-172法家则“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4]2064,以“法”、“术”、“势”为治国理论。《诸子略》存有:“李子三十二篇。申子六篇。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韩子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晁错三十一篇。燕十事十篇。法家言二篇。”[3]159-163另一类则以纵横家、农家、小说家等为代表的崇“术”学派,此类学派注重与实践知识,轻于理论著述。以农家为例,农家之士分为二派,一为后稷流派,一为神农流派。二派相同之处在于都极注重农业生产实践劳动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与运用,但皆对形而上的“道”建设不够。因此,一些观点认为“许子之道”不过为墨道二家的“支与流裔”,无独立的学派。[25]此种说法虽略显偏激,但也说明了先秦时期农家重“道”轻“术”的现象。现如今能够看到的先秦时期农家著作散见于诸家学说之中,例如《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以及《管子》中《度地》、《地员》等篇,皆为阐释、记载农业生产技术之篇目,思想性不足。因此,相较于儒墨法道等以思想性著称的学派,农家学说“术”的成就更为突出。自《庄子·天下篇》始,中国学术便有扬“道”抑“术”的学术倾向,因此孔子就将前来“学稼”的樊迟骂为:“小人哉,樊须也!”[20]133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后《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解蔽》、《荀子·天伦》、《尸子·广泽》、《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学术著作无不受此观念影响,故而先秦农家之学未能入《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等诸子学术讨论范围,与先秦农家重“术”轻“道”之观念不无关系。

至战国末,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以法家思想立国,农家学派亦发生了变化。农家学派的重农思想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并且逐渐依附于法家中的农战思想。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26]《吕氏春秋》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13]961商鞅的思想带有浓重的农家重农思想,秦因商鞅变法而强,一统天下后,亦颁布若干促进农业发展之政策,农家重农思想表述越加官方化。因此萧正洪认为:“至《吕氏春秋》成书前后,农家的政治主张大体上已经依附于法家的农战思想,在政治上已很少具有独立的要求;它从自己先学那里所继承的,差不多已仅是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总结推广农业技术经验这一方面了。”[27]战国之后,农家政治思想虽衰,然对农业生产的总结启发后学。最有力之证据莫过于汉代农家典籍数量的增多。据《汉志·诸子略》载农家文献来看,除《神农》二十篇以及《野老》十七篇出于战国时期,《宰氏》十七篇时间未明之外,余下“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汜胜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3]190-194据张舜徽先生考证皆为汉代农家著作,共计六家九十五篇,占所有农家文献大部。由此可见,汉代时期的农家以“术”为尊,虽存在着政治思想的论述,但已非其主流,而以《汜胜之书》、《四民月令》为代表的农书对农业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郑玄注经时亦多引《汜胜之书》之内容,故而使得《汉志·诸子略》无法忽视此种现象,将其纳入与儒墨道法等并列的“九流十家”之中。

(三)学术总结者观念的变化

吕思勉云:“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百家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16]3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学术史之发展,与学术总结者之观念必有影响。先秦之世,学术总结以“因人论学”为特点,各家立于自己立场之上,往往对非自家学派学说大肆攻诘。如孟子认为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是焉得为大丈夫乎?”[8]109又《墨子·非儒》认为儒家等级制度为:“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21]312由此可见,先秦诸子兼论诸家学派之时,其目的在于阐发己之观点,故而先秦之时诸子学术观念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庄子·天下篇》为最古中国学术史,对诸多学派都有所评述,然作者立场以道家为宗,其赞关尹老聃为:“虽未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10]936称庄周为:“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10]940对墨翟、禽滑厘,虽赞其“不侈于后世,不糜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10]916,然其根本观点是批评其行为“为之大过,已之大循”[10]916、“毁古之礼乐”[10]916、“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10]916。谈及宋钘、尹文,赞其“不累于俗,不苟于人,不忮于众”[10]924,然批评其学为:“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10]924彭蒙、田骈和慎到被认为:“其所为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10]930-931论及桓团、公孙龙及惠施等“辩者之徒”[10]952,则认为他们:“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10]952《荀子·解蔽》立于儒家之道,称孔子“仁知而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11]305批评墨子、宋子、慎子、申子等诸家为“乱家”,认为诸家学说为“心术”所“蔽”。《荀子·天道》认为先秦诸家“为道一偏”,认为:“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11]241《韩非子·显学》以儒、墨二家为“显学”,然不过借此二家阐释其“刑名”思想,认为儒、墨之学乃“愚诬之学”,认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22]541西汉司马谈《谈六家要旨》立于道家之说,认为:“道家使人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4]2064然评儒家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家“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等,借以彰道家之学。吕思勉以为,诸子百家“苟非高瞻远瞩之士,往往不免囿于一偏,诸子之学,后来所以相互攻击者以此。”[16]16由此可见,《汉志》以前学术著作缺少高瞻远瞩之人,往往借攻难别家学派以彰显己说,各家品评学术之目的亦并非为学术之争鸣。农家一派虽涉足战国诸国,亦有一定影响力,然门生稀少,不见史籍之中,无法与儒墨道法等“显学”抗衡。因此,《汉志·诸子略》前的学术著作不立农家之说,与著者之学术观念关系甚大。

逮至东汉,刘向、刘歆父子在“求遗书于天下”[3]6之基础上编订《七略》,班固又于《七略》基础之上编纂《汉书·艺文志》,其目的为图书整理的需求,故而在书籍之选择以及对学派的认识上,呈现宽容的姿态。尽管班固站于儒家立场之上,认为六经为诸子百家源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3]202同时从编排顺序来看,将儒家列为诸子之首,然这种“宗经”的思想并未让班固有强烈的排他性,反而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审时 “九流十家”之学术。因此,班固在论及诸子百家学术时云:“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于义,敬之于和,相反而相成也。”[3]202诸子百家虽理念不一,党同伐异,却能够“相反相成”,兼容并包。因此班固认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3]203由此可见,学术总结者对学术的态度为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汉志·诸子略》最终将农家列为一家,与学术总结者此观念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自《庄子·天下篇》始,至《汉书·艺文志》终,《汉志》之前诸多学术探讨著作均不提农家一派,与农家一派自身有莫大关系。自春秋战国诸子并起,秦扫六合,以法立国,西汉之初以黄老为治国宗旨,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以“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8]上武帝,以儒家为尊,此间学术风气多次转向。农家之学政治主张不为主流“显学”所容,其提倡之“君民平权”、“平抑君权”之平等思想,不适应春秋战国之环境,历来受到其他诸家的鄙夷。与此同时,先秦农家重“术”轻“道”,多为实学之说,而理论性的“道”不为其所长,故《庄子》、《荀子》等重“道”轻“术”之书不收其说。秦汉以来,农家政治学说逐步与主流学派所融合,其政治主张式微,然其“术”一面则蔚然大观,适应统治者重农的统治需求,故而成为《汉志》编纂者不容忽视的一家之学。此外,先秦诸子探论百家之学,缺乏兼容之心,往往各抒己见,各述其学,其谈论百家之学目的并非为学术之争,而为斥它短而扬己所长,故而在选择批判对象之时,多选影响力颇大之学,如孟子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8]121对门派较小,影响不强之学派采取忽视之态度。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农家之学置于于儒墨道法名等并列的“九流十家”之学,不仅出于图书著作整理的需要,更是对于诸子百家思想学术的总结,体现了东汉学术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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