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重大战“疫”中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这是中国媒体在重大突发疫情事件中的使命，也是中国新闻媒体的优良传统。本文总结了在新冠疫情报道中，不同类型媒体回应社会关切的具体表现，讨论了媒体如何通过报道来回应社会关切的机制创新和构建常态化反应机制的若干可能。

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社会和国家治理带来巨大考验，也是对中国媒体报道的一次检验。中国媒体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再次凸显，检视其得失，为中国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力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三个最”“一次危机”“一次大考”，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对这次疫情的精当研判。

疫情显现出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等特征，必然为社会所深度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2·23”讲话中针对新闻舆论工作特别指出：“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要继续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深入报道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广泛宣传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对借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1]回应社会关切，解决重点问题，就是针对“明显短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做法。

一、各类媒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具体表现

疫情期间社会关切的焦点，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征。疫情初期的社会关切，聚焦在病毒从何而来、病毒是什么性状、政府有何作为。当疫情进入防控阶段，关切焦点显现为地方政府决策为何失时失策失效、有无失职渎职行为、医疗资源是否充足、保障措施是否到位。当广泛的社会动员发展为全民抗疫，关切焦点转向对次生灾害的应急管理漏洞、原因、责任等的追问；救治过程中，群众的心态有何变化；患者死亡怎么处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设施建设的速度等情况。

（一）主流媒体发挥主导作用

从时间点上看，主流媒体自1月20日开始，进入了疫情报道的主导位置，成为回应社会关切、推动问题解决的主导力量。

1月20日晚间，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连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传人”特点。央视的访谈直接传达了主流权威专家的研判，向社会发出了权威预警。这一起始依靠权威专家发布权威信息的特点，也成为主流媒体疫情报道重新夺回话语权的主要特征之一。突出体现在：

1.及时传达党中央精神，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媒体的疫情阻击战，是党和政府统一部署下的抗疫之战。主流媒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履行中央要求的使命职责。1月22日，新华社成立武汉前方报道指挥部，总社和全国各分社抽调骨干记者编辑，与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一起组成90多人的报道力量，并陆续组成黄冈报道团队、孝感报道团队。23日凌晨，27岁的摄影记者熊琦从老家荆州驾车返回武汉，大年三十深入中南医院重症病房隔离区，透过防护镜按下快门，就地发回第一组现场图文故事《重症隔离病房中的除夕》，这也是国内主流媒体记者第一批来自隔离病房“生死禁地”的现场报道，做到了“在疫情严重地区，始终有新华社来自一线的报道”。央视新闻客户端1月26日开设《战“疫”每日观察》评论专栏，牢牢把握主题主线，精心宣传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权威解读、独家评论的方式传递中央对疫情防控相关的重大会议和重点政策，向公众展示国家高层抗疫的决心与信心。战“疫”针对社会关切的热点、痛点和难点，积极回应，《拿下“一问三不知”的糊涂官是必须的！》《一定要把暂时紧缺的口罩分配好》《张文宏一段话说出了三个带队伍的硬道理》等评论文章，鲜明、有力，直指问题要害，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切实担当主流媒体的责任，显示了主流媒体的主导力量。

1月29日，央视记者全程报道中央指导组派出督查组前往湖北黄冈市督导核查。黄冈市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具体床位数量、核酸检测能力“一问三不知”的新闻在央视播出后，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很快被免职。央视记者探访武汉市红十字会存放物资仓库受保安阻拦，直播被切断。总台记者舆论监督类报道表现出的克制和专业，被学者肯定为“既没有进行媒介审判，也没有诱导提问，体现了专业媒体人的职业素养”。[2]主流媒体舆论与政府行动配合，揭开了疫情防控的风险点和缺陷。

