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 Hodgson Ken Spours David Smith 赵蕾 管辉

摘 要 世界各地的学徒制都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英国也不例外。立足于“调解员”的视角，分析英国最新的学徒制模式表明，这些调解员与雇主一起在地区层面工作，培养和提供当前的大部分学徒，在英国学徒制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扩张主义”的背景下，通过分析不同类型调解员的概念及模型，以了解这些调解员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认为，英国新学徒制模式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在如何吸引中小企业、如何更好地支持学徒的流动和发展方面。主张建立由雇主、继续教育学院和其他提供者、高等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区域及本地网络，以此来维持学徒市场，并提供学员进修途径和刺激雇主对技能的需求。在适当的条件下，此类网络可能会发展为“高技能生态系统”。

关键词 学徒制;中小企业;合伙关系;调解员;技能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G719.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04-0064-10

一、英国学徒制改革的全球背景

在過去30年中，随着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基地及其相关工作岗位大多向东南亚、南美和东欧转移（Brown et al.， 2011）。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劳动力市场一些技术性岗位的减少，管理、数字、服务类行业工作岗位的增加，岗位逐渐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公司的性质和规模也随着中小企业和自营职业的增加而发生改变（Eurostat， 2015）。这无疑是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经济以及教育培训体系必须适应的一场经济“大趋势”。即使是一直保持传统工作方式的日耳曼国家也不得不考虑改革，以应对全球化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变化（Kuhlee， 2015）。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而各国都会根据独特的国家历史和政治经济条件来回应这种趋势。

（一）英国的回应

一直以来，英国在推进学徒制的改革，部分原因在于虽然学徒制获得了历届政府的支持，但近几十年来一直收效甚微，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过去的5年中，虽然学徒人数大幅增长，但增幅主要集中在25岁以上已就业的人群，他们大多处于非传统行业中，如商业、行政和法律、健康和公共服务、零售等行业，而且他们只需要短期培训（CVER， 2016）。这导致了关于年轻人职业生涯起步机会（Ofsted， 2015）、交易成本（Steedman， 2001）、学徒制核心功能（Fuller and Unwin， 2016）和性别不平等（Fuller and Unwin，2013a;Young Womens Trust，2015）等一系列问题（Allen，2016）。

为了平衡全日制教育和工作本位教育，在教育和工作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继《理查德学徒制报告》后（The Richard Review of Apprenticeships）（Richard，2012），保守党政府于2013年10月引入了新的学徒制模式（DfE/BIS，2013），即“学徒开拓者”（Apprenticeship Trailblazer），这一模式的创立标志着以往学徒制框架范式的突破。该模式以学徒制标准为核心，依据“龙头企业”所定义的“确定一个职业所需的全部能力”和“适当的培训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BIS，2015： 19）要求，对能力进行总结性评估，而不是逐步获得国家资格。该模式的目标是从2020年起，创造300万个学徒岗位，并通过对年薪超过300万英镑的英国公司征收学徒税进行融资。

本文通过分析2016年春季在英国9个地区举办的27个焦点小组会议的文献、政策文件和记录，获取了大众对于英国学徒制新标准模式的早期看法。和其他研究一样（e.g. Pullen and Clifton，2016），本研究认为，新模式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可能会重复以往政府在资助学徒制时所犯的错误。同时，建议那些在各地方和区域层面充当学徒政策“调解员”的人士，应当在支持新模式发展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对于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此项研究的参与者初步证明，各地方和区域网络在汇聚社会合作伙伴方面发挥着支撑作用，这种模式旨在超越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市场导向法的主导逻辑，强调为发展工作本位教育创造最佳条件。

