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昕宇 吴克强 赵鑫 陈雄鹰

[摘 要]  面对规模不断扩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如何有效地将其创业意愿转化为成功创业行为是进一步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效能的关键问题。然而已有研究并未就转化机制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与路径刻画。利用4位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典型案例，运用创业叙事研究还原创业者的创业情境，系统分析具体创业情境下返乡农民工从机会型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转化过程，构建转化机制的理论模型，揭示转化过程中返乡农民工的行为决策逻辑与特征，并提出两条转化路径，为充分理解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实现过程，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指导与服务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创业意愿;创业行为;创业情境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0）02-0096-11

一、问题提出

农民工返乡创业目前已成为推进我国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改善经济环境，以及以创业带动就业和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补位地位，是中国乡村实践自我变革的一种现实需求，是乡村发展主体缺位、乡村“空心化”的殷切呼唤，也是既定制度与政策体系基础上乡村振兴的内在需求[1]。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城市农民工向农村回流渐成趋势[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监测，2017年第四季度返乡的农民工中有10.9%的人员选择了创业，截至2017年底，返乡创业农民工累计超过700万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全国返乡创业人员超过800万人①。

随着返乡农民工人数的增加，如何进一步有效扩大创业农民工规模和提高农民工创业质量，是保持和持续发挥农民工返乡创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关键问题。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积累了一定的现代生产技能和资金，并对现代企业以及市场经济运作有所了解，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创业意愿[3-4]，但创业是一项具有风险的复杂活动，农民工从有創业意愿到真正开展创业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汪昕宇等，2018年）[5]，使得农民工的很多创业意愿并没有转化为创业行为，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的黑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莎拉·博内索等（Sara Bonesso et al.），2018年][6]，形成显著的“意愿—行为缺口”（刘玥伶，2019年）[7]。另一方面，据相关地方政府部门调查，农民工创业以就业谋生、生活改善等生存型创业为主，成长谋利、创建现代企业等机会型创业为数很少[8]。佐尔坦（Zoltan Acs）（2006年）研究发现，生存型创业基本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些影响，然而机会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是较为明显的[9]，且给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多，进行创新与创造的能力更强，并且往往生命力较强、生存时间也较长（张玉利等，2008年）[10]。当前农民工返乡机会型创业比例较低，不利于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创业活动的发展与特定区域的支持和限制性条件密切相关[11]，情境为个人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也设定了他们行为的边界，创业情境相比创业环境，是独立于现象之外、具有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境遇、条件、情形或者环境（circumstances， conditions， situations or environments）[12]，体现了个体同其所处环境间的复杂交互，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更加适用于创业活动的研究主题，对于理解创业行为何时、如何和为何发生、谁将参与其中，以及新企业如何成长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韦尔特（Welter），2011年;林嵩，2012年][11-12]。韦尔特（Welter）（2011年）还从总括性视角构建了系统的创业情境概念框架，具体包括商业、社会、空间、制度四个方面。其中，商业情境指的是企业所处的市场、产业等组织营运环境;社会情境主要是指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含家庭情境），强调亲朋好友在创业资金、信息、资源和情感方面为创业者提供的支持;空间情境是指创业者选择的创业地理环境，包括位置、基础设施和区位特征等;制度情境包含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社会规范、政策和支持措施等。[12] 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刻画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情境。

针对上述农民工返乡创业中两个重要问题，本文将农民工返乡创业置于具体的创业情境下，利用体现不同情境的典型案例和创业叙事研究，构建农民工返乡机会型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转化模型，探索 其形成机制，旨在回答“如何实现农民工返乡机会型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的转化”，并揭示创业者的相关行为逻辑与方式，为切实提高农民工返乡机会型创业比例和质量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叙事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领域使用较多，而后逐渐被推广至管理学领域，国外学者于20世纪末开始对创业开展叙事研究（王辉，2015年）[13]。创业叙事是创业者通过叙事将创业情境化（张慧玉、程乐，2015年）[14]，对创业者的故事进行分析[加特纳（Gartner），2007年][15]，具有时间性、社会性、情境性等建构主义思想和特点。创业者的故事是开展创业叙事研究的基础，其形式是多样的，包括创业者的自传、传记、个人叙事、叙事访谈、生活故事、现场笔记、研究访谈等，这些素材可以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现场文本”（简·克兰迪宁等，2008年）[16]，借此研究者可以尝试把握个体创业现象的本质及其经验的意识构成，并且揭示和解释“现场文本”所隐藏的深层意义（王辉，2015年）[13]。在具体操作层面，创业叙事研究可以把创业故事直接呈现出来，也可以采用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研究者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经验并建立理论的方法。的内容分析方法（王辉，2015年）[13]。

