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鑫涛

内容摘要：术语的翻译应该遵循专门性、理据性、形象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译者在翻译中会对译本施加自身的主体性作用。术语的翻译是译者发挥译者主体性，与术语客观理据性间的“博弈”过程。典籍英译是翻译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载了对外传播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本文以《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中的术语翻译为例，指出术语翻译客观理据性与译者主体性“博弈”的原因，提出这种博弈既是一种文学作品中术语制定规则下衍生发展的活力再现，又是一种译者发挥话语分析、重构意义、实现受益最大化的选择。

关键词：术语;译者主体性;博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双语术语知识库建设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5ZDB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鑫涛，博士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多语言跨文化传播，机器翻译。

Title： The Deduc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erm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ing Theory”： Taking Moss Roberts Translation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rms translation， it should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icality， rationality， vitality and flexibility. The translator will exert a subjective influence on translated version in the translation.The translation of terms is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the objective rationality of the term.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have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nd taken on a mission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mong countries and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Taking The Three Kingdoms terms translated by Moss Robert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reason behind the game between terms objective rationality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points out that this game is not only useful to terms renewal in literature， but also beneficial to the discourse analysis，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maximized benefit of translators.

Key words： term;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game

Author： Xu Xintao，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multilingu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E-mail： 295885226@qq.com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进行和中国大国地位的凸显，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去。作为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翻译的作用毋庸置疑。术语的翻译需要遵循专门性、理据性、形象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市场上对同一术语的不同翻译版本层出不穷，既有缘于术语所在专业的不同需要所做的主观选择，也有译者意识形态进行的主观判断，但也不排除存在譯者误译的现象，归根一点，译者主体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术语翻译的特别之处在于术语定词本身的客观理据性。客观理据性和译者主体性在“博弈”之间，也在原文阐发、译文重塑、译者解读、读者接受中达成了对立统一和均衡。在这种对立统一和均衡中，我们既找寻到了译者基于不同背景，不同意识形态支配下翻译异质性的原因，又重新认识到术语翻译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中彰显的独特魅力和深层内涵。

二、“博弈论”与术语翻译的关系

博弈一词来源于管理学，指人或者团队在设定的规则下，从已经提供选择的策略和行为中进行选择，把已获得的信息资源进行放弃、整合处理后的决策选择。博弈论重点考察参与者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对比它们的优化策略。博弈论要素中包含局中人、采取行动、制定策略、收集并分析信息、达成收益、结果和均衡等。其中，局中人、收益和策略是该系统中的最基本要素。博弈论是众多跨学科领域研究中需要分析的重要分支。当前术语形形色色，大量存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中，每天也会出现一些新的行业术语，比如网络新名词层出不穷，像“给力”“浮云”“弹评”等。术语的翻译是一个对术语不断进行筛选和标准化的过程。术语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研究无论是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比较法、语料库分析法还是定性分析的方法，从方法论意义上都需要进一步去探讨，也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最终将会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走出去。对于已经定名的术语，可以参考工具书和词典等;而对于未定名的术语则需通过释义、意译、形译、合译、套译、音译等策略，有效传达词语的内涵意义。术语管理直接会影响翻译质量，与语言服务企业的发展规划和市场战略密切相关（王华树 70）。翻译的过程是客观定性和译者主观选择之间的交互选择过程。译者在对术语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对术语、术语文本进行策略选择、信息取舍，考虑术语翻译之后的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感官效果或者受益均衡比。译者在术语翻译过程中，也是从情感、认知和视角上的主观权衡，要达到各个方面最大程度上的受益最大，同时兼顾术语翻译的客观理据性。

三、“博弈论”视阈下《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的术语翻译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罗慕士译本最引人注目，其涵盖了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内容，生动演义了魏、蜀、吴的争雄过程，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在中外有巨大的影响力。

