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祐萱

梁鈺

被淹没的声音

生理期来了，住在北京的女孩小熊决定上网买些卫生巾。常用的牌子，平时24小时内就能送达，今天，商家告诉她没有库存了。那是2020年2月7日，疫情还未好转。小熊突然想到，北京的状况都这样糟糕了，疫区中心的湖北，尤其是已经封城到第三周的武汉，会是什么样？她打开微博，搜索“疫区”和“卫生巾”，想看有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她发现了梁钰。

那天晚上，24岁的上海女孩梁钰在微博询问：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如何解决经期问题？她们的卫生巾和安心裤（裤型卫生巾）还够吗？几天前，梁钰看到武汉医护人员脱防护服的视频，全程27个步骤，12次消毒双手，耗时长达30分钟。出镜的医护人员是女性。她因此想到，一旦遇上生理期，如此复杂的穿脱过程，女性医护者要如何处理卫生巾的更换问题？为了节省消耗防护服，她们会不会选择不换卫生巾？

梁钰打算捐一些卫生巾和安心裤。要让它们最快速地抵达武汉，湖北省内的商家是最好的选择。淘宝上的店铺一家一家地搜，看到发货地是湖北，她就去问：“有库存吗？我要买很多很多。”找到的第一家，是湖北当地的卫生巾品牌洁婷。他们知道了梁钰的想法，花了三倍工钱请工人回来加班，把库存都调了出来，还坚持不要梁钰的钱。有了物资，梁钰通过朋友询问了一家武汉的医院，听说要捐安心裤，对方非常惊喜，“还有人捐这个吗？我们需要的，需要的。”两天后，这批安心裤抵达了这家医院。梁钰又想，其他医院呢？于是在微博上，她发起了那句询问，当时，她的微博有27万粉丝，平时每条转评量大约在100多，而这一条转评超过了1600。

突然，数不清的私信涌进来，多数来自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向领导申请过，好几天了也没有拿到卫生巾;8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尿，不敢上厕所;护士长自己掏钱去买纸尿裤;拿到卫生巾还舍不得用，先给患者;没有生理用品，用保鲜膜扛一阵;只有纸尿裤能用，血和尿都混在一起……各地支援湖北的医疗队更艰难，匆忙赶来，根本没时间准备这些。

梁钰根据这些私信又写了条微博，呼吁更多人关注一线女性医护人员，这条微博被转发了1.7万次。她收到了更多来自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私信，有的是求助，有的就是想和她谈谈心，还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先给五人份的量，也不多要。梁钰感到心疼又心酸。也是这一天，小熊找到梁钰，想和她一起做这项工作。她们要做的事琐碎而重复：打电话。打给医院，问需不需要安心裤;打给品牌，问有没有库存;打给物流，问有没有车队。

女性医护人员接受“姐妹战疫”的捐赠

打电话给医院是第一步。循着网上求募捐的医院名单和卫健委公布的求助信息，她们从武汉20多家医院开始，又找到湖北省内其他城市的医院，一家一家打过去。被拒绝是常态，最常见的说法是“医院需要口罩和防护服，不需要生活物资”。她们逐渐发现规律：接电话的如果是男性，拒绝的概率更高。

小熊发现，女性的声音是被一点一点淹没的。需求就在那里，但是，一部分女性认为生理期是私密的，不好意思表达需求，另一部分表达了，但当她们求助的对象没有将这种需求传递给负责物资采购的部门，或者这个部门认为这些需求不那么要紧，这个本不强烈的声音就又被削弱了。疫情时期的医院需求，医疗物资一定排在首位，女性对生理用品的需求也在被抑制。

梁钰和小熊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女性的声音。

她们改变了询问的话术。开始，她们这样问：“我们有一些安心裤想要捐赠，请问您那边有需要吗？”后来，她们问：“我们有很多安心裤，请问您那边有多少女性职工？您的地址是哪里？”不再给出选择，而是提示，令接电话的人意识到“原来我们这里还有女性员工，可以去问问她们的需求。”若还是被拒绝，梁钰和小熊会最后再挣扎一下，“请问您身旁有女性工作人员吗？可不可以请她听电话？”

通过这些电话中得来的数字，梁钰和小熊窥见，一线女性医护人员是个多么庞大的群体：武汉同济医院，女性医护人员超过5000人;武汉协和总院，约5700人;武汉金银潭医院，约1300人;武汉汉口医院，约600人;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约1000人;孝感市，约1.66万人……她们联系过的医院里，女性医护人员占比60%～70%，一些妇产医院超过了80%。截至2月7日，这些医院都没有获得过卫生巾等生理用品的捐赠。

2月8日，梁钰开始组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志愿者团队，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提供生理期帮助。她想，是时候为这些姐妹们做点什么了。

哭一哭，继续战斗

募捐的想法，在发第一条呼吁微博时就有。有“饭圈”团队找到她，想和她一起募捐，但她很快了解到，作为个人，她没有公开募捐的资格。她又想，找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出资，卫生巾这种东西，能花得了多少钱呢？但那些数字让她意识到，这不是靠她自己或几个朋友就能完成的事。

