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

2016年开始，“核心素养”一词风靡中国教育界。高中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主要表现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和“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这其中包含着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和思维品质，同时也包含着情感、态度、价值观。

众多专家学者、一线任课教师在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时，大都把关注点放在爱国、敬业、求实、求真、宽容、感恩、责任、担当等人格品质上，却少有人关注学生的心理品质——是否具有正确的两性观念，是否能以平等之心看待不同的性别定位。

君不见，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息，不仅因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认知差异，更是因为太多人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狭隘和偏见。尽管随着女性的普遍就业，女人开始在经济和人格上获得独立，但当代社会随处可见的广告中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女汉子”“女博士”“女司机”“绿茶婊”“大龄剩女”等性别歧视语言处处可见，这都在预示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没有互尊互爱的两性观念，何来健康和谐的社会？然而，两性观念偏差绵延至今，我们的教育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日常教学和日常教材是否存在性别教育上的失职呢？

一、高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特点

抽取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涉及到女性的课文，我们会发现女性角色所占比例远少于男性，以女性角色为主人公的课文更是远低于男性主人公的作品。具体说来：

第一，从时空维度看，古代、现代女性居多，当代女性基本没有涉及。中国女性居多，西方女性很少出现，作为主人公的外国女性几乎没有。

第二，从活动范围看，不管地位高低，女性的生活多是限定在家庭、家族范围内，承担的无非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家庭责任。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则需要女性会持家理财、能处理家庭和家族等各种利益关系，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如果是贫苦家庭，女性则要出来打工等，缓解家庭负担，如大堰河、祥林嫂等。

第三，从最后结局看，无一例外是悲情形象。大堰河、祥林嫂的悲苦自不必说，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被动等待让人惆怅，即使被鲁迅称颂为体现了“中国女子勇毅的一面”的刘和珍君，最终仍逃脱不了被枪杀的悲剧结局;契诃夫笔下那个有着“清脆响亮的笑声”的华连卡，是否能在压抑的套子环境中，继续保持热情和乐观也未可知。

第四，从写作者角度，除李清照外，均是男性写作者。不能不说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确实楚楚动人，也不能不承认沈从文笔下的翠翠特别纯真美丽，更不能否认鲁迅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深刻展示，但是，这些都是男性作家以男性视角进行叙写与刻画出的女性形象，缺乏女性本位的深入体会与发声。很多女性，都是社会底层的悲苦的女人，如窦娥、祥林嫂、翠翠、鲁四凤、鲁侍萍等等，她们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更无力为自己代言。缺少女性本位的“我手写我心”，不能不说这是教材选文的遗憾。

二、语文教材中的女性观表现

所谓女性观，乃是社会对女性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涉及对女性应承担怎样的社会角色的认知。可以说，女性观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综观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选文，可以看到其中展现出如下的女性观：

1.人格特点：提倡勤劳善良、隐忍贤德

中国传统上对女性的要求是柔顺、服从，在处世上提倡矜持含蓄，这也是儒家“温柔敦厚”传统诗教所致。“勤劳善良”可谓是好女人的传统美德，女人可以不漂亮，但决不能太懒惰——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文本，莫不突出了女性“勤劳善良”的人格特点，而且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女性都可以用“勤劳善良”对人物特点进行概括：如“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的氓之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的刘兰芝，用厚大的手掌洗衣、做饭、养鸡、喂猪终日操劳的大堰河，“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的祥林嫂，“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孩子在外乡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以谋生计的鲁侍萍……除了处于社会上层的林黛玉、王昭君、杨玉环等贵族女性，处于社会下层或属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女性，无一例外地展现出“勤劳善良”的特点，特别是“善良”，这是男性笔下“天使型”女性的典型特征，就连《边城》“在风日里长养着”的小姑娘翠翠，也是“纯真善良”，而是学生身份的“刘和珍”，也是始终“微笑着、和蔼着”。

此外，中国传统对女性的要求还有隐忍和驯服，即使人生遭遇了种种不幸，很多女性选择都是默默忍受，尽管心有埋怨，却也很少做出过激行为。《诗经》中《氓》里的女子被氓无情抛弃，尽管很痛心，却很冷静，只是“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对那个负心汉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正所谓“怨而不怒”。反观古希腊戏剧中的美狄亚，在丈夫伊阿宋喜新厌旧后，采取了“得不到就毁灭”的报复行为，不顾一切后果地惩罚了伊阿宋，这种敢爱敢恨的极端性格很少出现在高中语文教材文本之中。即使是《雷雨》，教材选择呈现的片段也是以鲁侍萍为主角的周鲁相认的内容，而非具有“雷雨”般鲜明性格的蘩漪拒绝喝药的片段。

2.价值体现：为爱情、为家庭，少有为自己

在入选语文教材的文本中，女性主人公的身份多是女儿、妻子、母亲，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氓》《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主要将其人生热望寄托在对爱情的追求上，而当爱情遭遇现实问题时，无力反击，默默承受，甚至走上自绝之路。大堰河、祥林嫂、鲁侍萍等下层女性无一不是为了养家而努力做工，个人的心声在时代面前是失语的。唯有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却又不能不处处看人脸色，“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也只有鲁迅笔下的刘和珍，才开始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却是以不成熟的方式進行了一次爱国抗争。

