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视角与残缺视野<br/>——基于新冠疫情中“非虚构”写作的报道框架实证分析

底层视角与残缺视野
——基于新冠疫情中“非虚构”写作的报道框架实证分析

2020-05-12□

中国记者 202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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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新闻报道的“非虚构”写作突破了其原有的写作风格和内容生产模式，广泛参与到灾难报道之中，以自身对底层视角的挖掘和文学性较强的优势，佳作频出。但与此同时也遭遇了一些质疑和批评。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在疫情报道中是否客观、真实、全面地建构了新闻事实，承担起了一定健康传播的职能值得探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国乃至全球，处于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加入灾难报道的阵营。在面对较以往更具公共性和“新闻性”的议题时，不少非虚构作者和平台突破了原有的报道模式，如拓展了写作者的范围、缩短了工期、进行更紧密的团队写作、创新了稿件的呈现方式等。个别篇目产生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推动了议程的发展，甚至改变了舆论的风向。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在大型的公共议题面前，是否客观、真实、全面地建构了新闻事实、承担起一定健康传播的职能值得探究。

“非虚构”写作是近几年在国内大火的报道文体，有学者指出，作为新闻报道的“非虚构”作为一种跨界文体，通过情感化呈现，实现了对写作对象个体意识的主观表达，一定程度转换了传统意义上新闻报道“客观化”的视角与规范，但无论如何，其忠于讲述的边界绝不能被打破[1]。因此，写作者在新闻报道中把握“非虚构”的边界，就必须遵循平衡报道等基本的操作规范。

本文借鉴框架建构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样本覆盖GQ报道、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等11个“非虚构”写作平台在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在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至2月20日间发布所有疫情相关“非虚构”报道，基本涵盖了当下“非虚构”写作领域较有影响力的内容生产平台。经筛选，共获得有效的样本188篇。

本研究从主题框架（疫情现状、防控措施、慈善和志愿行动、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疫情的其他影响、回忆SARS）、报道体裁（特稿、口述、约稿/投稿）、消息来源（写作者的一线观察、官员等17类）、报道倾向（中性、正面、负面）四个层面考察。经编码，分析结果如下。

一、“普通人”的地位得到彰显

“非虚构”写作续接了其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的传统[2]，为普通人作传，将底层人物和事件作为最重要的报道对象，不仅包含“一线医务人员”“患者及其亲属”这样具备新闻价值的核心人物，疫情中的普通人也拥有了超乎想象的话语权。“普通人”这一意象更是因《普通人李文亮》一文广为流传。

从信源使用情况来看，共有161篇包含“普通市民”这一消息来源，使用率最高（86.2%）（见表1），可见非虚构报道对普通人的重视程度。

报道主题集中于“日常生活的影响”（36.2%）、“慈善与志愿行动”（22.9%）和“疫情其他影响”（14.4%），强调普通人在疫情之中的处境、感受和为抗疫作出的种种努力（见表2）。包括作出贡献的普通人，如民间意见领袖、志愿团体的成员或组织者（湃客工坊《至暗时刻，一支海外志愿者队伍向武汉的紧急驰援》）；被疫情波及的无助者，如武汉城中的孕妇（GQ报道《疫情中的武汉孕妇：我想活命，我的孩子也是》）；有只是在家中坚守的日常记录者（三明治《封城满14天了，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通过对个体的叙事展现其背后有相同处境的群体。

从体裁来看，非虚构写作平台进一步打破了“新闻领域非虚构就是特稿”的观念，为口述、约稿/投稿提供了更多空间。在188篇非虚构报道中，口述占54.3%，特稿仅占33%，约稿/投稿占12.8%（见表3）。在口述与约稿/投稿这二类稿件中，编辑和记者最大限度地抽离，报道中人不再只是被动的采访对象，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讲述者，更主动地参与到内容生产之中。

