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迅速行动，拉开报道序幕

2020年的冬天，新冠病毒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嵌入历史。1月17日，我和先生、女儿一起回我在武汉的老家过春节时，哪里会想到，我们即将亲身经历这场全球性流行病。1月17日我们从北京坐高铁到达汉口火车站，这里依然人山人海，戴口罩的人很少。当时已经有新闻提到武汉的不明肺炎，但是新闻的播放零零星星，让人很难引起重视。武汉街头，人们非常放松，一些人忙着采办年货，在武汉工作的一些外地人陆陆续续返乡，与往年的春节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在武汉的几十口亲戚，原本准备在1月21日举办大聚会，庆祝我爸妈的70岁生日。到了1月20日，虽然新闻里对不明肺炎的反映不强烈，但基于记者的敏感，我对于第二天即将举行的聚会非常犹豫。我跟爸妈说，还是别聚会了，万一这个不明肺炎是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我们这个聚会可是得不偿失。2003年我刚刚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正好赶上杂志对于SARS的报道，我详细采访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SARS期间的经历，所以我对“肺炎”这个词，比较谨慎。爸妈看我的态度很坚决，虽然心里觉得遗憾，也还是同意取消聚会，他们出于礼貌，非常郑重地给每家亲戚打电话，一一解释，说等“不明肺炎”结束了再聚吧。

现在回想起这个场景，依然感到庆幸。爸妈跟亲戚们打完电话，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工作状态，似乎也彻底苏醒了。本来我平时在北京一期期出杂志，工作辛苦，放假回家特别希望放松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不明肺炎”比公众意识到的要严重很多呢，那我们作为记者，需要迅速行动起来。我给主编李鸿谷打电话沟通，他也觉得应该马上派记者到武汉采访。到了1月21日下午，我和赶来武汉的记者王珊、张从志，住进了武汉金银潭医院旁边的酒店。

我们三人会合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华南海鲜市场看看，也需要去医院找医生采访。华南海鲜市场从2020年元旦就被关闭了，但我们没想到，1月21日我们去探访的时候，还能很顺利地找到经营者。因为不少经营者就住在市场附近，有人担心自己铺面里的存货，会回去看看。然后我们就碰到了一对经营者夫妇，他们也是肺炎感染者，一个治好了，另一个因为医院床位不够，每天自己坐车去医院打针。她也提到，她刚开始去医院，打一次点滴只需要两三个小时，随着病人急剧增多，她打一次点滴变成七八个小时才能弄完。这时我联系武汉的医生朋友，他告诉我，他们一家医院已有几百例疑似病人，病人早已住不进医院了，情况非常严峻。第二天，我们就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采访文章，提出武汉的不明肺炎为何直到今天才引起更大的关注。这篇文章有1400多万阅读量，引起了公众极大反响，也拉开了我们这组报道的序幕。

二、像温度计一样，准确感知事态进展和受众需求

今天回看我们的系列文章，我们对国内疫情的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我们特意去做的所谓“议程设置”，因为如果一个媒体不能敏感捕捉到当下最重要的新闻，而是主观特意去设置议程，反而会被舆论漠视。只有当媒体像温度计一样，能够准确感知到事态的进展和受众的需求，才能每一步既提供真相和见解，又能踏中受众的心理热点。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拉响疫情警报的阶段，从1月22日第一篇报道开始，我们紧接着发出了《武汉一线医生口述：疫情或将大爆发》《肺炎重症病人一床难求》的文章。武汉在1月23日突然宣布封城，大众当时对武汉发生了什么有着极强的信息渴求，所以我们充分发挥了记者的采访能力，从武汉三甲医院、二级定点医院、患者等不同角度了解情况，让读者第一时间了解医院内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医疗资源出现挤兑，病床为何如此紧缺等等。

受众充分意识到武汉当时的严重形势后，我们感觉到了大众的担忧情绪，这种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让人恐慌。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不仅是信息传递，还应该有更多作为帮助大众建立理性认知。《三联生活周刊》在大年初一迅速组织部分同事，开始“三联在行动”的公益活动。这次疫情不同于一般的短期事件，媒体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参与者。做“三联在行动”，是为了充分发挥媒体在资源匹配方面的优势，在湖北医疗物资极为紧张的时刻，帮助匹配捐献者和需求者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在向大众传递一个信息——社会上不同的力量都在为抗“疫”而努力，情况会越来越好。

疫情期间，我们的及时报道也呈现在微博上，这使得我们与微博读者建立了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微博上读者的留言也成为我们的信息来源之一，我留心值得关注的情况，分配记者去一一核实，再决定是否作为我们报道的一部分。

