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

[摘  要]政治标准历来是党对领导干部选拔的首要标准，且呈现出“三层洋葱模型”由表及里的演变路径。政治标准在树立人才导向、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体现其深厚的价值意蕴。从树立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构建完备的干部政治素质考评体系、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干部考察机制三个方面探索链条式的全面落实路径，以期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关键词]干部选拔;政治标准;政治素质;政治生态;考评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2-0057-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在选人用人中要突出政治标准”[1]62。“政治标准”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仍居于我国干部选拔标准的首要地位。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为我国发展指明了新的历史方位，赋予党和领导干部新的时代使命。新时代情境下，政治标准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为什么领导干部选拔要突出政治标准？如何在领导干部选拔中落实政治标准？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与本文的讨论语境来看，政治标准是选拔主体对选拔对象提出的干部政治素质方面的衡量因素。现阶段政治标准的研究从内涵、考评、提升三个维度初步构建了對政治标准的基础研究框架，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在规范性、系统性和具体性上仍然有待进一步突破。此外，现有研究缺乏对我国干部政治标准发展历程的系统性梳理，鲜有研究聚焦于领导干部选拔环节来探析政治标准的落实路径。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标准的演进做出纵向分析、探索其内在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的干部选拔程序提出链条式的全面落实路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标准的历史演进

领导干部作为群众的带头人，其政治素养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治目标与政治理想的实现。在中国的干部选拔历史上，政治标准在干部选拔标准之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标准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并且随着国情的变化与选拔程序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演进。本文以选拔程序的发展历程分析政治标准的制度演变环境，以各个时期的主要干部选拔思想为主线，以1978年干部“四化”以及2013年“好干部标准”的提出为两大关键节点，将政治标准的演进划分为理念萌芽期、横向深化期和纵深开拓期三个阶段。

（一）理念萌芽期（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党组织如果要向全国发展，就必须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还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而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首先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政治远见、工作能力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且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2]277而后，毛泽东又提出“又红又专”的思想。红是指领导干部要有政治理想与政治信念，明白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专就是指领导干部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业务经验，强调的是干部的政治能力与政治理论。又红又专是政治和业务的辩证统一，但政治是主要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政治理论的学习，1951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全党干部理论知识的学习作出明确要求，其中特别对高级干部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都为当时的干部选拔提供了重要的导向。

“又红又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个重要干部选拔理念。政治标准在“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理念中开始萌芽发展。当时的制度环境未给政治标准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干部选拔基本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委任制为主的方式，相关的法规制度十分有限。此阶段的政治标准主要体现在主要领导干部的选拔理念，根据理查德·博雅特兹的三层洋葱模型，表层为个人的知识技能，中层为个人的价值态度，里层则为个人特质，越向里层越难以习得，越向表层越容易培养，而此阶段的政治标准内涵对干部的要求还处于表、中层次，但政治标准已经开始以理念的形式逐渐走入领导干部选拔的视野中，并为下一阶段的演进提供思想与群众基础。

（二）横向深化期（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纠正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些做法，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时的干部选拔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条文法规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了干部的选拔程序，干部选拔程序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制化、民主化。

“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4]。1981年6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干部的“四化”标准，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四化”中对干部政治上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革命化”与“专业化”两个方面。“革命化”是首要的，这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干部队伍的根本要求。所谓“革命化”就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方向，要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所谓“专业化”是指干部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行政能力与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革命化”强调的是干部政治信念，而“专业化”强调的是政治能力。