二、报道主题集中，框架较难突破

“非虚构”写作在本次疫情报道中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通过个体故事对行业的透视（如GQ报道《鸡在瘟疫蔓延时》）和对疫情引起的“次生问题”的观照（如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上海亲历者：名古屋机场冲突始末》）。这些报道依旧是以展现个体故事为主，欠缺与公权力的对话。

不同于以往研究中新闻报道“偏向官方、男性以及对己方有利的消息源”的普遍倾向性[3]，在“非虚构”写作参与疫情报道的过程中，官方话语淹没在“普通人”的叙事里。共有40篇报道使用了官方信源（包括“官员”“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主要政府机构”“其他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医疗机构”“教育科研机构”“企业”“媒体”“国内其他社会组织”），仅占总体的21.3%，也就是说，78.7%的报道不含任何的官方信源。仅有7篇报道采用了“官员”作为消息来源，5篇使用了“卫健委专家”作为消息来源，8篇包含“主要政府机构”的声音。

表1：不同消息来源的使用频率

表2：报道主题分布情况

从总体来看，“非虚构”疫情报道的主题集中于普通人的经历、感受、行动，提供不同群体的生活侧写，关注疫情大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沉浮。但官方信源的缺失难免“失焦”。消息来源与主题的选定都显示出写作者对疫情中几方的评价，反应了对真实世界的“框架转换效果”，也潜移默化地构建着读者的世界观[4]。官方信源和权威者的缺位，除了使得“非虚构”写作在疫情报道中难以起到良好的健康传播职能外，还易造成“医（医院）患对立”“官民对立”等刻板印象。

体裁的分布特点加剧了信源的单一性。口述采用的都是单一信源，即口述者本人（个别口述报道会采用多段口述的拼接，如三明治推出的“武汉每日书”系列，每篇由多个口述单元组合而成，但每个单元内部依旧可视为单一信源）。共有84篇口述使用了“普通市民”作为消息来源，占口述篇目（102篇）的82.4%，位列第一；10篇使用了“一线医务工作者”，占口述的9.8%，位列第二（见表4）。

约稿/投稿是可以视为“非平台自有的职业非虚构写作者写作的特稿”，较之普通的特稿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在24篇约稿/投稿中，平均单篇使用2.13种消息来源（见表5），该体裁中使用率最高的信源为“普通市民”（22次），其次是“作者的一线观察”（21次）和“一线医务工作者”（3次）（见表4），分别占该体裁总数24篇的87.5%、83.3%和12.5%。由此可见，这类体裁的稿件注重写作者自身的感受和观察，获得信息的渠道较为狭窄，一般局限于身边的普通人，相比职业的记者群体，使用官方信源的概率更小。

三、写作主体拓展，情感趋于平衡

不同的消息来源都会建构自己的主题框架，彼此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竞争态势[5]。单一的消息来源容易混淆视听，引起误解、恐慌等负面情绪[6]。从情感倾向的维度看，样本的情感偏向较为均衡，整体偏正面（36.2%）。约稿/投稿的情感倾向最为中性（37.5%中性），主要是写作者对现状的描述，样本中大量的市民对居家生活和自身体悟的描写是主要原因；特稿最为正面（53.2%正面），笔者推测，这是因为特稿记者相对于普通写作者更有机会与一线医护人员、坚守武汉的劳动者、海内外的志愿者进行交流，对这些正面形象的书写构成了特稿的很大一部分；口述最为负面（36.3%负面），因为用口述的方式展现弱者困境是本次报道中较常见的操作方式，如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去留两难湖北人：我也不愿意连累任何人》、人物《送走奶奶和爸爸，武汉女孩的漫长一月》（见表6）。