（二）英国学徒制的简史——从雇主安排到政府参与

英国的学徒制历史悠久，其建立在雇主和学徒之间确立正式关系或签定合同的基础上（Clarke and Winch，2007;Mirza-Davies，2015;Fuller and Unwin，2016）。从历史上看，学徒的数量和类型主要是由专业机构和雇主根据其特定工作场所的需要来调整。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参与学徒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加之当时对该制度质量与公平性的批判，催生了新学徒计划——现代学徒制（MAs）在1993年诞生（Harris，2003）。现代学徒制的产生被视为就业部门推动的成果，目的在于使获得三级资格证书的年轻人数量在2000年增长为现在的3倍（Hunt，1994）。富勒（Fuller）和昂温（Unwin）（2013b）认为，随着现代学徒制的诞生，学徒制职业资格形成的基本原则发生了变化。“当时，学徒制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包装”（被政府授予行业资格证书），而并非一种获取市场认同的能力的学习计划”。

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学徒制在新工党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发展。《卡素报告》（The CasselsReport，2001）指出，所有年轻人都享有现代学徒制的权利。在罗伊加德纳（Roy Gardner）（HM Treasury， 2003）的主持下，现代学徒制特别小组宣布将采取行动进一步扩大和多样化学徒制条款（Andalo，2004），并让行业技能委员会（SSCs）负责在国家级学徒制框架蓝图中确定他们所处行业的学徒培训内容。《里奇技能培训评估》（Leitch Review of Skills）指出，到2020年，预计将学徒目标提高到50万（Leitch， 2006），这也加速了学徒的多样化。“学徒”14～16岁入学，那些尚未准备好接受学徒训练的学生可做“实习学徒”（Pre-apprenticeships），三级学徒则被称为高级学徒。

回顾1994—2011年，可以看到學徒模式不断地接受着审查和修订，以期扩大学徒制在增强年轻人基础性技术方面的作用，同时也采取了国家政策进行推动——目标、绩效表、国家资格、资金和审查，以此推动学徒制这一议程。这种政府参与的形式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完成率低，学徒制的中心目标被理解为职业形成，导致了质量与数量、教育体系需求与就业需求、年轻人与雇主以及政府不同需求之间的矛盾。2012年的《理查德学徒制报告》要考虑的正是这些棘手且根深蒂固的问题。

（三）英国学徒制的新模式

目前，保守党政府进行的学徒制改革计划旨在确保英国的学徒制更加严谨，并且能够满足雇主的要求。其起源于《理查德学徒制报告书》（2012），其中心原则于2013年3月被联合政府接受（DfE/BIS，2013）。雇主已经成为创建“新能力标准”的主导者，学徒必须在培训期结束时通过严格的分级评估来证明已经达到这些标准，且需要适当的英语和数学能力。各行业先驱者已经制定了第一批新标准和高水平评估方法，其他单位也将随即效仿。在撰写标准时，“学徒制开拓者”计划已有超过100个行业的1300多家企业共同参与，出台了228条新标准，其中100条新标准已经交付相应的评估组织，达到并获取了资金限额的分配批准，其中超过40%的新标准处于更高水平（BIS，2013）。

雇主负责新学徒制标准的设计，而政府的作用是确保学徒制的高质量，使其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同时增强可迁移性，以保证公共投资的合理使用。因此，他们制定了所有新学徒标准都必须满足的一些关键指标（BIS，2015）。政府的2020年愿景（BIS，2015）承诺会在议会任期内改用新标准，其大部分会在2017-2018年落实到位，并建立学徒制研究所（IfA）。这个由独立主席和一小部分雇主组成的新机构将在2020年培养300万学徒，并在此基础上规范学徒质量。其将从2016年开始初具雏形，于2017年4月正式成立。

学徒制的融资方式也处于改革之中。2016年1月（SFA，2016）发布了2016-2017年度新的融资规定。此外，数字学徒服务（DAS）计划于2017年4月推出，该服务提供了一个“新的易于操作的在线雇主门户网站”（BIS/DfE，2015：23）。此外，政府正在对英国所有的大型雇主征收学徒税，由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落实。当雇主收入超过300万英镑时，学徒税将按照0.5%的比例收取，而雇主将获得15000英镑的补贴以支撑征税（BIS，2016）。在这些筹资安排中，预计中小企业将在近期政策安排下首次承担雇佣学徒的费用。