此阶段政治标准的核心内涵仍以政治信念、政治能力为主，但在原有维度的基础上体现出不断深化充实的趋向。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政治信念不仅只是强调干部要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等政治方向，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政治信念还强调干部要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有深刻认识与坚定拥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方针。另一方面，政治信念、政治能力有了更明晰的要求。对干部政治能力提出了专业知识与业务能力两方面的明确要求。时代变迁与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标准的内涵不断充实与深化，规范的制度环境为政治标准的实现与持续演进提供了有效的保障。这一时期的政治标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三）纵深发展期（2012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经济已经达到基本小康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逐步放开，腐败现象也逐渐增多。2019年3月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指出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经过两次修改，以制度的形式逐步确立了“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的科学、民主的干部选拔程序，逐渐健全的制度环境为政治标准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从理查德·博雅特兹的三层洋葱模型角度看，这一阶段的政治标准开始朝向里层的个人特质方面纵深拓展，对干部选拔的政治标准提出了“政治作风、政治担当”新的维度。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好干部标准”的基础上凝练出好干部的五个过硬，即政治过硬、信念过硬、能力过硬、责任过硬、作风过硬。“信念过硬”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主要体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政治过硬”强调干部在思想上要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与政治道路，在行动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能力过硬”则是指在现有能力与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新知识、开拓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全面提高干部的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这三点是对前人政治信仰与政治能力方面的继承与发扬。在“责任过硬”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且对人民与工作担当尽责。在“作风过硬”上，强调既不能越党纪国法的“红线”，又要守住道德的“底线”，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两点则是对政治标准内涵的新的扩充，强调了新时代干部要有勇气担负政治责任、完成政治使命，在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政治品德与严格的政治自律，即体现为政治担当与政治作风两个核心内涵。此阶段的政治标准内涵在理论知识、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对干部的责任担当精神等里层特质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政治标准步入纵深发展阶段。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新时代的政治标准是在领导干部选拔过程中对干部政治理论、政治信念、政治能力、政治作风、政治担当五个维度的政治素质要求。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干部选拔的政治标准有着特色的演变路径。以政治信念与政治能力为主线，随着时代不断充实与发展。从政治信念与政治能力、政治理论开始萌芽起步，横向深化期的内涵深化与厘清为纵深拓展期积蓄力量，纵深拓展期是在前两个时期的基础上深化发展。政治标准的内涵维度从表层，向中层、再到里层递进，对干部政治素质的挖掘从知识能力，向价值态度，再向个人特质深化。

二、政治标准的价值意蕴

政治标准由于其特性所造成的行动上的困境，促成了长期以来干部选拔中重能力而轻政治标准的选人倾向。近年来，干部队伍中“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等系列问题凸显，政治标准成为我们在干部选拔过程中迫切需要关注与重视的标准。干部选拔中突出政治标准在思想意识层面、组织建设层面、政治生态层面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干部选拔突出政治标准对树立正确人才导向、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一）思想层面：树立正确人才导向

政治标准的价值意蕴首先体现在思想意识层面，政治标准是树立正确人才导向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1]64政治标准为我国党政部门树立正确的人才导向以及人才选拔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

人才导向包括用人导向与育人导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标准完善了公共部门的用人观。选用人才是第一关。在党政部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政治标准的提出与重视为选拔主体树立“能”“政”并重、以“政”为首的正确人才选拔导向，引导选拔主体严把干部选拔的政治关，突出对干部政治素质的考察，填补以往选拔中对干部政治考评的不足。另一方面，政治标准为组织内部育人观的全面构建提供支持。党政部门对干部的培训教育不能仅仅是对干部办事能力的机械教育，而是要针对现今干部中出现的“政治弱化”“贪污腐败”等现状，在干部的定期培训中提高干部政治素养的培育比重与效度，运用多样化的培训手段提升干部的政治素养。政治标准作为一种理论指导能有力引导我国党政部门树立正确的用人观与育人观，有效推动干部选拔与培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组织层面：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在组织建设层面上，政治标准是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大批优秀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形成，需要从规划、选拔、培训、激励四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的政治素养的构建，而在选拔环节突出政治标准是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一环。

首先，政治标准凝练了我国当代党政领导干部最需要的核心政治素质，面对现阶段的历史重任，只有具备扎实的政治理论基础、可靠的政治能力、优良的政治作风以及勇于政治担当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才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带领全国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政治标准为干部提供了明确、全面、具有时代性的选拔维度，对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标杆指导意义。其次，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必须突出政治标准。尽管高素质干部队伍包括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知识、专业能力等多方面的要求，但政治素质是贯穿始終的一条主线。干部队伍建设突出政治标准是确保政党团结、实现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的必然要求。通过提名任命等人事决策时要突出政治标准，构建高素质干部队伍，以达到维护监督权威和巩固执政根基的目标。