几家非虚构写作平台也推出了若干篇富有调查性报道风格的特稿，让人印象深刻。相较之下，这类稿件更注重平衡，对事件的多方进行采访，力图勾画完整经过、追溯问题根源。共有13篇稿件使用了5种或以上的消息来源（对比平均水平为1.89种/每篇，见表5），其中，每日人物《那些储备的医用物资都去了哪儿？》和《口罩为什么会短缺？》两篇特稿分别运用了9种和7种不同的消息来源，位列第一、第二（有并列），从企业、政府、商户等多方探究了口罩等物资在疫情初期分外短缺的原因；人物《黄冈，疫情下的床位扩张战》使用了6种不同信源，探究黄冈作为一个武汉周边市县的防控样本所遭遇的现实难题，通过官方信源分析了如何“获得更多的床位”“争取更多的时间”（单篇报道消息来源使用数量分布见表7）。

表3：报道体裁分布情况

表4：不同体裁的信源分布（单位/次）

表5：各体裁单篇平均信源个数

一些平台针对过于单一的信源造成的失衡问题作出了一些应对，如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连续推出的两篇口述《上海亲历者：名古屋机场冲突始末》和《湖北亲历者：我不希望再引起地域之争》，通过报道间的联系弥补了报道内部信源单一造成的偏向性，呈现双方观点，实现报道平衡，给予了读者更多判断的空间。

四、“亲历”存在困难，“在场”方式创新

共有30篇报道使用了“写作者的一线观察”这一消息来源，占总体的16.0%。其中，约稿/投稿占70%，特稿占23.3%，口述占6.7%（口述在计数时将口述算作单一信源，即口述者，这里“写作者的一线观察”来自写作口述稿的记者或编辑在编者按或后记中对口述者周围环境的实地观察）（见表8）。由此可见，出于个人安全和交通限制等考量，“非虚构”写作平台发布的疫情报道中，“在场”任务更多是由非平台所属的写作者完成的。

表6：不同体裁报道中情感偏向占比

表7：单篇报道消息来源使用数量分布

表8：不同体裁报道中对“写作者一线观察”的使用情况

共计62篇特稿体裁的“非虚构”作品中，只有7篇可以明确看出记者真实在场的痕迹（见表4），有直接的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可见在本次疫情报道中，记者因种种局限，更多采用了“隔空访谈”的方式。对记者而言，这样的消息来源是相对扁平的，他们难以通过“在场”获得更多维度的信息。

记者的在场有益于新闻真实：有学者提出了只有“介入”的在场感才能让“非虚构”写作者收集到准确无误的一手材料，写出真正的“非虚构”作品[7]。同时，“在场”亦能增添文学性：从新闻类非虚构写作的角度出发，“亲历”是获取真实的不二选择，记者的在场式书写更能调动读者的感官，使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共鸣和启发[8]。

本次报道中，“非虚构”记者的“在场”值得关注。如人物《关于火神山医院的七个细节》一文，记者通过对火神山工地上的种种细节，展现医院的建设情况、工人们的精神状态等；《普通人李文亮》中，记者在院方还在对李文亮医生实施抢救时，观察到一位护士“穿得很单薄，独自下到一楼，大哭起来，先是靠着墙，后来又蹲在地上哭，就算是站在十几米外，那哭声都清晰可闻，在深夜安静的医院里回荡。”这段描写是非“在场”难以实现的。

通过对文本的观察也可以发现，写作者们通过其他方式填补了情境的空白。比如，通过“网络观察”获得信息增量，在《普通人李文亮》一文中，记者运用了大量的对李文亮医生社交网络动态的观察，“他在微博记录下了鲜活又普通的日常”，人物因此立体丰满，引发读者作为“普通人”的共情；也有记者通过采访对象之眼对场景进行还原，每日人物《黄冈，一个武汉周边城市的疫情防控样本》中，作者借主角复原了周遭环境每个阶段的特点，如“年饭定在黄冈市区十字街的一家煨汤馆，去的时候已经爆满。他们一家人从楼下走上二楼包房，一路上看到一层大厅里还有人在办酒席，没有一个人戴口罩”等等，有力还原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