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华赟

摘 要：本文是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的读书报告，除了对该书做简要评价之外，聚焦点主要在本书的第一章帝制中国晚期的房屋上面。这章使用了一个“想象的建筑”概念，以描述中国古代建筑观念脉络的一部分，本文就是从“想象的建筑”展开，探讨这一概念的某些内涵。

关键词：女性;想象;建筑

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是一本视角独特的妇女史研究著作，通过家庭空间与生活、女性的纺织生产、女性生育与保健三个方面，分析科技如何强有力地传播和塑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规则和女性角色[1]。

该书主要着眼于宋至清晚期帝制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史家书写历史主要以宫廷、官绅等精英阶层为对象，对中下层民众的生产、生活少有涉及，这中间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中国传统的史学书写规则偏重精英阶层，流传下来可供研究的文献材料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等，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几乎成为国外对帝制中国晚期民众生活的一般看法。但是，随着人本意识的加强，近年来对古代中国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学者们也把研究眼光从上层往下移，越来越多关于普通民众生活的材料被挖掘，研究也得以顺利开展。

女性在中国历史乃至于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弱势群体，这一状况在今天看来，依旧没有完全改变，重男轻女的情况在很多领域依旧存在，即便如此，女性史的研究依旧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关于女性历史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高彦颐[2]、伊沛霞[3]、曼素恩[4]等学者都对女性史的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本书的作者白馥兰也是如此。

本书对女性的研究从家庭空间与生活展开，对帝制中国晚期的社会中下层妇女家庭生活做了一些研究。家庭生活的前提必然要有“家”这个承载物，白馥兰在书中把它称为“房屋”，包括官绅的府邸、富家大户的宅院、普通人家的屋子等，每一间房屋里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活动有每家每户的独特之处，也有从整个帝制中国晚期范围来看，按照相似规则运转之处。白馥兰把这些相似的原因归结为，从宋代开始流传甚广的“新儒学”，她认为新儒学力图把所有臣民纳入一个基于家庭以及宗族的伦常关系的共同正统信仰之中。

儒学从产生、发展到帝制中国晚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有着相似的内核，其具体表征却一直在微调以适應相应的社会状况，从宋代朱熹等人宣扬新儒学开始，儒家学说对人身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它要求人们在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遵循一套规则，在新儒学的话语体系下，女性受到的束缚进一步加强，以至于“房屋”成为她们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这一表征，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层次越高就越明显。所以白馥兰借用了瑞廷比克的“想象的建筑”原理，对帝制中国晚期的房屋做了自己的研究。

她认为可以把帝制中国晚期的房屋理解为具体表达着三种想象建筑之原理的物质结构或外壳。首先，房屋是一个礼的空间，一种新儒学价值观的具体化。第二，房屋是一个与宇宙有关的、有能量的空间。第三，房屋是一个文化空间：它呈现出中国式的关于人的观念[5]。从一种具体的建筑抽象出三种想象原理，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观念脉络的一脉相承。

一、新儒学价值观的具体化

白馥兰认为房屋（包括在房屋中的家庭生活）代表着新儒学价值观的具体化。新儒学产生于民间，因为其所提倡的秩序、礼教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为统治者所接受，并在民间大范围推广。科举考试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它为广大中下层男性提供了一种晋身之阶。在帝制中国，社会上下层垂直流动机会极少，科举堪称大多数人的救命稻草。统治者将新儒学经典列为科举的必考科目，并将之通过教育传授给读书人，使广大有志于科考的学子接受它。通过这一条，新儒学所规定的一套秩序能够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祭祀、五伦等。

白馥兰指出，朱熹极其重视祭祀祖先，把有关祭祀的礼仪放在《家礼》中的第一条。在宋代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在家中设立祠堂并祭祀先祖，但是在帝制中国晚期，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在家中设立祠堂。《家礼》规定了祠堂在房屋中的位置，应在“正寝之东”，又规定了祠堂应有的规制、祭祀的次数和祭祀礼仪，子孙有事应该告知祖先。