2.提供可靠信源，为民众指引航向

面对民众的焦虑与恐慌、面对瞬息万变的舆情发展，新华社做好权威发布、传递权威声音，派出记者深入医院、社区、农村、工地等一线采访调研，及时反映如统计数据存疑、医护人员感染、医疗物资匮乏、物资调运梗阻、农村防控薄弱、百姓求医困境等热点焦点，发布权威信息，澄清网络不实传言，提出前瞻建议。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紧急寻人！这些车次、航班内有新型肺炎患者》。新华社微信发布《疫苗正在研发！告诉你30条好消息》《同心抗疫！这些消息请您关注》等，给关切中的受众发出巨量信息。据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1月27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1月30日发布的《疫情防控与社会心态的变化》及2月18日发布的《疫情下社会心态18天的演变》三轮调查报告，民众对政府部门、中央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可信度的评价大幅提高，私人信息可信度下降[3]。疫情爆发初期的调查极大地引导了公众对社会事件的判断。身处疫情重灾区的武汉大学研究员肖珺切身体会到在党和政府统一管理下的抗疫之战，在信息纷乱时刻，市民对权威信息的依赖性更强。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加入求助、救助信息接洽和监督后，成为市民“救命的途径”[4]。

3.主流媒体“快评”成为重要利器

人民锐评、新华时评、央视快评、光明时评、中青评论密集刊发评论文章，敏锐观测疫情中的民情民意，瞄准焦点问题，回应受众关切，为疫情防控和相关应急管理措施的出台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建议，成为抗击疫情关键期的信息枢钮。新华社《以公开透明安民心强信心》《别让恐慌式抢购给防疫添乱》等言论有力引导舆论走向。2月2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于2月3日起承担武汉火神山医院救治任务。《人民日报》以《增兵“火神山”》的传神标题予以报道，迅即产生刷屏效应，网民纷纷感叹：“解放军来了，我们定心了。”[5]2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指出“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吹响了疫情之战的冲锋号。“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导方向。

4.直播方式全覆盖，直接呈现国家层面的抗疫进程

1月24日16时，人民网和人民视频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主题的网络直播节目《武汉时间》（后更名《人民战“疫”》）在全国上线，截至2月24日共直播32场节目。1月27日“央视频”开通的“与疫情赛跑——全景直击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最前沿”慢直播，5G信号高清呈现两家抗疫医院争分夺秒抓紧建设的情况，4个镜头、多个机位、24小时不间断直播施工现场，吸引上亿人次在线观看、争当“云监工”，峰值时有超过2亿人次观看直播。累计“监工”人数突破2亿。亿万网民宅家目睹了抗疫医院现场建设的分分秒秒和惊魂时刻。央视和人民网的直播，依托移动媒体和5G技术，以直播、短视频等视觉+动态呈现，电视基因+新媒体的关系网络，形成1+1大于2效应。新华社推出的《卫星高空“监工”，看雷火双神山如何迅疾如雷》《火神山医院是如何炼成的？》等系列新媒体报道，采用无人机航拍、卫星数据等多种报道手段，给读者同样的震撼感和说服力；《“手”卫人民》《人民战“疫”》等微视频精品力作全网浏览量过亿；“新华社记者武汉Vlog日记”、对方舱医院抢建收治及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等的直播报道，带领受众走进抗击疫情现场，平均点击量千万次。主流媒体创新信息传播和呈现方式，善用视觉传播手段，提升了回应社会关切的传播力，增强了信息送达的快速、直观、生动特质，吸引民众聚焦到国家对抗击疫情的积极举措。

5.积极回应海外关切，及时传递中国疫情防控权威信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舆论战中，国家主流媒体统筹国内国外两个舆论场，积极回应海外受众关切，第一时间向海内外传递中国疫情防控的权威信息，主动展示了中国高层抗疫信心，完整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疫态度。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以全外语全时段报道中国抗疫信息。新华社对外播发《习近平誓言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等英文稿件，被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千余家海外主流英文媒体转载；当世卫组织发布此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第一时间播发中国权威部门表态；新华社海外社交媒体账号集群新冠肺炎报道总浏览量突破4亿次、互动量超过2500万次，“社交媒体舆情观察”专题多方集纳海外网友留言，《中国人的坚强乐观温暖了世界》《谣言粉碎机》等稿件有力回应了世界舆论。主流媒体的努力，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下，向世界传播中国防控战略、为中国疫情防控的有力举措取得世界理解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争取到了国际舆论场的主动权。