她想到了以团队名义筹款，按照规定，她首先要找到一家有資质的基金会。通过志愿者中的一位北大毕业生，梁钰找到了北大校友创办的灵山基金会，他们愿意帮忙进行筹款立项。预计筹款金额226万余元，用来购买10万份安心裤、10万余份一次性内裤，还包括10万物流费用和5万应急费用。

226万，不是小数字，但它能够覆盖的女性医护人员并不多。一个人6条安心裤，10万条安心裤，只能覆盖1.67万人。一个人20条一次性内裤，10万条只能供给5000人。226万金额能够购买的安心裤和一次性内裤，都不足以支撑一个月。梁钰记得，当时团队里还有男性志愿者提醒她们，怎么只给人家三天的量？起码也要四天。她感到无能为力，为了覆盖更多的女性，只能按照最低的标准。

2月11日，她们启动了募捐。紧张、担忧、不安，每五分钟梁钰就打开一次募捐页面，看筹款金额的进度条。

她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一觉醒来，募捐完成。13个小时，她们筹到了捐款2355051.96元。

那是2月12日，梁钰发现，她们不需要再给医院打电话了，很多医院主动向她们求助。除了医护人员，女性警察也来询问卫生巾。信息求助组的志愿者，加人加到手机一度崩溃。当天，她们的求助池里已经有了165家医院，仅这165家医院的需求量，就远远超过了第一批募捐金额所能筹集到的物资数量，她们只得暂时关闭医院求助对接通道。

这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复杂感觉。凭着这么多天的坚持，她们挖掘出被遮蔽的、真实的女性声音，又感到无力。如此庞杂的关注和求助声，意味着这不止是湖北的困境，也不止是医护人员的困境，全国身处抗疫一线的女性都可能陷入一场与生理期对抗的焦灼战。

梁钰的人生梦想是在50岁的时候，统筹一个妇女权益的NGO项目。没有想到，在24岁这年，她就在行动上实现了。猝不及防，她被推到一个位置上，“其实，这让我感到痛苦。”梁钰说。忙和累是一定的，纷飞的信息和急切的需求催促着她们，还要面对一些不友好的声音。

比如，有媒体采访时问梁钰，“有没有因为‘月经这个敏感词受到什么阻碍？”对方也是一名女生。梁钰不明白，什么时候“月经”变成了敏感词，甚至女性自身都要因此感到羞耻呢？

还有人质疑，为什么医护人员不自己去买卫生巾？为什么不能忍一忍？为什么不能在网上下单？小熊觉得很愤怒，“这完全是‘何不食肉糜的想法！”封城之后，武汉的普通市民想要走出小区都很难，更何况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在接诊量剧增的情况下，她们几乎不眠不休，没有时间买卫生巾，同时，大量的店铺关门，物资匮乏，快递也难以流通。她们只能忍受。

笛子将安心裤，一次性内裤交给海南医疗队

梁钰听到了来自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很多故事，也听到了很多让她愤怒的声音。有些能分享的，她发在微博上和大家讨论;有些不能说的，她留给自己消化。

上路

武汉女孩笛子有辆车，司机是她妈妈。笛子没有驾照，加入武汉志愿者车队后，妈妈就跟着她一起送货。别的家长恨不得把孩子锁在家里，而她的妈妈，不仅不关她，还带着她一起跑——从封城那天开始，她们一起送过口罩、酒精，也送过鸡鸭鱼肉和蔬菜，这一次，她们要送的是卫生巾。笛子说，妈妈很酷，听说是去送卫生巾，很冷静地说：“对，早该有人送了。”

整个募集、捐赠过程中，物流是最难的环节。卫生巾无法进入医疗物资或紧缺物资的目录清单，也就不能进入物流的绿色通道，很难找到物流公司承接运送，只能靠志愿者的私家车。有时候，一家医院她们要花一整天才能送到，甚至好几天都送不过去。

有些求助和捐赠来自湖北的其他城市，跨市的运送，找车就更难。若是黄冈来拉货的司机，要从武汉的仓库调货，把卫生巾送回黄冈之后，司机就需要面对14天的隔离。相当于跑一趟，人“没了”，司机师傅变成了极其珍贵、需要谨慎使用的消耗资源。

封城期间，武汉的路况变幻莫测。仓库大多在郊区，医院则在市区，从郊区到市区的通行证是个问题。很多路被封了，有时地图也没有提示，开到一处才发现路障横在中间。他们只能四处找小路。甚至小路也是不确定的。今天这个路口不需要通行证，明天还需不需要？今天能出得了小区，明天还能出吗？这个通行证今天能用，明天还会好使吗？没有人知道答案。

笛子说，上了路，一切都要看运气。封城后，她和另外十几个年轻人组了个志愿者车队，送过菜、发卡、酒精、喷壶，还送过23吨砂糖橘、30吨香蕉。这是一群亚文化青年，DJ、Coser、摄影师、涂鸦青年、开电玩城的、做服装店的，还有机车发烧友。