军事术语词汇的翻译

军事术语是人们通过概括军事领域中军事事物特性，以此表达军事概念的术语。军语的准确翻译有利于观众欣赏和理解原著。20世纪后半叶，著名汉学家罗慕士对《三国演义》进行“优雅有力”的重新翻译 （郭昱、罗选民 101）。《三国演义》中，军事术语精彩纷呈。罗慕士译本在对英雄人物的兵器，战中的重要科技等进行翻译时，如将军事文化术语词中的“倚天剑”译为“Heavens Prop”，罗译本并未最求简单直译，而是抓住“倚天剑”的核心内涵，“剑”一字虽然没有直接译出，但通过“删减”，却给读者呈现出了“倚天剑”的画面感。罗慕士译本的处理，是在直译、意译、略译等几种策略中进行整合和“博弈”的过程，“天”的翻译选取“heaven”而未选择“god”，考虑了原文本东方国度的历史渊源，“heaven”也更使读者常想起“老天爷”等中国传统说法。罗译本中将“方天画戟”译为“a figured halberd with two side blades”，“方天画戟”一词是对著作兵器的比喻，暗指兵器之“气势”，罗译本并未简单音译或者直译，通过主观处理基本还原了基本含义，确保传递的准确性，否则会造成术语翻译的“意思失真”。罗慕士在保证军事术语翻译准确性与译者主观“操纵”的“博弈”中，成功地使读者看到了源语文本意象的再现。再比如，罗译本中将“义胜”译为“your course is true and honorable”，将“治胜”译为“excel in administration”，将“度胜”译为“excel in judgment”，与其余的二字汉语结构“X胜”的翻译相比，“义胜”的翻译略显拖沓，形式和交流意义都未达到最佳。罗译本在对待三国演义军事术语翻译的场景中发挥了译者中心，根据军事术语译名的准则，大部分表达清晰易懂，扼要扎实，实现了精确的思想适应性转换，也为军事术语标准化这项基础工程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罗译本也由于“译者中心”，出现了对原文翻译上的“失误”，主观解释较多，缺乏对仗美和准确度，这也是《三国演义》军事术语典籍英译的遗憾点。

“博弈论”强调策略背后各方利益的均衡和最大化，罗慕士采取的“策略”整体上使原语意思的表征、译入语行文的接受程度达到了统一和平衡。《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对重要人物所使用的兵器和重要科技类词语，他在用大量直译手法保真的同时，却不愚忠，在真实性和可接受性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平衡（汪世蓉 145）。由于术语存在很多跨学科的现象，在《三国演义》军事术语定名时，也会出现术语不稳定的现象，甚至会有跨学科领域的术语借用或者是跨语境的术语借用，地区之间的差异造成术语使用的混乱，媒体的传播误导，这些因素会使得术语使用出现混乱。比如，“天时”“地利”“人和” 最早出自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中也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此三组词作为术语的定名领域而言，是属于文学和军事的交叉领域，完全归为军事领域术语是值得商榷的。另外，“三尖刀”“七宝刀”“倚天剑”等词从领域上归为军事领域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三个词都是最早和文学小说相关的;从术语的定名规范性、代表性及含义广度上而言，诸如“七宝刀”之类的军事兵器用语都无法代表术语定名的含义深度及文化代表性。军事术语的定名是军事术语翻译的基础，文学术语和军事术语的交叉过程也是军事术语翻译与文学术语翻译等领域的“合作博弈“的过程，根据各自的语境有不同的边界。

政治术语词汇的翻译

政治术语指在国家政府行使内政外交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性专业词汇，同时包含教育、国防、科技等其他领域的专业词汇。政治词汇的翻译遵循等效翻译理论，严肃性和精确性高，要达到精炼的翻译效果。中国政治词汇的翻译需要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诠释和分析。政治词汇翻译方法中一般包括增译、减译、注释、解释、音译、直译等。《三国演义》中充满了对政治神话的刻画，包括人象占、星象占等。在《三国演义》的翻译中，“四世三公”作为一种面向中国古代政治问题的官职职位的描述，其被翻译成“held highest office for four generations”确保了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词语在政治术语的表达上准确无误，既方便目标读者的阅读理解，又达成了翻译语境与语言选择间的动态顺应。罗慕士在翻译时并未受到邓罗等其他译本和当時中国社会环境的“等级制”译法，属于博弈论中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即译者自身完全采取自身的行动，不受其他译者行为的影响。“经天纬地”被翻译成“an ability to rule the country”，罗慕士既在译文中通过将地理术语“经”“纬”空间组合直接翻译为国家，给读者直接了然的感觉;又把“经”“纬”二字引申为汉语中的动词使用，“经营管理”。通过对汉语词性的“二重使用”来进行翻译，更使现代读者联想到“治国理政”等政治术语。政治术语的翻译需要为国家政策及国家形象构建服务。“思贤若渴”被翻译成“to desire greatly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wise"， 罗慕士通过此翻译，不仅通过“去明喻”的处理，直接反映动作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将政策实施者的意图进行主观显化，即为获得明智志士的支持（才能使国家兴旺），更激活读者联想起其他相关政策性术语，如“唯才是举”等。罗慕士对“经天纬地”“思贤若渴”的翻译不仅有对汉语词性的改造使用，也主观厘清了原文的逻辑关系，促使读者掌握原文的核心要义，是“博弈论”中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即罗译本对原文政治术语主旨有整体的认知和观察。“百家争鸣”被翻译成“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770-221BC）”。除了对“百家”的翻译需要更好处理为“各门学派”之外，罗慕士译本直译+注释的翻译准确定位了该术语产生的历史背景，也传递了该术语在原文的精髓，以便读者理解。罗慕士对原文给定的信息做了具体并且完备的附加描述，符合博弈论中的战略理念，目的是为实现原作者、读者和译者之间的“占优均衡”。作者在政治术语的翻译上既使用直译确保了传达的准确性，又发挥译者主体性进行了适当的针对处理，在“博弈”之间满足了目标大众的审美和欣赏习惯，方便了不同语言之间跨文化传播和交流。