当媒体关于疫情严重性的警铃已经充分拉响后，接下来我们进入信息更深的层面，提出一个一个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武汉封城初期，各方面情况比较无序，我们的报道对这些情况有所反映。比如口罩为何如此紧缺？武汉周边地区的疫情是不是被忽视了？物资捐赠为什么不畅通？我们发出了文章《口罩产能全球过半，为何还是“一罩难求”？》《湖北与武汉红会，物资捐赠卡在了这里？》《疫情升级为突发卫生事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等等。

我们去前线的记者分为两批，加起来只有四位文字记者和两位摄影记者。而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以每天3-4篇疫情报道的速度发稿，仅仅动员前线记者是不够的。我们发动放假在家的其他记者，以电话采访的形式做稿子。三联一向注重每位记者独立做稿子的能力，记者不是稿子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是全环节操作。每个人都有从提出选题、多角度采访、辨别采访材料到写作的成熟能力。我尤其强调前线记者，采访必须去现场，这样才能体现现场报道的价值。

我自己也像章鱼一样伸出全部触角，既从武汉的信息源、前线记者获取消息，也关注三联微博、微信读者的反馈，只有判断准了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微信报道才能带来及时的反响。

所以在武汉封城后的前十天，我们作为媒体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发现问题和解析问题。这也体现了我们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效果，我们一天更新三次微信，所以报道的及时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封城早期读者对病人的关注、对医院物资紧缺的担忧，到各地简单粗暴断路带来的问题，我们都能及时反映，并且在事实呈现中尽力去理清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病人住院、物资紧缺稍有缓解之后，我们再报道因为断路导致的湖北3亿只鸡饿肚子、猪食也极为紧缺的时候，读者才有心思去读。

除了从相对大的方面追踪疫情进展之外，我们也非常关注个体故事。时代和事件中的个体，永远是牵动人心的。我们写病人的故事，也写医护人员的故事，他们充满情感的叙述，非常具有感染力。所以我们的一组文章，除了体现疫情的严重性，也关注医护群体、病人和病人家属的个体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是周刊，春节放假前，我们提前做好了过节期间的杂志。到了2月10号，我们节后第一本制作的杂志要截稿了。这时我们已经在公众号上发表了50多篇扎实的疫情报道，在疫情报道开启后的第一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读者多出了几十万，可见当重大公共事件来临时，读者对严肃媒体的需求非常强烈。

我们定下杂志这期全部150多页用来做疫情，如果说微信报道像一条流动的河流，以每天为时间点，话题随时在变，那么作为杂志的形态，更具有与时间对抗的能力，所以我们特刊更加在意文章的深度。这本主标题为“武汉现场”的杂志，突出了我们前线记者在武汉封城前后的所见所闻、医院和社区里发生的事情、重症病房的故事等等。三联的编辑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记者们的专业性很突出，比如有些记者擅长社会调查，有些擅长经济分析，有些擅长科技报道，还有专门擅长思想和书评领域的，大家会从自己的领域，提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选题。所以整本特刊非常丰富，除了现场报道，还探讨了社会歧视与疾病的关系、疫情对股市的冲击、人在灾难面前的意志力等话题。这也标志着我们的报道进入第三个阶段，提出更深层次的话题，带领读者一起思考。杂志特刊《武汉现场》，在微信和淘宝上预售24小时内，就卖出了10万多本。

三、以多种形态不同主题报道产品回应不同阶段需求

最近两三年，《三联生活周刊》孕育出了一个以音频产品为主的新媒体平台——“中读”。这次随着杂志特刊《武汉现场》上市，“中读”也迅速推出这期杂志的电子刊。由于疫情期间很多地方物流不畅，购买电子刊的读者也非常多，这些读者多转化为我们“中读”的会员，数量非常可观。“中读”上的听周刊，将杂志文章音频化，也为我们吸引了新的读者。

过了一周，我们的第二本疫情报道杂志出来了，主标题为“武汉会战”。这个时候武汉的疫情控制已经比较有序了，全国大量医护队伍援助湖北，抗疫指挥思路变得明确：武汉大量征集和改造医院，用来救治重症患者；方舱医院用来收治轻症患者；隔离点用来隔离疑似病人。我们的报道就向大众传达出抗“疫”的思路，以及报道了在医院、方舱、隔离点和社区等地发生的故事。到了我们与疫情相关的第三本杂志，复工问题提上日程，所以我们的杂志主题定为“准备复工”，并且提出我们要学会与疫情相处。当疫情控制有序之后，经济问题成为人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且我们在心理上，也要做好新冠病毒有可能长期存在的准备，那么如何在疫情存在的情况下尽可能恢复正常生活，变得重要了。

回顾这次《三联生活周刊》的新冠疫情报道，我们实际上打了一套组合拳。在疫情前期充分利用了微信、微博平台的及时性，等到春节后出刊的日期，我们的杂志一期期跟上，并且提出不同于新媒体平台的深度题目。杂志报道的内容，又成为音频平台“中读”的亮点，它们以电子刊和“听周刊”的方式，成为我们疫情报道的另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