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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社会学领域的一部传世著作，对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率先兴起并繁荣，从文化思潮的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然而，为何中国古代未能产生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但其分析笔者认为不能作为全面完整的解答。本文在这部社会学著作的启发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古代中国;资本主义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分析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欧洲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带来了物质社会的极大变迁。资产阶级裹挟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然而，几百年前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为何能迅速发展起资本主义并确立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呢？相较于其他更加发达统一的古代文明，资本主义为何会首先在欧洲兴起呢？这一深刻的问题吸引着欧洲的学者进行思索及研究，探索其背后的内在根源，马克斯·韦伯就是这些学者之一。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在西方得到发展而在同时代的东方却停滞不前的对比研究，集中探讨了理性的资本主义如何兴起的问题，提出正是西方社会宗教改革中的新教教义，促使人们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教义的浸润下，人们普遍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是获得救赎的最好方式，追求财富与金钱本身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个人体现上帝荣耀的外在标志，勤奋的努力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天职责任，是一种美德和道德义务。而对于因努力所积累而来的财富，他们只有替上帝保管的权力，并没有消费享乐的权力，从而使得人们积累了大量财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工作精神和节制理念，促使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视角下对儒家思想作用的思考

在新教伦理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给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与解释，这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伟大历史意义。在该部著作中，韦伯也尝试对中国等东方国家为何未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深远问题进行了阐述。韦伯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占据社会主流思潮的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并不鼓励人们去追求经济上的成就，而强调个人道德上的完善，因此儒家思想无法像新教伦理一样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韦伯看到了社会意识如何对社会存在产生影响，但是过于强调社会意识的作用，将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决定因素。因此，在解释中国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现象时，仅从东方的思想文化，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均未能如新教伦理一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予以解释，没有从政治、社会现实等角度综合加以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是否完全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且存疑。一方面，宋明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发展为越发僵化的理学，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的约束，强调重义不重利，这不利于资本主义商业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也有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方面。首先，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读书取士，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留名青史。这使得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同样有着强烈的成就自我的动机。儒家文化在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认为人应当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改造外部的世界，而不是被动地适应，这也有助于鼓励人们去开拓进取。其次，儒家文化也是一种禁欲文化，讲究克己复礼，杜绝追求個人私欲。因此，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禁欲文化，它可以促进人们追求成功，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再次，儒家文化强调对秩序的遵守，这有助于商业活动的有序开展，有利于维持商业经济的运行规范和公平交易原则。从这一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有其积极作用，形成“君子+商业”的模式，中国古代的儒商现象，便是将儒家精神与商业活动的开展进行结合，并在商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上同样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也可以佐证，在适当的土壤下，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并非完全是负面作用。

三、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探究

中国等传统国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长远发展，不取决于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笔者认为，这背后是由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状况决定的。

（一）重农抑商的一贯政策

中国自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开始，封建政府即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耕织而限制私人商业的发展。这背后主要是统治者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王朝统治的考虑。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即可满足全社会的基本需求，因此便确立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主体地位。古代资源调动能力及社会治理管理能力水平低下，将人口限制在一方土地之上，有助于政府在必要时刻调集资源，如战时动员，也便于政府在纳税上的管理。相反，商人的逐利行为将导致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一种不稳定、不安分的因素。商人在流动过程中，也将导致思想的传播，容易造成人心思变，不利于巩固封建政府的统治。此外，在封建政府看来，商业的开展将导致大商人的出现，形成雄踞一方的地方豪强，存在与地方政府抗衡，影响地方政府对当地管理的潜在风险。因此，基于这些考虑，封建政府多数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采取的具体政策有所不同，对商业打压的力度也不一，但是限制私人商业发展的基本点是一致的。总结起来，古代的重农抑商有3个要点，一是限制大商人阶层的出现，避免大商人阶层形成干预政府统治的力量;二是将从事商业的人口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三是限制私人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官办商业。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为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确保对匈奴开战的巨额军费，封建政府即开始奉行盐铁官营的政策，发展官办商业，与民争利。此后，中国历史的多数时间内，发展官办商业的政策得以延续，私人商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以上对古代实行重农抑商背后的原因以及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也正是基于所述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多数不利于私人商业的发展壮大，官办商业也无发展壮大或提高经营效率的动机，导致中国商业始终无法突破政策的瓶颈，古代社会的经济也就始终维系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模式之内。