然而，政府最近的公告（2016年8月）明确表示，不缴纳该税的企业只需要共同投资10%的费用，并且雇佣16～18岁或19～24岁护理专业毕业生的中小企业则无需承担任何费用。此外，还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来支付英语和数学培训的费用（DfE，2016）。很明显，政府已经收到了与2016年初关于中小企业继续参与学徒制研究相类似问题的来信。

（四）研究途径

以下主要依据由就业和学习提供者协会（AELP）领导，并由教育和培训基金会（ETF）资助的未来学徒支持计划的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实证研究。证明材料分别来自在英国9个地区举行的27个焦点小组的“中心”会议，每个地区在2016年1月～3月期间举行了3次会议。

每个中心会议上都有来自独立培训机构、继续教育学院和地方企业伙伴的代表，其中一些会议还包括培训机构或雇主、地方当局官员和公共部门雇主等。参会者被定义为“调解员”，他们的职责是在各地方和区域层面解读政府政策，并能够直接与雇主达成合作伙伴，尤其是能够与目前提供大量学徒名额的中小企业合作。中心会议会由研究人员协助主持，并且每一次会议纪要都会与参会者分享，以便检查和进行详细说明。总体来说，这项研究反映了约100名参会者的观点。

二、调解员的视角——对英国学徒制新模式优缺点的看法

在2016年初的研究中，所有焦点小组的参与者都对新学徒模式的潜力持积极态度，并希望它能够成功。但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些与政策和执行进程有关的关键问题。

（一）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略显草率的决策过程

第一个也是最普遍的问题，即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参会者以及与他们合作的雇主对于新学徒制的方法及其在实践中将涉及的内容尚不清楚。他们认为新模式的复杂性，政策的不断变化，以及各种形式不同来源的公告加剧了这种混乱。

参会者还对大量的学徒制标准表示了关注，这些标准远多于之前的学徒制框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是否会像适用于参与开发他们的大型雇主一样适用于中小企业，这些问题还不能确定。

学徒税显然是当前政策的基石，但大型企业的雇主将如何应对这一政策尚不明朗，目前产生的一些现象预示着学徒税将会引起重大反响。参与者称，通过与大型雇主的讨论表明，一些雇主将会利用这一税收重新调整更高级别和水准的课程，或为现有员工设计的培训课程提供资金，从而提高新标准的价值。

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相关信息和人口趋势更详细的数据，学徒提供者很难在学徒空缺和起步、技能差距以及哪些行业部门正在增长或缩减等方面提出决策。许多提供者在讨论过程中反复提到了过于仓促的政策部署，他们担心审查情况没有被充分重视，所有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也没有被全面告知。

虽然人们相信一些过渡性问题可在中期至长期内得到解决，但目前仍缺少决策和规划所需要的信息。一位参与者的评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隐喻，“不确定性是很难被出售的”。

（二）大、中、小、微型企业——一种模式，不同需求

中小企业合作的参会者一致认为，新学徒模式的重点在于“企业”以及更高层次的技能标准制定上。尽管他们认为这很重要，但他们同时也质疑这对与其合作的个人和组织的实际影响。独立培训机构和继续教育学院一直是学徒制的主要培养单位，同时也刺激了雇主的需求，但他们认为现在仍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来建立一个多样化的“学徒市场”。

人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業在任何地方都占据了大多数市场，且提供大多数的学徒名额，特别是在较低层次。因此，在中小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市场背景下，参会者对于中小企业能否在征税制度下承担预付款感到担忧，并强调了中小企业和小型供应商在资金方面面临的困难，目前采取的普遍做法是雇主以实物而不是现金支付学徒。研究人员了解到，除非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安排出台更明确的规定，否则许多企业将在短期内退出学徒制，这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参与度和学徒制新标准目标的达成。参与者还举例说明新学徒制模式赋予了大雇主“特权”，比如这些新的标准现在由大型雇主，特别是较高级的大雇主制定，这也许并不适用于中小企业。与此相对应，中小企业往往没有制定新标准的能力，对改革也并不熟悉，因此，他们只能依赖于国家政策的“调解员”。政府公共部门人士也指出，为这些企业制定的学徒培训目标与紧缩政策所导致的公共财政基金减少并不匹配，而政府公共部门将如何回应尚不明确。