（三）政治生态层面：助推党风廉政建设

在政治生态层面上，政治标准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应有之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干部经不住用权谋取个人利益和腐败的诱惑而腐化堕落，严重影响党的公信力，危害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营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环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5]针对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局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致力于整治党风，惩治腐败，着力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地方的政治风向标，综合反映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政治氛围，其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还影响着干部的个人价值观念及为官行为。[6]干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干部选拔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一环。干部选拔中突出政治标准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推手。一方面，干部选拔中突出政治标准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党政干部队伍选拔具有扎实政治理论基础、可靠政治能力、优良政治作风以及勇于政治担当的优秀人才，从干部产生的源头上有效减少腐败，从整体上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助力党的政治、思想、作风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干部选拔突出政治标准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推进提供高质量的人力支持。只有自身具备良好政治素养的干部才有能力有底气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举措，身正风清的优秀人才是构建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的重要保证。

三、干部选拔中政治标准的落实路径

政治标准深厚的价值意蕴为干部选拔提供价值导向和根本遵循，领导干部选拔的政治标准需要我们立足新时代这一背景，以政治标准的自身特性为基础，构建政治标准实现路径。具体而言，以人岗匹配为基本原则，围绕干部选拔程序的每个环节，从选拔标准、选拔机制等多个角度来探索实现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树立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构建完备的干部选拔政治素质考评体系，完善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干部考察机制这三条实现路径。

（一）基本前提：树立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

动议是干部选拔任用程序的初始环节，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选任取向。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动议环节，组织人事部门要综合各方面建议和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领导班子进行分析研判。要使政治标准有效嵌入动议环节，必须为干部树立政治标准为首的选拔理念，影响干部的动议决策。以选拔主体为实施对象，于干部选拔程序的动议环节实施，作用于公开选拔、考察、讨论、决定等其他环节。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并非是对政治标准的盲目单一的推崇，而是在党政干部选拔中考察干部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道德品质的同时突出政治标准的考察权重。树立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可以从以下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多渠道的教育灌输树立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教育是树立理念最普遍有效的方式之一。构建以培育政治觉悟、政治能力为核心，以选拔主体为对象，以定期培训、日常会议、线上学习、主题讲座等多样化平台为基础的教育培训体系，灌输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通过选拔主体的选拔理念贯穿到后续的选拔环节中，从而促使政治标准的落实。二是通过实践运用强化以政治标准为首的干部选拔理念。把政治标准融入干部选拔的制度中，在干部选拔实践中深化理念，把每一次干部选拔过程当作实践理念的平台，使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激发和提升。教育灌输与实践运用两种方式相辅相成，。教育灌输提供初步的理念启发，实践运用深化对理念的理解，并反过来推动教育灌输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二者协同推进。

（二）关键环节：构建完备的干部选拔政治素质考评体系

公开选拔与民主推荐是干部选拔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完成对干部的整体考评，初步确定考察对象。政治标准相对来说比较抽象，要把一个抽象的标准嵌入干部选拔的过程，执行本身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还难以检验其落实情况。因此，构建完备的干部政治素质考评体系是政治标准实现的关键路径。这一实现路径主要在干部选拔程序的公开选拔环节实施，以技术手段为依托，构建可操作性的政治素质考评指标，辅之以科学的考评方法，形成完备的政治素质考评体系。

指标体系的设计要以政治标准的核心内涵为基础，结合专业技术手段加以量化和检验。首先，抽象的政治标准要量化为可操作的选拔指标。有学者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构建了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评价标准的五因素模型，并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验证，最终得出由“政治态度”“政治品德”“政治作风”“政治能力”“政治理论水平”五大维度、16条行为指标构成的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评价指标体系[7]。由于政治素质本身所具有的内隐性、复杂性等特性，加之政务体系的封闭性以及知情者偏差效应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降低了考评对象与参评主体信息造假、信息隐瞒的风险成本，增加了其对真实信息的回避动机，极大地影响了考评信息的真实性。因此，在考评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尽量转换表述方式、回避敏感词汇，通过统计学等技术方法设计合理的评价维度、编制易获取的量化指标以及赋予指标科学的权重。提高考评准确度，降低考评成本，为干部选拔提供简便易行的操作依据。其次，政治素质考评指标的层次化。根据不同的职系与职级设计不同的政治素质指标体系。不同层级的岗位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的要求有不同的侧重。普通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执行，所以更侧重于对政治理论基础、政治能力的要求。高级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决策，所以相对而言更侧重于对政治担当与政治作风的要求。