文化术语词汇的翻译

文化术语指的是在一个地区、国家和民族范围内，能反映当地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人文精神，具有指代文化现象或重大事件的词汇。文化术语词汇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及语义传递具有重要意义。“翻译主体性”是译者及其表现在翻译作品中的自觉的艺术特色和人格品质，其核心是译者的审美创造力和审美要求（许钧 9）。译者本身具有的审美理想，翻译意图及文化取向都是形成译者态度的重要因素，这同样会造成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性。《三国演义》中充满了大量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这些文化专有词的翻译充满了异化策略和归化策略的交叉使用。异化翻译通过异质性语言的使用及文化重构，凸显译者的主体作用，体现了文化差异和多元化。归化翻译则是译者则是迎合了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三国演义》作品中充满了大量的宗教、生态、谚语等文化词汇。“三国演义”最初的版本被罗慕士翻译为“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中国的史诗级戏剧”的“改写”是作者来服务于自己在西方课堂的教学目的，是“译者主体性”的生动阐释。“丙午日”被翻译成“the seventh month of Jian An 13”，作者通过改写将原来的日历写法变成了现在的表达方式，对时期进行了真实的还原，使得西方读者有清晰的历史定位。

上述例子中，罗慕士选择的译法是在中式译法及理解上同西方认知所做的均衡与折中，实现了在西方读者理解和中方读者理解两者间的“纳什均衡”。中西方读者无论哪一方，都会认同此种翻译策略对自身是最佳的翻译策略。“天有不测风云”被翻译成“the winds and clouds above come when least expected”，作者通过直译手法，既将意象生动逼真刻画出来，又将词语内涵准确表达。罗慕士采取“直译”手法是源于此处为中国古代习语，需要更多关照中国人的感受，而伴随的是西方读者对此处观感的“缺失”，“零和博弈”的思想在此处有明显的写照。“粮草”被翻译成了“grain”“vital rations” 和“supplies”，根据不同的语境作者的译者主体性都生动得到了体现，形式上避免了重复，重新构建了译者话语权。“抚掌”被翻译成了“rub hands”，罗慕士是根据具体古文语境的理解，暗指曹操克服摩擦、苦难后的高兴，因此并没有直译为”clap hands”，这同样源于作者对文化词汇发挥译者主体性及慎重思考选择的结果。罗慕士在对“粮草”和“抚掌”的处理上，采取了“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根据不同情景和信息状况做出用词准确度概率最大化的选择。

四、罗慕士译本“译者主体性”的表征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翻译美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翻译研究的兴起，对原有翻译规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运用目标读者所熟悉的语言进行再创作，突出借助译者的主体性来协调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之间的关系。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用自己的思想及审美意识等文学能力，对原文进行理解、“改造”和阐发，挖掘文本思想本质，分析原作品的文学价值及社会意义，根据译本的受众采取对应的翻译策略，以实现其翻译目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译者个体性因素，指译者自身具备的知识层面、审美、道德等。译者对翻译事业的态度也是影响译者能力的重要原因。二是译者社会性因素，包括意識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影响译者的因素。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改写行为，并且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要素的操控和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本身是译者在社会翻译规范的约束下，根据自身所掌握及了解的信息，一次或者多次从若干翻译策略和行为中选择组合，达到最终在译者、读者、原文、译文在“博弈”过程中的最大化收益问题。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发挥译者主体性对源语文本“叛逆式”解读和翻译策略“创造性”使用，这种“改写”行为是同原作者的“博弈”过程。罗慕士在翻译中体现了丰富的汉学知识， 忠实传达了原文意思，同时运用直译，意译，注释，文内注解，隐喻等对文字进行了创造性处理。罗慕士是在不断同源语文本和已有译本之间的“动态博弈”之中，发挥译者主体性，进而有了属于自己翻译策略的“占优均衡”。罗慕士译本在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上都顺应或者接纳了当代社会对文学体裁的要求，文字翻译上考虑了社会文化交流的本质，实现了译本与社会文学范式及意识形态之间“博弈”过程中的最大“均衡”。罗慕士译本一经出版，就得到西方读者的热烈欢迎，多位当代著名英美汉学家为其撰写书评。葛浩文认为罗慕士译本保存了原作的精神，并且值得希望了解中国过去的读者进行阅读。《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注重传递中国的文化，对原语文本进行忠实的模仿，积极追求形式美，形象美和音韵美相结合，在汉学领域得以取得空前成功。通过《三国演义》罗慕士的译本，我们一方面可以考察术语翻译客观性和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等高创意文本中的合理发挥，是译者采取有效地翻译策略达到译者、读者和原作者均衡，译文和原文之间进行相互丰富内涵，进而促进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五、罗慕士译本“译者主体性”演绎的原因