在高中语文教材的选文中，对于大多数女主人公而言，“家庭犹如一座封闭的堡垒，将她们与社会隔离开来，使她们无法参加社会事务或担任社会性职务，也就无法在经济上自主，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男子身上”[1]。这种以他人为依托的女性价值实现方式，与中国小农社会漫长的“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有关，社会分工让女性的生活圈被限制在家庭、家族范围之内，也与如何做“女人”有一整套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有关。传统的“三从四德”中是四德之一的“妇功”即把“纺织”作为主要内容，把女性的步履限制在家庭范围内;而“择辞而说，不道恶语”的“妇言”要求，更让中国的女性无法直接表露内心真实的情感，而是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内蕴自持的风范——综观古代所有女德规范，好像都在强化女性的“顺从”，这种种或有形或无形的桎梏，难道不是对女性才智的扼杀与摧残吗？当个体价值的实现以他人为依托时，“争取自身解放”的路就显得很漫长。

3.话语权丧失：落败的“他者”

在众多选文中，除了李清照，无一例外是男性作家。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在重新审视西方19世纪前期男性文学后，认为其中存在两类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天使”形象往往温柔、美丽、顺从、贞洁、无私，而“妖妇”形象往往风骚、凶狠、多嘴、丑陋、自私。

很多男性作家肯定和推崇的，都是“天使”形象，如任劳任怨的大堰河、鲁侍萍等，或忠贞不渝的刘兰芝等，而像祥林嫂、窦娥等人多是被同情的对象。这些女性当然值得歌颂，或者值得同情，但是总感觉只有这两类人物形象，似乎少了点什么。太多女性只是被描写的对象，很少能有血有肉地真真切切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她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宏大的叙述之中，而且这些女性的自我定位，很多时候是按照社会传统道德的需要去塑造自己的，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内心。从某种意义上，她们并不能代表女性自己真实的心声，而只是在代男性、代传统发声，很典型的如祥林嫂、窦娥等，把男权社会认可的文化内化，并成为男权社会坚定的捍卫者和守护者。

正如李玲在著作中所言，“男性作家同情女性的苦难遭际，代女性提出控诉，当然这比认为女性本来就该死要好得多。但这并不是男性已经充分尊重女性的表现，并不是性别意识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2]。一些男性作家在思考“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妇女问题时，更多是站在代女性立言的立场上，向与自己无关的势力开火，而缺少自审精神，更不会设身处地从女性自身的感受、感情出发考虑问题，各种女性形象只是男性作家构思社会问题的对象，而缺乏真正的主体意识，或者说，这些女性形象本身已然抛弃了自己的主体性。而且，类似的情况不只出现在教材选文中，今日热卖的小说、热播的影视剧中仍然广泛存在。

可能有人说，这样的写法又有什么问题，不是一样都反映出深刻的社会问题了吗？是的，达成目的的手段有千千万万，但是这个手段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观念会被一代代传承和渗透。时至今日，仍有太多女性以男权审美的标准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活出的是别人喜欢的样子，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模样。或者自觉地担起家庭的重任，把“相夫教子”变成唯一的价值实现方式，放弃了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也甘于把自己的特长和才华埋没起来，这样是不是太过可惜呢？

三、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女性观教育

文字与文学是很奇妙的东西，久而久之，它们会变成无形的文化，一点一滴地影响人的观念。“善良隐忍”的角色定位，“为家庭贡献一切”的道德提倡，使得很多现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也总是自觉地做出所谓的牺牲，放弃自身的事业及各种发展机会，导致一生天地狭窄，受制于人，并由此驯化出屈从、忍让的气质。

遵循“母性逻辑”，放弃自我提升学习的机会，固然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但若长久地局限于此，不管对于孩子、家人，还是女性自己，未尝是件好事。高中阶段是青少年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性别角色认知的重要节点。作为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语文学科，更应该承担其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借鉴批判性思维，对现有教材中相关课文的女性形象进行反思，引导学生思考女性在不同社会样态下的生存境遇，从而探讨人如何实现自我，如何做到真正的两性平等。

另外，随着2017年版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推广和统编版语文教材的投入使用，一线教师也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把课文与相关文本进行组合阅读，引入更多的女性作家的作品，看看女性如何以“我手写我心”。在新教材中，茹志鹃《百合花》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地刻画出战争时代青年女性细腻的心理，铁凝《哦，香雪》也以女性视角再现了山里姑娘的自爱自尊和她们对文明的追求，这都意味着女性形象的新起点和新变化。还有丁玲、张爱玲、残雪、王安忆等诸多女性作家，笔下呈现出众多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她们以女性细腻的观察展现出不同时代的女人们如何在父权、极权时代生存和生活，既有对现实的体验与直面，也有对传统的反思与反省。即使是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也是从女性本身体验出发，展现出中国女性是如何记忆和思考她们经历的苦难社会，这种切己式的精神自剖更具价值与思考意义，值得新时期的语文教学去挖掘和剖析。

男人与女人的确有不同，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在当代仍有很大的受众面，在教育、就業、维权、社会舆论等方面仍然存在性别歧视。要实现全方位的男女平等，既有待经济发展的均衡、法制方面的完善，也有待于全民思想认识的改善与提升。因此，作为承载着文化因子的中学语文教学，任重而道远，希望可以乘着新课改的东风，通过“文以载道”的“文”的内容的改善，寻求推进学校性别平等教育的方法，提升中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让性别平权的理念得到传播和认可，从而构建两性和谐发展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温慧辉.试论传统文化的女性价值观[J].殷都学刊，2001（3）：81

[2]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