总之，鉴于雇主和供应商之间发展情况的不确定性，参与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学徒制规模可能会缩小，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学徒制。

（三）质量保证

参与者对新学徒模式的核心假设提出了质疑，即这种模式本质上保证了高质量是因为其仅由规模较大的雇主制定，主要集中在第4级和第5级。参与者重点关注的是新标准缺乏对质量保证的全盘思考，这可能会对学徒制产生负面影响。

不同企业制定的行业标准相差很大，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和保证质量的实现，并在不同行业领域内保证质量水平的一致。此外，最终评核组织（EPA）对学徒在质量评估方面的话语权、征税的公共责任以及最终质量标准等诸多方面也表示担忧。

参与者还指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学徒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竞相压价”，从而引起学徒质量下降。此外，在这个背景下的参与者并不清楚学徒制研究所（IfA）、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ed）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QAA）各自承担的具体责任。

（四）年轻人、标准、资格和流动性

由大企业高层提供的新标准的另一假设在于，新标准将会很好地服务于年轻人。然而，参与者提出了一系列新学徒模式将对年轻人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们就可转让学徒制进行了询问，该标准是根据少数雇主设计的，没有国家资格认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希望跳槽或换工作的年轻人，特别适合就职于不太知名企业的学徒。此外，他们担心由特定公司开发和领导并为满足其自身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学徒标准，不足以满足该职业所需的全部能力。他们还质疑现有的机制能否确保学徒标准着眼于未来以及满足当前的技能需求。

参与者提问到，学徒制标准没有在各个层面制定，那么年轻人的晋升阶梯标准在哪里？他们与技术资格的获取有何关系？参与者还担心那些没有通过最终评估考试，没有完成学徒期，或发现自己的雇主或供应商破产学徒的安全。

从重视资格实践的旧框架转向终点评估的新学徒制标准，这项举措被认为与先前的学徒制框架和资格实践大不相同，新学徒制标准正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终点评估的概念整体受到了质疑——一项总结性评估是否能够涵盖所有职业活动的全部能力？为什么评分是必要的？其如何与基于能力的体系兼容？如何实现不同标准之间的一致性？以及能否确保有足够的专业重点评估组织来满足所有学徒的各级标准要求？这些还有待考证。

（五）供应者、经济可行性、专业能力和知识

许多参会者，特别是独立培训机构认为，自己可被称为“市场制造者”，因为他们扮演着回应学徒和雇主需求、“出售”学徒制、吸引潜在学徒和雇主的角色。但是，在新市场如何运作及其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人对中小企业和供应商如何保障和支付学徒费，以及他们是否会输给支付税款的大雇主表示担忧。人们也意识到，教育培训机构需要改造其师资结构以适应新学徒制的模式，因为该模式需要多种不同技能的组合，其中包括成本计算、定价和建立培训方案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不太重视评估。

广泛来说，新模式中过多的未知因素很可能导致“计划失败”以及学徒规模的缩小。一名参会者报告称，许多雇主和供应商伙伴仍在“观望计划中”。因此，参会者重点担忧的是学徒市场的衰退甚至崩盘。

（六）对先前学徒制框架模式的反思

鉴于学徒制新模式的出现及其新特点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一些对以前框架模式优势和劣势的思考。参与者认识到，先前模式存在的问题在于，该模式繁琐死板，缺乏灵活性，各级之间存在差距。各行业的标准化程度非常低，有些条款非常拙劣，甚至是“骗局”，这些问题导致学徒制品牌受到外界质疑。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作为一种框架模式，其仍然具有显著优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尤其是来自学徒的满意度，毕业率不断提高，实现可转让的资格认证。虽然人们认识到其中的一些框架已经“过时”，需要更新，但并非所有框架都是如此，有些仍能发挥良好作用。

反响有好有坏，这导致一些人质疑是否需要一个全新的学徒模式。有人担心，摒弃旧模式会像“婴儿被扔进洗澡水里”一样糟糕，以及学徒制改革是否需要一个更渐进的方式。有人建议，现在应该是暂停、评估和反思先前经验教训的时刻，这之后才能以更深思熟虑的方式向前迈进。