本文将结合扎根理论，针对选取的典型案例，运用叙事研究构建具有一般意义的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机制模型，并通过对创业故事的深描反映不同创业情境下的特征。

（二）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已经成功开展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为数据采集对象，以他们的创业故事为研究对象，探索他们从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创业行为的过程。2001年GEM报告提出了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概念[17]，其核心成员雷诺兹（Reynolds）等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界定进行多次完善后指出，机会型创业是为了抓住一个有价值的商机而开展的创业活动;生存型创业，则是因不满或是没有更好的就业选择而进行的创业[18]。确切地说，以开创新企业的形式来追求和把握商机的人所从事的创业活动就是机会型创业[19]。按照这一原则，兼顾创业活动所处创业情境的差异性，本文从课题组2017—2018年间调查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案例中选择了来自甘肃、陕西、贵州和山东的4位返乡农民工的机会型创业活动作为典型案例。这4个案例都被当地政府作为创业典范进行宣传，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具体信息见表1所示。为了表述简洁，下文中所述“返乡创业”无特别说明均指返乡机会型创业。

本文通过现场访谈、实地考察，以及收集视频、照片、宣传报道等方式采集资料，以期比较全面地了解创业者的创业过程。其中现场访谈主要采取半结构化访谈与返乡创业农民工面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创业者自我介绍，包括学习背景、外出务工经历、家庭与社会关系等;二是创业者从开始计划返乡创业到实现创业的全过程，重点描述创业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心理变化，以及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式;三是创业环境，包括政府政策、政府支持、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等。访谈以录音形式记录，之后转化为文本，每位创业者的平均访谈时间为1个小时，访谈记录共计5万多字。此外，我们还对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访谈，获取创业者的补充信息和相关数据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创业案例。综合所获取的资料，可用于本文进行叙事研究的文本信息累计近10万字。

（三）数据分析过程

本文先按照扎根理论的分析思路，归纳概念、范畴及其相互联系的层次，之后运用创业叙事研究进行基于创业情境的命题分析与理论模型建构。

在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的过程中，我们基于多案例研究逐项复制（literal replication）的需要，选取最熟悉且资料搜集最全面的案例进行单案例分析，确定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要点及范围，据此对其他案例进行有重点的分析，以挖掘关键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Nvivo软件，以贵州服装厂创业案例A为分析起点，按照扎根分析的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三个步骤进行系统编码，之后对另外3个案例进行逐项复制。鉴于本文研究的目标是建立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意愿到创业行為的演变机制，在编码过程中仅就反映创业者从有创业意愿开始到创办新企业为止的各中间环节的故事、事件、想法、态度等原始资料进行整理，不考虑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编码问题，仅将两者作为创业过程的开始和结果。

首先，开放式编码遵循定义现象、发掘范畴的基本流程，包括“贴标签”“概念化”和“范畴化”三个步骤。具体操作过程是：对原始资料“贴标签”，标记资料中一些可能表达与创业活动过程相关的词句，进行简化和初步提炼，形成85个标签;将属于同一现象的标签进行归纳和定义，形成52个概念;再把看似与同一现象有关的概念采用回归式探索的方法进行范畴化概括，得到43个初始范畴。

其次，关联式编码是采用“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范式寻找初始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据此将初始范畴发展成主范畴。其中“条件”指某一现象发生的环境或情境，“行动/互动策略”指该环境或情境下采取的管理策略、处理方式及执行手段等，“结果”指行动及互动的结果，其可能成为另一组行动/互动发生的条件（吴先明、苏志文，2014年）[20]。按照这一范式，本文对初始范畴进行整合，根据被整合在一起的初始范畴所对应的创业情境，分析它们包含的因果关系、故事发展脉络、创业者的应对策略及获得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对初始范畴进行抽象、归纳和概括，最终形成14个主范畴。

第三，选择式编码是构建核心范畴、验证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关系，并对编码过程中尚未发展完备范畴的补齐过程（斯特劳、科尔宾，1997年）[21]，形成一个可以简要体现全部现象的故事线。通过利用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联结分析，并进一步将14个主范畴与已有理论进行对接和比较，形成创业者特质、创业情境、创业机会、决策逻辑、创业机会识别、资源整合6个核心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在编码过程中，本文对创业案例A进行三级编码（表2是其开放式编码的示例）形成13个主范畴和6个核心范畴。之后对另外3个案例进行同样的复制后，补充获得1个新的主范畴，最终形成14个主范畴和6个核心范畴（见表3）。