其中关于女性的规定，包括出入要告知祖先，男性两拜，女性四拜;举行祭祀典礼时，男性站在东面，女性站在西面，家主和主妇在祭祀中有不同的分工;只有正妻能够在家庭祭祀中参拜祖先，妾室则是禁止参加祭祀典礼并被剥夺社会性母亲身份的。

儒家五伦中，父子、兄弟、夫妻三种关系在家庭祭祀中都有体现，具体表现在祭祀时的顺序和所承担分工上的差异。除了祭祀，这三种伦理关系还表现在其他的家庭生活中，比如父子之间要父慈子孝，兄弟之间要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夫妻之间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新儒家提倡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谨守道德秩序，让家庭生活井然有序，家庭就是一个微型的国家，治家的规范原则与治国是一样的。所以，新儒家世界的价值观是突出社会性、协作性的价值观，强调忠诚、尊敬、服从，要把家庭编织进一个伸展到中华帝国边界的政治网络之中[6]。

二、与宇宙有关的、有能量的空间

白馥兰认为中国古代房屋被设想为一个能够避开邪气的庇护所，并且能够引导气这一宇宙能量有利于居住者[7]。后者，就是通常所说的风水术。中国古代无疑是极相信风水的，无论是选定住宅的位置和样式，还是选定墓地，古人都愿意以风水术勘定。

南京周围群山以钟山最高，诸葛亮称钟山有“龙蟠虎踞”之势，明太祖朱元璋便将自己的陵墓建在此地。在风水地貌上，明孝陵北以钟山为屏障，钟山有西、中、东三峰，孝陵陵寝地处海拔最高的中峰脚下，符合风水上“华盖三台，尊极帝座”的要求，陵宫所在地东面有龙山为“青龙象”，西有虎山为“白虎象”，北有玩珠峰为“玄武象”，南有前湖为“朱雀象”，正对陵宫的梅花山和更远处的江宁区方山分别为“近案”和“远朝”[8]。这便是以风水术选定墓地的一例，这里的风水说辞甚至有了政治象征功能，有利于朱明王朝正统性的建构。

明代赣南地区也十分流行风水一说，因为赣南的科举相对落后，该地官绅民众试图通过改造风水以兴科举，改造所有的府州县学并大肆营建风水塔，以追求科举上的进步[9]。

白馥兰也列举了《宅经》，以说明房屋的宅地选址、构造、布局都是为了顺导宇宙能量为居住者趋利避害。新儒学的宇宙秩序论在很多方面与风水学说有交叠，但风水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并不能增加宇宙能量，只能将之导入有利于自己的新方向，这种做法有时会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三、呈现中国式关于人的观念

家对于中国人十分重要，许多人生、老、病、死的一生都在家这个建筑中完成。在这里，可能生活着几代人，也提供了将家人与外人、长辈与晚辈、主人与仆人、男人与女人相区分的界限。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突出的“家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结构相适应[10]。每一个人在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儒家伦理纲常要求大家各安其分，做适合于自己身份的事情，家人应该和睦相处，长辈慈爱晚辈，晚辈尊敬长辈，主人对待仆人要仁慈，仆人应该忠心于主人，丈夫要敬愛妻子，妻子要服从于丈夫。

围墙将房屋内的世界与外界相区分，主人可以在条件所及的情况下，依据自己特有的美学观念，将家里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以此方式形成的家中景观，能够让自己有一种更加舒心的居住体验。

“想象的建筑”是一种抽象概念，作者把特定的含义附加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房屋上面，以呈现她想要表达的这个时期的家和家庭生活。以此为开端，继续深入探讨家庭生活的具体方式、男性和女性各自的责任与分工，进一步透析中华帝国晚期，女性在家里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妇工”对她们有怎样的要求，以及怎样去符合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以此来说明妇女并非父权与夫权的被动牺牲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

参考文献：

[1][5][6][7]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第3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罗晓翔.“金陵根本重地”——明末政治语境中的风水观[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3）：22-29，74

[9]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J].史学月刊，2005（11）：71-76.

[10]张再林.中国式“家本伦理”的三重内涵[J].中州学刊，2014（7）：1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