（七）学徒制改革中的有利因素

在最后一轮中心会议期间，参与者被要求思考学徒制改革和标准实施的有利因素。他们对学徒制新标准进行了深度思考。一是合作伙伴关系和学徒共享合约。参与者强调，雇主和学徒提供者之间现有的伙伴关系，可能为改革后新模式提出的技能和知识的标准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如果能够继续延续，这种有效的本地和区域之间的合作将被视为学徒制非常积极的推动因素。二是雇主网络——专业协会和雇主网络，特别是那些在地方或区域拥有分支组织的雇主，可被视为学徒能力建设和高质量学徒培养的核心参与者，其中包含旨在满足执业许可和专业人员资格需求的终点评估组织。三是真实的职业标准。支持新模式的关键要素在于该模式能够鼓励更多的雇主参与，并提高学徒制的影响力，同时也能够使高等教育机构充分地融入学徒制。如果雇主们选择相信新学徒制模式的质量，那么他们将从中受益。四是学徒税——尽管参与者之前对学徒税表示担忧，但他们认为，该税可以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学徒制，对各方都有利。五是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参会者希望看到学徒发展路线，这些路线可以向雇主和学徒展示学徒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以及最终的学习成果。六是基于各地区的评审——如果对继续教育学院（FE colleges 5）的基于地区的评审促成了更有弹性的评审制度，那么以雇主为中心的企业将更愿意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合作，参会者认为，这将推动各区域学徒制的发展，并有助于在各区域之间或区域内制定发展路线并推动行业整体专业化。

这些有利因素表明，参会者希望看到更多的连结性和整体性想法——将国家标准框架与各地方和各区域网络紧密结合起来，并将新模式与职业教育，以及教育培训体系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三、英国学徒制新模式的调解和治理——一个概念模型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用来阐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现代扩张主义”背景下“调解”的概念（Jessop，2013），并找到这些被称为“调解员”的参会者，让他们解释对新学徒制模式的看法，从这些重要的各地区践行者视角简要分析新模式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现代扩张主义

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需要弥补和纠正雇主在学徒技能培养中潜在的问题，英国政府不断地参与到工作本位学习过程中。这个问题来源于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本质（Hutton，2015），这一本质对教育和培训产生了重要影响——致使经济金融化和青年就业机会减少、高质量的英国工业公司减少、外资全球企业的招聘条件增多、中小企业和微型公司占据优势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产生等。此时，教育培训体系往往是第一个受害者（Allen，Ainley，2013）。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原因，即主要政党试图赢得某些关键社会群体（如蓝领选民）的支持，他们历来将学徒制视为年轻人的可行路径。

在过去的150年里，由于民主扩张和政治变动，英国已经从一个“守夜人”（Gramsci， 1971 translation）转变为一个“现代扩张主义”（Jessop，2013）。国家政府机构多样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以及地方政府作用的增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都反映了这种扩张。

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国家政策导向作用和地方政府地位的下降，现代英国权力也变得更加集中化（Newman，2001）。尽管如此，英国各地的民主权力下放和英国政府内部“权力下放协议”的出现，使得地方联合政府在技能发展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这种情况下，权力的钟摆可能正在转向反对中央集权（NAO，2016）。虽然英国权力下放过程的真实性受到质疑（e.g. Keep， 2015; 2016），但在國家各地区和地方各级之间，由于不同的战略和想法而发声的机会逐渐增多，从而也造成了更复杂的政治局面。

（二）概念化调解的力量和因素

教育专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制度来解读国家政策是一项复杂的过程。专家们不总是使用符合国家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方式解读政策，以便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国家政策实施上产生影响（e.g. Bowe et al. 1992; Wallace and Hoyle， 2005; Coffield et al.， 2008）。本研究试图扩大调解的概念，使其囊括国家（中央）和地方（分散）两级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扩张国家背景下私人和公共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