（二）市场化媒体专注深度调查和普通人命运

自2019年12月8日发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开始，社会最初表现出对该病毒的无知、茫然、惶恐。2019年12月30日晚，一份题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的文件在网上传开；12月31日上午，第一财经致电武汉市卫健委，获得确认后发布独家消息《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报道发布当日下午，武汉市卫健委正式对外通报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媒体疫情报道进入第一阶段。

国内媒体对此次疫情的报道，2020年1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月20日，国家领导人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批示，钟南山院士当晚在央视发声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的结论。从20日晚间起，武汉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中国进入全面抗疫时期。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由此转入全面升级的第二阶段。而1月20日当天下午1：20财新网就发出《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SARS高度相似》的报道。

1月20日后，进入武汉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纸媒有13家[6]。他们深入武汉疫情重灾区，针对社会关切的病毒来源、疫情传播趋势、防控能力、一线救治现状和病患遭遇等问题进行调查采访。《三联生活周刊》2月17日出版了一本152页的特刊《武汉现场》以及封面文章《武汉会战》，总报道量超过100篇。

一个采用MIT License程序的站点收录的文本显示，截至2020年3月14日，收录传媒报道与非虚构写作来源77家，亲历者个人叙事来源99家，共计3381篇文稿[7]。其中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财新网、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人物/每日人物、澎湃新闻、界面新闻、新民周刊、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经济观察报、新京报、北青深一度等13家市场化媒体和媒体公众号共发表2101篇报道[8]，他们生产了大量作品，反映了疫情之下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建构了疫情期的社会全生态。

市场化媒体反映社会关切的表现与特征如下：

1.“社会风险预警”功能发挥到位

1月20日，财新周刊发表《不明肺炎忽现》一组深度报道，指出“中国的疾控系统正在面对一场意外考验”。新京报记者1月22日凌晨1点、3点到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拍摄患者排队取号、等待情况，发布了《记者凌晨探访武汉发热门诊：一天数百人，三点排长龙》亲历报道。

2.深度调查和反思性报道成为鲜明特色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播快，病毒来源、防护和救治科学方法、发展趋势的研判和疾控难点等问题成为社会关切焦点。1月23日，第一财经发表题为《呼吁改变武汉“37.3度”接诊标准，及早发现行走的感染源》“记者观察”文章，最先披露“患者可能无发烧症状”，提醒确诊和隔离应有相应措施，及时给后续诊疗提出建议。这类专业报道涉及一线救治、防控手段、医学研究、地方疫情、交通物流等疫情防控核心领域，不仅报道密度大，很多建议体现了前瞻性，有些更直接推进了实际工作。

疫情防控初期的失当成为媒体反思性报道的一个重点。财新《新冠肺炎疫情披露不及时，责任权力如何划分》、第一财经《武汉12天新增病例空窗期之谜》、三联的《现场|武汉新型肺炎：为何直到今天才引起更大注意？》、中国经营报《武汉抗“疫”27日考：追忆那些被贻误的宝贵时机》等，推动地方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填补漏洞，做好下一步工作。

3.呈现大灾难中普通人的命运

澎湃、第一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各地有关部门和民众善待滞留在外地的湖北同胞，善待“流浪”在高速路上不能回家的湖北货运司机；财新、中国经营报和界面以文字和图片等展现医护人员跨年夜的工作情景；财新摄影报道《除夕的武汉隔离病房：有人工作七小时不吃不喝 有人母亲手术无法陪同》，展示了一线医护人员除夕当日的工作景象。疫情中普通人的遭遇和悲情，家属，医护人员的困厄和无奈成为报道的重心之一，同时也折射出灾难背后的管理漏洞和救治困境。