政治素质选拔指标体系仅为干部选拔提供具体的细化标准，还需要针对政治素质的特性配置科学的干部选拔考评方法，才能把政治标准有效落实到干部选拔中。首先，政治素质的考评方式要把定性考评方法与定量考评方法相结合。由于政治素质本身具有难以量化的特性，对政治标准进行最大程度的指标量化，但是干部的政治素质仍然有无法量化的部分，且单一的定量分析也会产生“以分取人”的问题。单纯的定性分析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響，影响考核的科学性。因此，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考核方法，根据政治素质的内容科学选取相应的评价方法，对评价结果进行相互比较和印证，实现有效的互补，以此提高对干部的政治素质全面了解程度与分析研判能力[8]。其次，政治素质的考评要适当引入心理测评方法。政治素质是社会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在人的心理形成的，并通过言行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9]因此，政治素质具有内源性的特性。运用心理测评方法对干部的政治心理行为进行考察，可以得到干部外在政治行动的合理解释与准确预测。心理测评方法与定性、定量考评方法的双重结合可以形成对干部政治行动与内在机理的完整二维考评网络。因此，评估干部的政治素质不仅要考察干部的外在政治行为与表现，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性地引入心理评估方法来考察干部的内在心理行为。

（三）重要保证：完善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干部考察机制

考察作为干部选拔的最后一個环节，是对干部的延伸考评。纵观我国干部选拔，无论是公务员选拔还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传统的干部选拔重心主要集中在公开选拔环节。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在选拔程序上都缺乏对干部考察环节的重视。公开选拔环节的政治素质考评具有局部性的不足，仅从公开选拔环节入手会导致对干部政治素质的考察缺乏动态性与持续性，难以真正的在干部选拔中全面落实政治标准。因此，在干部考察环节必须依托大数据的优势，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干部考察机制，全面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深入推进政治标准的实现。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干部考察机制，主要体现为以干部档案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对干部进行任前的静态考察和任后的动态考察。干部档案信息数据库的构建是以干部的人事档案为核心，贯穿干部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与干部的日常考勤子系统、表彰奖励子系统、绩效考核等子系统互联，实现干部数据的多渠道动态收集。该信息数据以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在，能够安全地存储和传输，针对不同级别的用户授予相应的访问权限，满足相关部门考评主体的信息数据需求。任前静态考察是在干部拟任前从干部的过往行为与表现数据中静态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任前静态考察是对个人长时间的既定行为与表现的评价，能对干部的政治素质进行准确度与客观性较高的综合考察。任后动态考察是在干部拟任后的试用考察期从干部的个人行为与表现数据中动态跟踪干部的政治素质表现。干部拟任的公示并不意味着整个干部考察的结束，在干部试用期，从干部的日常工作考勤、考核结果、任职评价、民众监督反馈中不断获取数据，持续更新干部信息数据库。在动态更新干部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数据信息处理技术对干部的任后情况进行定期地跟踪调查分析，科学全面地考察干部任后政治素质，保证干部政治标准在拟任后的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王涛.好干部标准的传承与发展[N].学习时报，2016-02-15（3）.

[5]习近平.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06/c1024-26651686.htm/.

[6]王国勇，赵丽萍.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问题与路径探讨[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8-58.

[7]萧鸣政，林禾.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评价标准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3）：81-88+155.

[8]萧鸣政，林禾，肖志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政干部政治素质评价方法探析[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23（3）：46-55.

[9]李贵敏.论政治素质的内涵和特征[J].社科纵横，2005，（3）：4-5.

责任编辑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