集权和分权之间的斗争产生了轴心的两极。过去35年来，尽管历届政府都声称希望将权力移交给地方一级（Hodgson and Spours， 2012; Keep， 2015; 2016），但在这两极之间，集权趋势愈加明显，私人或公共经济轴心是代表各种经济关系的经济统一体。同政治轴心发生转变一样，经济轴心在过去30年里产生了另一场转变，这是一场朝着更高市场化程度、减少公共经济的转变（Keep，2016）。

这两条相交线产生了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用来代表中央政府的行动以及各地区行动。象限1和象限2反映了中央政府的行动，象限3和象限4反映了更加分散的各地区行动。象限1主要是包含集中和市场化的政策，根据新的学徒制模式，这些政策侧重于一类特定的经济实体——大企业（因为它们在制定职业标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不是针对整个经济体。这一象限可以视为一种适应性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象限2——包含适用于整个新模式和企业的集中监管政策（如融资、评估监管、检查和质量保证职能）。第二象限可视为一种更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或官僚主义治理形式的代表。象限3——包括面向市场的参与者，如独立培训供应商、继续教育学院和当地合作企业，在地方层面解读、调解和制定州政策。第三象限可被视为一个下放市场的代表。象限4涉及权力下放的公共治理机构和相关人员，包括地方政府和工会等机构，也可以包含更多的公共或私人组织，如基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网络。象限4可视为权力下放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的理想形式代表。见图1。

虽然可以看出每个象限都代表不同的治理模式，但实际上，任何象限或其子元素都以复杂且相互交错的形式存在，其中一个或几个象限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交错形式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它的总体意识形态，以及这一层次以下各层的行动。此外，即使在一项政策中，特别是与新学徒制相关联的多层面政策中，当政策文本的意识形态与实际执行发生冲突时，一个或多个象限的要素也可能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

（三）谁是新学徒制模式的调解力量？

建立新学徒制模式的决策者更集中的反映了保守党政府的意识形态，构想了一个需要最少调解的学徒制模式。“调解员”的使用与前工党政府有关（例如，部门技能委员会和培训计划中的“经纪人”）。有人质疑他们违反了真正的职业标准，甚至允许腐败行为占上风（Pullen and Clifton，2016）。但是，新模式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承诺和鼓励了大雇主企业，并保证了学徒申请者对职业标准的了解，而不需要与象限4、3甚至象限2相关的调解者参与。

然而，此研究的参与者——独立培训机构、继续教育学院、网络协调员、地方政府和当地合作企业代表——他们认为，如果要对新模式进行评估，中小企业和其他培训机构等都仍是新学徒制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力量认为自己在修正政府政策，以及支持学徒制在地方一级的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可以位于象限3，较小程度上位于象限4。因此，他们处于国家调解范围的下放末端。

（四）政治性的质量扩张或限制——新学徒制模式还有其他方法吗？

已发表的关于新学徒模式的研究（e.g. Lanning， 2016; Fuller and Unwin， 2016; Pullen and Clifton， 2016），在意识到需要解决根深蒂固的历史问题的同时，也质疑政府政策是否能扭转工作本位培训导致质量长期下降的问题。学徒制作为一种独特的技能培养模式，富勒（Fuller）和昂温（Unwin）强调了其作用。他们还强调了企业政策对于提供“更广泛”的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了国家监管部门在实践操作中的促进作用（e.g. 2003， 2008）。同时，他们提出，为了使雇主和提供者致力于培养高质量学徒，建立一种“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从工作本位学习这一角度来看（2016年），新的学徒制模式和配套政策并没有为其提供有利环境，这是由于实现300万学徒岗位这一目标，这一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培养高质量学徒不太坚定的雇主，以及那些仅关注于较高技能水平的雇主，这些雇主会限制较低技能的人的发展路线，特别是影响年轻女性。一些研究人员也质疑某些雇主“追求”税收的方式（Pullen and Clifton，2016;Keep and Relly，2016），盡管有些人乐观地认为，此举将为该模式吸引到更多资金（e.g. Wilson， 2016 and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富勒（Fuller）和昂温（Unwin）的分析以及普伦（Pullen）和克利夫顿（Clifton）的最新报告显示，工作本位学徒制虽受限于特定行业和企业类型，而却是确保高质量学徒制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此外，当前政府与前任政府同样出于政治原因，致力于学徒制的迅速发展。