（三）市场化媒体与主流媒体协同作用：一个目标，不同表达

在中国媒体进行的这场国家公共安全危机的战“疫”报道中，不同类型媒体发挥各自优势，抢占疫情报道先机，不断回应社会关切。

可以说，在疫情报道中，同一事件呈现出多维考量、多角度叙事的多结构表达格局。其中，一个目标是：希望最终战胜疫情，疫情中少死人，社会损失更小，人文关怀更多；不同表达在于：主流媒体在宏观和整体上着眼更多，以社会动员和防范为主；市场化媒体更多立足个体视角，着眼于当前群众有切身感受的事件本身，侧重故事化叙事。

两种表达，并非天然隔绝，也各有特色。一方面，着眼具体、个体的故事化叙事，能够激发更多人共鸣，但对事件的控制、政府资源调配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另一方面，着眼宏观、整体的主流媒体表达，较好地配合了政府推动疫情防控、阻断新冠病毒持续感染的举措，但对重大疫情事件中个人体验的关切则显得不足。市场化媒体在疫情防控进程展开之后，更多地聚焦于人性化情感化个体化的视角，并与主流媒体协同展开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应。在国家力量介入后，主流媒体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导推进问题解决，体现在对政府应急管理措施、相关政策决策的解读，以及推进信息公开、督促各类措施的实施等方面。

协同学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有自己的动力学，不应只是“舆论的复制品”[9]。在不同媒体的选择性传播中，单一层面和角度，容易把复杂世界简约化、片面化。而不同类型媒体在同一目标下各自不同的侧重在整体上更有利于人们完整地把握世界全貌。

二、回应社会关切的机制创新

反思此次疫情报道，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媒体如何能够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以下几个维度值得思考。

（一）建立回应社会关切的感应机制

主流媒体做到“主动回应社会关切”，需要植入风险危机意识，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感应器”，从而察幽烛微，形成社会风险预见、研判的敏感触角。从疫情传播过程看，2019年12月8日出现的第一例到12月30日是疫情的潜伏期，病毒在局部个体人群间感染，最先感知到的是接诊医院的传染科；他们有发现新的传染病例应立即上报的机制，即医院有责任在处置未明病毒的同时，反映上报给政府卫生健康部门，政府卫健部门有观察、研判、组织杀灭的职能；当传染由个别人群向局部较大面积人群传播的时候，则上升到相应的应急安全等级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传媒建立疫情风险感应机制，可以植入医院传染科的最前端，乃至政府卫生健康部门，与他们协同研判，及时传播发现病例以及处置措施，并密切关注事态动向；与行业领域的顶级专家建立信息沟通协商机制，保证研判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对社会心理情绪的可能反应，做出精准预判，掌握报道基调与口径；并随时、动态地报道疫情处置与防控中的进展情况。从这次疫情报道看，部分媒体就是在这一环节失察滞后，给自身反映病毒疫情危机造成不利局面，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前期造成一个教训。

（二）建立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清单

直面问题的意识，是回应社会关切的核心。在媒体深度和追踪报道下，“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事件”“假口罩”“大理征用重庆口罩”等事件得以纠偏。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清单机制，是对核心问题焦点事件可能产生的问题的预判与罗列，可以分为以下六类：1.病毒疫情本体类，包括病毒感染源、病毒性状、感染路径等。2.政府处置反应类，包括组织资源、调度灭杀、公众安全应急启动机制的安排，职能机构研判的依据、权威性如何等等。3.公众心态反应认知类。4.应急危机处理响应上升到一定级别之后的社会相应行动类，有无漏洞，有无薄弱环节，如何收治大面积感染病毒者？5.特殊人群特殊岗位问题类。如医护人员、一线志愿者的保障措施、病毒感染者、隔离期家庭生活与社区鲜食蔬菜供应超市运行情况。6.“信息疫情”关切，谣言、流言、媒体误操作的负面反应。

（三）建立回应社会关切的讨论与反应机制

社会关切的问题往往表现在社交媒体圈群层，反映在舆论旋涡之中。医生、疾控官员、科研专家等专业人士在他们专业领域的自由讨论和判断，媒体连接病患、医生、政府、专家等，及时跟进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发挥预警功能。主流媒体应涵盖市场化媒体、社交媒体的视角，宏观视角之外，吸纳个体视角，理性传播之外，渗透情感；以主流媒体事实性信息的频度、密度、效度，多维度、多样态、多视角来对冲舆论场上民众心态和关切。