这些天，他们也帮姐妹小团队送卫生巾。有天任务重，几个男孩着急，一边研究怎么往车里塞，一边惊叹：“你们女生怎么会需要这么多卫生巾？”笛子有点惊讶，他们居然对女性生理期的了解这么少。她解释了一通，男孩们恍然大悟，“哦，原来你们不是一个月只用一片啊！”

那个瞬间令笛子印象很深。如果这些年轻的、愿意帮女性送卫生巾的男性尚且对女性生理期了解这么少，那些在医院接电话的中年男性，对女性生理期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她突然觉得有点能够理解那些拒绝了。两性之间，是需要有更多沟通的。

一辆SUV里塞了25箱安心裤，两厢轿车里也塞下了15箱。箱子们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扭曲姿态，不过，这不重要。2月17日，笛子和志愿者车友们为武汉17家医院送去了安心裤，2月19日，他们又送了17家。

截至2月19日，卫生巾和安心裤送达了44家医院，仅仅完成了求助池中165家医院的26%。笛子和她的伙伴还在路上，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方法，连两厢轿车都能塞进25箱安心裤了。

2月12日，笛子受到梁钰委托，跑出小区，在武汉四处给海南医疗队的姐妹搜罗安心裤。她专门戴了一条那不勒斯球队的围巾。她拥有好多条那不勒斯的围巾，只有这条写了加油歌，每次赢球后她都会大声唱歌。笛子觉得，这歌唱的就是她们，这群为女性战斗的女性，“时光荏苒，从不曾离开，就像每一个今天，守护这座城。”

姐妹的力量

她们都知道，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太不容易。15天前，60多个分布各地的志愿者还是陌生人， 15天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不知道对方的姓名、身份和样貌，只知道他们做着同样一件事情，为这些一线女性找到她们本应该有的声音。

现在收货的时候，医疗队的女孩们都愿意叫志愿者一声“姐妹”。新疆独山子医疗队的女孩们听说安心裤来了，一路小跑，拿着红色的长条横幅下楼迎接。安心裤数量不多，只有两箱，就那么摆在正中间，几个女孩开心地扯着横幅，上面写着“奋战疫情，勇于担当”。还有穿着防护服出来接收安心裤的医生，看见志愿者第一句话便说：“你们别怕，刚刚换的干净的防护服，还没有进隔离区。”签完单子，收完货，说声“谢谢”，她们又赶去工作。梁钰觉得，是这些女性的温度照映着她们，志愿者才能一点一点地坚持下去。“叫一声姐妹，就真心当作是姐妹了。”

“姐妹”，是志愿者团队里大家互相的称呼。笛子喜欢这个词，她说自己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连接感，是人与人之间的、强烈的联系。团队成员色阿第一次私信梁钰，两个人都客客气气的，您来您去几句后，梁钰突然叫了一声“姐妹”，从那一刻开始，色阿觉得不一样了。这是她第一次和别人用姐妹相称，她觉得充满了力量。后来，只要有新成员进群，色阿都会立刻喊：“姐妹！你可以帮忙做这件事吗？”对方也热情回应。有次，色阿发现，有个叫了几天的“姐妹”居然是个男生。

阿布是姐妹战疫团队小组负责人里为数不多的男性，80后，算是“大哥”。隔离期间，他待在家里，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活动。最初只是想做点事，但加入进来后，他“确确实实被震撼了”。

他管理物资组，和厂商对接，感觉“4天的工作量顶得了上班一个月的强度”，也因此他惊讶于这些年轻女孩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只吃一顿饭，24小时内，他随时说话，随时有人在线。他评价她们——“非常勇敢”，像一簇火在这些女性里烧起来，把他也点燃了。

截至2月20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募捐及协调捐赠共计：安心裤338317条、一次性内裤202209条、卫生巾2880片、护手霜700支，覆盖79家（支）医院和医疗队、超6万人。物资的运送还在继续。在梁钰她们的呼吁下，更多的团体、组织、品牌和个人加入了这次行动。中国妇女基金会筹集了4万包卫生巾运往武汉，恒安集团承诺每个月向湖北捐赠260万片卫生巾和20万条安心裤，直到疫情结束……梁钰说，她知道很多后期再出发援助的医疗队，会给女性医护人员的行装里放进安心裤和卫生巾。

2月19日，“姐妹战疫”志愿团队的公众号“神经食粮”发了篇文章，解释了一线女性医护人员面临的状况，谈论了经血，并问道：“同样是血，为什么会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们期待，这次全国共命運的疫情过后，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所拥有的正常生理现象将不再被冠以‘特殊的名号，月经也不再是一种身体羞耻。我们不必每天都将它挂在嘴边，但希望它不能被谈论、不能被提及的过去，真正成为过去。”文章末尾，她们说。

梁钰一直记得，2月11日，那是个好日子。不仅是募捐链接终于上线，还有一名女性医护人员主动来问她，有没有护手霜可以捐助？她觉得太棒了，女性终于可以不要这么矜持，觉得提出需求就是矫情、就会害羞，“没有关系的，女性想要什么，大胆地说出来吧。”

选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