（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

如果政府仅仅提倡重农抑商，而对社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管控，其施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无法深入的贯彻到整个社会，那么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尚存希望。然而，中国封建时代多数时期是强大的大一统封建帝国状态。西方自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直未形成长时间的大一统局面，政治现实一直是小国林立，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无法形成对社会的强有力的管控。这种情形下，民众发展商业相对来说具备更宽松的环境，也更具备更合适的土壤。同时，地方或小国之间相互割据，某一个地区或小国必然无法提供其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必然与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互通有无，在贸易中完善商业规则，建立契约精神，有利于建立辅助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及文化。同时，新兴的思想文化也更易于产生和传播，更有利于发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助推作用。

反观中国，强大的封建王朝对于社会的掌控力度远大于西方，政府对民间经济及思想文化均可以实现强有力的控制，民间发展的自由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始终受到限制，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无法冲破封建枷锁。而大动乱时期，如南北朝、五代十国等，虽然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控力度减弱，但社会一直处于动荡战乱之中，百姓流离失所，存活都已困难，发展商业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三）文化观念的阻碍作用

一是封建皇朝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西方所倡导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无法得到体现和传播。这种文化理念下，古代中国无法形成有效的产权登记及保护制度，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得不到保护，甚至政治强权可以随时剥夺民众对财富的拥有。即使时至今日，常常发生货车侧翻而村民哄抢的情况，盗版现象也屡屡发生，其背后都是产权观念不够深入，对他人财产产权缺乏基本尊重的体现，更遑论中国古代。在此情形下，个人财产无有效保护，在扩大再生产动机上自然也就受到不利影响。二是古代中国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家族的传承尤为重要。商人在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更加注重的是整个家族财富的保持与扩大，壮大家族的势力。这种宗法传承与家族理念使得商人在获取财富后，更倾向于买田置地，将土地作为家族财富的象征。如此，则社会中的较富裕阶层更倾向于囤积土地，维持旧有的封建土地关系，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致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三是文化制度上，隋唐起中国即奉行科举取士制度，然而科举制度的考察内容却局限在儒家思想的典籍著作之中。在此制度之下，一方面，唯有恭读圣贤书算是正途，钻研农业、医术、算数、科技等只能算作是细枝末流。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只是他们在为官之余的著作，其本身并非是专职研究农学或是技术的。这种背景之下，科技的研究只能是一种业余爱好，社会上无法形成规模化的科技研究，新兴技术无法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无技术的加持，其发展自然被动缓慢。另外，科举制度使得读书人热衷于科举取士，有识之士及饱学之人走向官场，商业精英缺少人才储备。商业人才的缺乏，同样是一种限制。

（四）封建帝国的自然环境限制了对外开拓商业的动机

中国古代的自然环境是较为封闭的，东向大海，西北西南是荒漠和高原，中原文明区以北和以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群山与高原的阻隔，中国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帝国。同时，由于中原文明核心区域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也足以生产维系整个帝国低效运转的产品，因此中国缺少与外面世界互通有无的动机与需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多数时间内是较为客观的。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动减少与外面世界的商贸往来，最终未能如西方一般形成外向型的海洋经济。然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已逐渐落后于西方，也难以再独立的存在于世界而必须与他国互通有无。

四、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人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道德风险也屡见不鲜。对经济行为的约束，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也需要道德的规范。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促进，不仅体现在成就动机及原始积累的促进上，也体现在其对于人们追求财富过程中的约束，它限制人们采用不道德、不仁义的手段去追求财富，否則，将受到基督教基本教义的谴责。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中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那就是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文化对人们创造财富的过程进行引导。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文化能够促进人们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而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持续努力，带动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对人们追求财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进行约束，避免采用不道德的手段。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倡导节俭博爱，促进社会持续发展与和谐进步。

（二）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

宋代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的顶峰，这是因为与其他朝代严格限制私人商业发展不同，宋代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将商业同样作为立国之本。虽然宋朝对几个重要的产业采取国有专营制度，专卖管理力度甚至较之前有所加大，然而在官营产业之外，则放开民间资本的进入，鼓励民间商业的发展。其较为开明的商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一是提升了商业的社会地位，打破以往商人不得入仕的传统，科举取士的大门向商人敞开;二是采取恤商政策，减轻商业赋税负担，放松市场管制，促进商业发展;三是重视海外贸易，设置市舶司进行管理，保护商人和商船，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政策作用下，宋代商业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昌盛，城市商业活动异常活跃，地区性的市场不断涌现，商品种类空前增长，民众生活内容不断丰富，甚至有国外学者将宋代商业的繁荣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商业革命。

宋代商业的繁荣与其他朝代的对比，对于当下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产业政策的施行可以对产业发展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已取得一定成绩的当下，需要继续深入的推进改革开放，释放民间活力，促进各种性质经济的发展。另外，国家需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有的放矢，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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