建立回应社会关切的要害，在于社会关切焦点问题的反应机制。依靠专业人士，建立向专业人士访策问计、关切要害问题的机制。这可以在动态中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报刊的“循环往复的有机运动”[10]中完整地表达出来，在连续的、传播过程中发现问题，纠正社会偏差。“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正是媒体回应社会关切的时间维度策略。

建立回应社会关切的反应机制，还在于防范重大疫情报道的“谣言”等次生信息瘟疫（infodemic）。每次重大疫情事件，都意味着公共卫生健康和信息安全的双重危机，给回应社会关切带来挑战。主流媒体准确的消息来源、理性冷静的发问，就是揭穿虚假信息和谣传的利箭。中央网信办主办、新华网承办的中国互联网辟谣平台，凤凰新闻客户端、阿里健康等新冠疫情辟谣专区，减少了谣言对疫情信息真实性的影响。但其中一些媒体因急于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疏于准确核实就抢发，甚至传播策略中加以强化操作，带来恐慌情绪，从而造成对回应社会关切的严重损伤。

三、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常态化机制建设

回应社会关切，并不只是媒体的责任。一切关怀社会的人士，都表现出同样的特质。武汉作家方方在新浪微博发布《武汉封城日记》，被视为透视武汉疫情的“窗口”[11]。新闻媒体建立“回应社会关切”的机制，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凸显“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的要求，把舆论监督、风险预警和社会服务功能结合于一体，及时发现施政缺漏，适时推动问题解决。这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疫情中，中国媒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于将来新闻媒体处置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具有“正外部性”意义。

（一）强化主流媒体与社会协同解决问题的意识

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在推动社会动员、整合社会注意力、融合媒体技术进程中展现出的巨大创新，与市场化媒体的专业操作，表现出中国媒体整体协同应对疫情，共同体现“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根本使命特征。这一特征强调“问题解决导向”，呼应社会关切的要求。它可以在新闻媒体与政府及公众（包括专家）之间建立新闻传播沟通协同机制，“把报道的过程作为促成社会变革的起点，强调在与公众的对话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12]。媒体调动公众的参与意识，满足公众的参与热情，可以因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发挥社交媒体“无组织的组织力量”[13]，分享众人之智，在与公众的对话中重建传播公信力，共同促进社区、城市、国家的进步。

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吸纳三大主流媒体参与形成疫情工作小组，扁平化信息交汇。从底层医院传染科的信息联络员到地方政府卫健委，形成信息搜集——筛选——向上呈报研判的过程。协同联动机制可以对重大事件及时发布中央决策信息和主流媒体声音，走在社会创新和重大危机处理变革要求之前，放大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推动问题解决的积极效应。主流媒体把“推动问题解决”与促进社会协同发展放在平衡位置，成为整个传播环境平衡者的新角色[14]，或许是未来应该做的事情。

（二）坚守主流媒体回应社会关切的正确价值理念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是主流媒体把握社会心态、设置社会议题、正向传播致效的基础。媒体报道不能偏离社会关切的正确价值准绳。2月11日，汉网推出的《“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一文在舆论场引发负面反应。其原因在于忽略了疫情暴发之后舆论场对武汉地方官员的不满心理。地方主流媒体可以用心挽救当地政府的舆论质疑，但不能离开回应社会关切的价值核心；否则，必然会偏离舆论情绪，研判失当，生硬对抗，加剧次生舆情。

过度宣扬极端奉献，易导致社会价值偏差。“7名护士妈妈集体断奶奔赴抗‘疫’前线”的消息被质疑“对宝宝来说太不 公平了”；八旬残疾夫妇捐出3年积蓄抗疫、退休环卫工人捐出10万元积蓄后只剩下13.78元的报道；宣传女护士剃光头、怀孕9个月坚守一线、流产10天重回一线等，突出极端“个案”，将“极端牺牲”演化为“必要牺牲”[15]，造成价值导向偏差，易导致群众反感。