参与这项研究的调解员可能会提出第三种方法——既不是限制，也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的扩大，而是学徒制的“有机增长”，其中包括富勒（Fuller）和昂温（Unwin）（2016）提出的一些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我们在九个区域中心的调查结果报告中看到的那样，参与者主张将战略政策从象限1转向象限2、3和4。

针对一系列的全面监管方法，参会者虽然认识到新监管方法的主要特征——大公司的参与，更高技能水平标准，反映最真实的行业要求——这些可以提升学徒制影响力。但参会者认为，该方法的构思过于狭隘和意识形态化。相反，他们希望看到一种更平衡、更广泛的监管方法，更加注重学徒可移动资格认证，同时希望学徒制研究所和教育标准办事处能发挥重要监督作用来支撑其监管质量。他们还讨论了“执业许可证”，该证被视为针对劳动力市场和高质量培训的一种更常用的监管方法，使其不再仅依赖单一政策杠杆（例如学徒税）和大雇主对职业标准的控制。参会者认为，新模式的内在逻辑本身并不会引起学徒质量的提高，这些参会者的观点表明了朝向象限2的预期运动。

（五）在资金支持下扩大雇主基础

虽然有人支持征收学徒税和雇主承担部分费用的想法，但有人担心这一政策变化对雇主参与度以及其他各方面产生影响。在最近的一项针对雇主的调查中，39%的受访者表示，由于这项税收，他们将减少对非学徒制培训的投资水平，限制工资增长，并减少接收毕业生人数（CBI/Pearson，2016）。这种税收同样影响着雇主规模，无论雇主属于哪个部门，随后都会像以前其他的征税计划一样，失去潜在的部门所有权。

正如所看到的，大雇主和公共部门可能不会像设想计划的那样参与进来，对新模式的融资以及标准的达成方案，可能会抑制一些中小企业的参与。因此应该从批判的角度看待政府最近的政策调整。不过从象限来看，政府政策调整再次表明随着资金基础的扩大，更应该从象限1转变到象限2。

（六）减少政策制定仓促性和狭隘性，增加政策联系性

政策制定的仓促性及其狭隘性受到了大量批评。政策制定和推出速度过快，导致缺少具有前瞻性的规划和评估，以及缺少对旧模式经验教训的吸取。而且在各方磋商时，新模式的引入并没有参考技术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基于各地区的审查和16岁后技能计划（DfE，2016）。此外，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似乎是独立存在的，其没有参考英国其他学徒制及国际制定的质量基准（Syndicat European Trade Union/Unionlearn， 2016）。因此，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英国内部的可调动性难题，这是调解员提出的问题，也是雇主在英国劳工联合会/皮尔逊调查（CBI/Pearson survey，2016）中重申的问题。这些批评更加说明从象限1再次朝向象限2、3和4移动的必要，向象限2、3、4的移动代表权力下放和政策的放缓审议。

四、英国学徒制的未来——走向权力下放和社会伙伴合作模式

（一）如何应对英国经济的长期结构变化

本研究认可富勒（Fuller）和昂温（Unwin）以及普伦（Pullen）和克利夫顿（Clifton）针对关于学徒制质量所进行的具有逻辑性的思考。同时，研究认为，对于中小企业和反映英国经济更深层次结构变化的部门（如文化产业），需要提出其他思考。关键问题是如何将经济更好地融入学徒制并能够更广泛地支持职业教育和培训。未来的工作需要更加周密地考虑，各地方针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国家政策指向应该不断进行调整适应。

（二）地方和区域网络以及发展“高技能生态系统”