罗慕士译本的发行机构为中国外文出版社，目标读者群则是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国外读者和国内英语学习、翻译爱好者（汪世蓉 147）。罗慕士发挥“译者主体性”不仅为确保原著价值同译本解读在比较、“博弈”过程中，进一步得以再现和提升，而且通过“改写”保证译本的翻译质量和接受效果，更好宣传建构中国对外形象，提高译文传播价值和文学术语“经典化”的解读。罗慕士在《三国演义》翻译中更多的注重先神后形，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以中国人的方式理解中国文化，注重意境和形式的统一，保留了中国文化本身的色彩，对其蕴含的中国历史典故和其联想语用意义都根据不同的语言载体和民族文化环境进行了准确的把握。

罗慕士译本中术语翻译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中国崛起之时，结合了现阶段异化和归化和睦共存的两种策略及中国翻译文学在世界多元系统的地位，反映了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并受控于新闻界及主流媒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取得了译者、读者、译本、原文本之间“博弈”过程中的最佳策略组合，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军事术语数据库的发展，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军事、政治和文化术语翻译作为中国传统术语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需遵循术语学厘定的标准而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

术语的翻译包含了对术语历史，术语管理和术语应用的构建。术语的历史发展过程融合了术语翻译中文化视阈和功能视阈的视角，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不同文本意义、社会意义、建构意义和历史意义。罗慕士在译本中发挥译者主体性一定程度上是为避免术语翻译的模式化和固定化，有利于丰富对术语的不断解读。术语（或语词）是概念得以形成、交流和传播的外在形式，具有不同的民族形态（顾梦洁 7）。术语应用是根据客观历史、环境，人文等不同场景下的具体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与发展过程。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与译者发挥“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博弈”、阐释和传播过程，对丰富跨语交际与传播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六、结语

文学作品是译者主体与文学术语之间交流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军事、政治、文化术语的翻译，结合“博弈论”视阈下译者主体性在《三国演义》译本中的表征，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译者译本中实现“博弈”的路径和演绎的原因，窥探到译者在术语的翻译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权衡术语翻译的“客观理据性”，另一方面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原文、译文、读者、译者不断内部的“博弈”过程中，使得原文文学和传播价值进一步升华。术语的翻译应该一方面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保持文化本真。另一方面考虑术语传播在本国受众及外国群体的接受情况，并了解术语概念的发展，根据概念的所属体系，并且参照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创造性”翻译。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结合大数据时代数字人文的发展形势，不断创新术语传播的媒介，结合多模态的传播形态，使得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文学等更好的走出去。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译者需要在中西不同文化碰撞中，融合文化适应，积极地发挥译者主体性，秉承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使外来文化在本土传播。译者主体性意识形态下的创造性叛逆是把“忠实”进行完美的演绎，赋予原作更强的生命力，实现文化互补的体现。作为译者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工具，术语翻译一方面要更好地保持原文的内容，思想特色和艺术性，也需要适应国际接轨的形势，发挥译者主体性，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双语术语知识库的完善和发展。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顾孟洁：语境与现实——对基本术语“标准”“标准化”核心概念的若干思考。《中国科技术语》2（2017）：5-10。

[Gu， Mengjie. “Context and Reality： Thoughts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Basic Term ‘Standard and ‘Standardization.” Chinese Technical Terminology 2 （2017）： 5-10.]

郭昱、羅选民：学术型翻译的典范——《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的诞生与接受。《外语学刊》1（2015）：101-104。

[Guo， Wei and Luo Xuanmin. “A Model of Academic Translation： The Birth and Acceptance of Roose Vers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Foreign Languages Journal 1 （2015）： 101-104.]

王华树：中国语言服务企业术语管理调研：问题与对策。《中国翻译》4（2018）：67-72。

[Wang， Huashu. “Research on Terminology Manag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ervice Enterprise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4 （2018）： 67-72.]

汪世蓉：翻译伦理视阈下汉语典籍的文化英译与域外传播——以《三国演义》的译介为例。《学术论坛》1（2015）：144-147。

[Wang， Shirong. “Cultural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Extraterritori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thic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cademic Forum 1 （2015）： 144-147.]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1（2003）：6-11。

[Xu， Jun. “‘Creative Rebell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 （2003）： 6-11.]

责任编辑：魏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