确立回应社会关切的正确价值理念，应守正与创新并重，既不过度渲染悲情故事，又不漠视民众疾苦。自媒体关切个人命运高于关切社会问题，放大和扭曲个体悲伤情绪，抖音视频一女孩对着殡仪车哭着喊妈妈，沉浸于感伤，引发网民悲叹，不利于激发全民抗击疫情的意志。主流媒体报道，不乏温情和泪点，却更有思想和力量。202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通讯《抗击疫情，筑起钢铁长城》，讲述武汉同济医院胆胰外科护士张敏第一个主动报名支援发热门诊的故事：前一天晚上她把年幼的女儿送到母亲家，并嘱咐女儿：“妈妈去医院打‘怪兽’了，等妈妈回来就来接你。”说完转头，已泣不成声。报道平实叙事，真切动人，不乏人性化，却非煽情式戳泪点，给人以平实、温馨的感染力。新华社2月1日播发的《我不是英雄，但绝不当逃兵！》，观点鲜明、真实可信，给人们以信心、思想和力量。2月3日，中新视频播出的《国家发改委：湖北省生活必需品困境正在协调解决》《市场监管总局：对于发“疫情财”的做法露头就打》等稿件，从社会关切的问题入手，及时发出预警信号，预防社会次生风险。这些都准确表达了回应社会关切的正确价值理念。

（三）继续加强主流媒体现代传播体系建设

白岩松采访潜江市长透露，1月17日该地就果断采取措施，终止娱乐活动，出台严格的禁足命令。但武汉媒体到了1月19日、20日，还在大肆报道百步亭4万余家共吃“万家宴”，江城免费配送20万张旅游券，继续传统节日的报道方案。中央一再强调，要警惕“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对社会风险和安全危机要高度警觉。新冠疫情中暴露出的媒体缺乏风险警觉与公共安全意识、造成反应失敏的问题，对于今后媒体融合进程向何处走，提出了一个新方向，即把媒体重大疫情预警能力作为加强主流媒体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是从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角度和高度，有效开发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建立重大疫情的信息机制、决策机制、传播机制的科学机制；二是发挥内部报道机制常态反应功能，促进解决问题。疫情中的很多问题没有被完全披露出来，虽然有的并非媒体责任，但按照“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不回避矛盾，积极推动问题解决”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注释】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2020年2月23日。

[2]姜红：《危机时刻的“逆行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战疫”报道实践分析|德外独家》，“德外5号”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4日。

[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疫情防控与社会心态的变化》《疫情下社会心态18天的演变》，“社会心态”微信公众号，1月27日、1月30日、2月18日。

[5]王传宝：《青记观察⑨丨打赢“抗疫”战 呼唤主流媒体流量担当》，“青年记者”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6日。

[6]掌门喵：《逆行还是缺位？中国主流媒体的疫情报道表现》，“青年门派”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18日。

[7]《2020新冠肺炎记忆：报道、非虚构与个人叙述》，https://2019ncovmemory.github.io/nCovMemory/?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分类收录“详尽细致或角度新颖，且来自较可信赖的媒体或公众号”报道和非虚构写作及来自微信公众号疫情影响下的“亲历者个人叙述”作品。

[8]即新京报、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第一财经、财新、澎湃、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北京青年报、界面。据风留痕：《坚定逆行的背影！中国13家市场化媒体新冠疫情报道解析》，“动态大参考”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2日。

[9][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凌复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1页。

[11]李涛1981：《方方的“封城日记”里，你看到了什么“风景”？》，“有才大叔”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8日。

[12]王天定：《独家丨建设性新闻：要做无助者的“导盲犬”》，“青年记者”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5日，（摘自《青年记者》3月上）。

[13]［美］克莱·舍基：《人人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14]喻国明：《“5G革命”下的传媒发展机遇与要点》，《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