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所在的是伊朗首都德黑兰。”这是爸妈在近一个月来听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2月19日，伊朗疫情出现后，因多次参与出镜报道，微信上时常收到国内亲朋好友的关心。彼时，国内疫情也正值攻坚克难阶段，虽远隔数千公里，但每天浏览新冠肺炎的新闻，和编辑部讨论选题、策划、采访等事宜，都让我觉得和国内的同事是一个整体，共同进行这次疫情报道。

一、到岗即迎“战”，经历了一次几乎没有防护的采访

起初，新冠肺炎对于当地人仍是一个新鲜事物，海外出现感染者的国家也只有零星几个，外出的人们几乎没有防护意识。街上的人们仍三五成群，当地最大的市场，德黑兰大巴扎像平日一样，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而另一方面，不少居民也通过新闻了解到了疫情的危险性，蜂拥抢购防护物品。

两天之内，我带着分社雇员四处寻购口罩、手套和消毒液。因药店已经采取了限购措施，且不少药店已经断货。我们先后跑了城区内数十家药店，终于把防疫用品买齐。后来证明，当时的决定是多么正确，疫情开始后第三天全城药店已经断货，只有个别药店可以买到一次性口罩，但价格较之前已翻了近十倍。

□ 图为本文作者（左三）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口罩捐赠仪式上采访。

2月底，中国驻伊朗使馆向当地捐赠口罩的现场，为了抢到一个好的位置，各国记者扎堆聚成一团，我和雇员也在其中不断穿行，寻找位置。当晚，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宣布确诊，而前一天，这些记者大部分都参加了哈里奇的新闻发布会，毫无防护。

随后几天，我和雇员陆续出现了咳嗽症状，因没有临床经验和医疗设备短缺，伊朗当时的死亡率高居全球第一，重症患者基本等于被判死刑。虽然在采访现场做了一定的防护，但心里还是十分忐忑。伊朗条件有限，买到的口罩上没有生产标准，每次出门我都将两个叠起来戴，才算有些心里安慰。好在经过几天的调理和观察，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

经此一事，改变了我对疫情报道的看法，意识到疫情报道风险的不可控性。之后每次采访都会事先踩点，查看当地人流量、民众防护意识和采访环境，对可能产生的感染风险进行评估后再安排采访。所幸因疫情扩散，伊朗已经取消了所有大型活动，新闻发布会也随之取消。必要的人群密集场所的采访较之前有显著下降，但现场报道的工作仍会遇到一些困难。

因工作安排，我是2月初才被临时借调至德黑兰，虽常年在中东地区工作，但从未来过伊朗。语言不通，英文交流和采访对象之间时常出现涩滞，采访时总是少了几分底气，有时候还需要雇员出面担任翻译，采访速度会慢许多，唯有安慰自己慢工出细活。

另一方面，防护也为采访增加了巨大困难，德黑兰平均海拔约为1200米，市区一些道路也随着山峦的走势起起伏伏。戴上N95口罩走在冬日高原稀薄的空气中，仅站在街上就明显感到胸闷。需要爬坡时，每走几百米就需要在街边叉腰休息一会儿。疫情发生后，社交网站上流传着一些视频，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呼吸困难，蹲下后不久就晕倒在地，被当地华人称为“路倒”现象。

因伊朗在中国疫情严重时第一个发声支援，并向中国援助了数百万只口罩，外长扎里夫根更是在推特上用中文写下“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来声援中国，海外抗疫报道中，国内民众对伊朗的关注相对更多一些。但这种关注也逐渐成为一面放大镜。

二、用官方报道正本清源，用民间报道展现全景画卷

国会议员确诊、卫生部副部长确诊、副总统确诊……新增患者的数字不断跳涨，死亡率居高不下，伊朗疫情发展速度超出想象，网上传出民众舔舐库姆清真寺墙壁的画面，防疫措施不断被扭曲，加上伊朗固有的政教合一形象，让负面消息接连不断地被放大报道。

身在伊朗，我可以理解伊朗根据自身国情所定防疫措施的合理性，且彼时伊朗还处于疫情初期，尚在摸索阶段。2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派出专家组抵达伊朗，开始和伊朗当地医疗专家展开经验交流，传授中国经验。我感到这是一个消除国内民众误解的好机会。

通过红十字总会联系到专家总共花了两天时间，期间我也将国内民众的问题和自己的提问综合整理，条分缕析地向专家逐一抛出，采写了《中国援伊专家解析伊朗疫情热点：确诊激增？病亡率高？未来走势？》一稿，稿件采用了新华社稿件中少见的问答形式，用真相与质疑之间的短兵相接来回应所有问题。将伊朗疫情的真实情况和防疫措施向民众逐一解释。

疫情出现，为谣言与偏见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如果只从自身国情出发，就很难理解其他国家方案措施的出发点，造成误解与偏见，甚至是盲目的指责与自大。专家组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无论中国经验多么成功，也只能为其他国家指明一个大致方向，需要每个国家结合自身国情，因地制宜才能得出最优解。

后来在当地线人的推荐下，我报道了中伊防疫互助小组的事迹，一批曾在伊朗交换的留学生将中国的抗疫经验和宣传视频翻译成波斯语，为当地民众普及防疫知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这个组的专业程度超乎想象，成员涵盖了两国医生，知名广告公司员工，留学生，网红博主。有些人是和伊朗有过一段缘分，有些人甚至没去过伊朗，没学过视频软件，凭着一腔热血就加入进来。有人曾经说过，近十几年来，字幕组的出现让数以亿计的中国年轻人接触到了外国文化。这种翻译力量如今正逐渐走出去，成为一座中伊两国民间友好交流的桥梁，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朴素情感。

采访的工作量格外庞大，因为小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成员遍布全球各地，横跨多个时区，典型事迹极多。为了选择最典型的事例，我们和小组负责人在100多名小组成员中先进行筛选，再对十几名目标对象逐一采访，成稿前手上的素材足够我写出两篇水平相当的报道，但最后稿件中只采用了其中4名成员的事迹，一方面担心两篇稿子写尽每一个部门的典型事例是一种冗余；另一方面担心过度满足受众的好奇心也会降低稿件的观感。

防疫互助小组的事迹播发后被多方转载，国内多家媒体继续跟进挖掘，伊朗官方通讯社将稿件翻译成英文，并在首页刊登。

国际新闻报道中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受众还原驻在国的客观情况，官方与民间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用官方报道正本清源，用民间报道作为抓手，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尽量丰富的全景画卷。

伊朗新冠疫情的动态，成为中东地区近年来被国内民众最关注的报道之一，我十分幸运成为这次疫情的报道者之一，如今疫情仍在不断加剧，希望伊朗人民可以早日回归生活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