不出所料，参与这项研究的调解员试图继续发挥他们在学徒制发展中的作用，对于独立培训机构和继续教育学院而言，这是收入来源，对地方合作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而言，这是他们组织职权范围的一部分。但参会者的观点不仅代表个人利益，到第三次中心会议时，他们越来越重视如何让地方和区域合作网络发挥更大作用，如何在更加有利的国家政策导向内采取行动，以及如何将学徒制与广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紧密联系起来。

这些各地方和各区域网络可以由雇主（以及他们的组织，如商会和专业协会）以及独立培训供应商、继续教育学院、高等院校（及其网络）、地方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等组成，概念定义为建立区域“高技能生态系统”组织（e.g.Finegold，1999;Buchanan，2006;Hall and Lansbury，2006;Payne，2007;Hodgson和Spours，2016a），以此为大众提供更广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并在保持和增加学徒人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关于雇主和各区域合作网络的文献（e.g. Malmberg and Power， 2005; James et al.， 2011; James， 2012）表明，雇主参与的形式以及合作交流的质量不仅对于增加技能和资格供应很重要，对于创造“学习机会”更是至关重要。

（三）民主权力下放和地方一体化领导

各区域网络和伙伴合作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当地企业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是否一致支持，他们认识到学徒制的未来发展并不是通过竞争的方式，而是通过更加密切的合作方式来获取保证。对伦敦地区的研究（Spours et al.， forthcoming）表明，地方政府，特別是权力下放过程中产生的新兴联合权力机构，正试图创建更强大的地方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并在其中发挥综合作用，这种体系不仅能发展学徒制，而且能将学徒制与职业教育、技能和专业教育的其他形式联系起来。然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在自上而下的国家体系中，为了有效调控学徒制的发展，应该将多少权力下放给地方一级（Hodgson and Spours，2012;keep，2015，2016）。

（四）一个更具渐进性和反思性的决策过程

英国政府在制定政策上似乎总是仓促而激进，而雇主、教育和培训机构都十分清楚，一些重要战略发展的制定不应该也不能仓促。政策制定的历史过程表明，有效实施和建立伙伴关系需要时间。这表明，诸如资金、审查和最终衡量标准等政策指导需要合作伙伴的回应和支持。这些事实都进一步证明了制定学徒制新以及模式改革的重要性，这对于年轻人以及向他们提供建议的人而言，横向和纵向的晋升途径都将更加清晰透明。

五、结论

目前，新学徒模式的重心在象限1，它比其他象限更偏向于大雇主。参会者承认大雇主的重要作用，但他们不仅强调了自己作为中小企业“调解员”的作用，还指出应发展一种更接近象限4的权力下放的社会伙伴合作模式。这将把新学徒制和其他更广泛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联系起来，这种体系将更加重视学徒以及学徒在工作中的学习培训和进步。参会者还认为，学徒制模式为了提高质量而缩减规模的情况是可以规避的，他们认为，在全面的国家监管环境支持下，地方层面的合作关系可以得到显著改变，从而有机地扩展学徒制规模——这建立在象限2和象限4中各种力量和因素之间关系平衡的基础之上。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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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Apprenticeships in England： The Role of Mediation in the New Model

Ann Hodgson， Ken Spours and David Smith （Author）; Zhao Lei， Guan Hui（Translator）

Abstract  Apprenticeship systems across the globe are having to adapt to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ends. England is no excep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atest model of apprenticeship in Eng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mediators”who work at local and regional level with employers to construct and deliver the majority of current apprenticeships. The role of these actors is examined throug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alysing different forms of med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expanded state”. Their view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27 focus groups in nine regions of England in Spring 2016 and involving over 100 participant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new apprenticeship model faces a number of challenges; notably how to enga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how to better support the mobility and progression of apprentices. Participants advo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nd local networks comprising employers， FE colleges and other providers， HEIs and local government， as ways of sustaining the“apprenticeship market”， providing learner progression routes and stimulating employer demand for skill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se types of networks might develop into“high skills ecosystems”providing certain conditions are met.

Key words  Apprenticeship; SMEs; partnership; mediation; skills ecosystems

Author  Ann Hodgson， professor of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Ken Spours， professor of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avid Smith，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ranslator   Zhao Lei， master student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 Guan Hui， doctoral student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