至此，通过编码我们对主范畴与核心范畴所蕴含的逻辑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按照“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范式形成以6个核心范畴为中心的研究框架和一条贯穿其中的故事线：基于通过创业共创生成的创业机会，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挥个人特征优势通过与创业情境的有效互动，在一定决策逻辑的推动下开展创业机会识别、资源整合等创业行动，最终实现由创业意愿向创业实现的转化（见图1）。

三、研究发现与理论模型

通过上述编码过程与分析发现，可以从四个方面描述返乡创业农民工机会型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过程：第一，创业情境、创业者与创业机会共创;第二，决策逻辑选择;第三，基于决策逻辑的创业机会识别;第四，决策逻辑、创业情境与资源整合。下面我们运用创业叙事研究，通过还原具体创业情境，结合相关创业理论的主要观点，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命题，并构建转化机制模型。

（一）创业情境、创业者与创业机会共创

创业机会是创业的核心内容[沙恩（Shane）&文卡塔兰（Venkataraman），2000年][22]，是结合创业资源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价值而创造的可能性[熊彼特（Schumpeter），1934年][23]，环境的变化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阿迪奇维利（Ardichvili）等，2003年][24]。关于创业机会的形成，已有创业理论多从存在观、发现观或者创造观的视角给予解释。然而，从我们对所选案例的叙事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机会是在创业者与创业情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双向互动、共同创造特征。例如案例A中，创业者程某所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政府为了推动脱贫工作，出资筹建乡实体经济集团，以此为基础开发具有扶贫脱贫作用的创业项目，通过建立相应的子公司带动当地居民就地就业，实现就业脱贫。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当地政府主动联系程某，双方商议能否创立集体经济下的服装加工子公司，通过扶持程某处于经营失败状态的服装加工厂来达到双赢的目标。至此创业机会浮出水面，是当地的政策环境与创业者交互的结果，创业情境为创业机会生成创造了先决条件。再如案例B中，康某所在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苹果种植规模较大，康某的父亲多年前创办了苹果种植合作社，主要种植、贮存和销售苹果，2014年之前以线下销售为主。2014年当地苹果种植遭遇冰雹灾害，苹果被冰雹砸烂，品相变差导致康某父亲种植和预约收购的苹果都销售不出去。康某之前在福建泉州做过快递，对网购有些了解，他通过在网上发起爱心义卖将全村苹果都销售出去了。经过这一事件，康某意识到可以开办电子商务公司推动当地苹果等农副产品的销售，于是创业机会在解决当地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形成。案例C和案例D中创业机会的形成也具有相同特征。可见，创业机会的产生不能从单一维度进行解释，而是创业情境中各种要素直接或间接参与共同创造[乔治（George）等，2016年;张斌等，2018年][25-26]，是创业者与创业情境互动的结果。

同时，我们还发现创业情境的不同维度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不同。案例A中，政府为实现扶贫脱贫目标采取以政府出资的形式为创业者提供机会，制度情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案例B中，创业者父亲之前奠定的苹果销售基础、当地苹果种植业的发展状况及其遇到的销售难题为创业机会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和触发点，这两个条件分别对应创业情境中的社会情境与商业情境，其中社会情境更为重要。案例D中的创业者郑某在大学毕业后想回家乡创业，但回家乡做什么呢？用郑某的话说“左思右想，回家乡是因为对家人和家乡的热爱，表达‘爱的产品是关键。考虑到鲁西南有遇喜事‘送被子的风俗，且当地纺织行业较突出，再加上家族正在做羽绒收购与加工生意，就想可以做羽绒被加工”。当地“送被子”风俗的制度情境、纺织行业相对发达提供的商业情境，以及家族经营羽绒生意的社会情境都成为郑某创业机会形成的必要条件。总体上，商业、社会和制度情境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社会情境和商业情境更为突出，而空间情境则因农民工家乡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区位优势相对较弱而作用有限。

此外，创业者与创业情境的互动是创业者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案例A中程某曾经合伙创办过服装加工厂，但因经营不善而失败，欠账70多万，在合伙人都退出的情况下，他勇于一个人承担欠款进行分期偿还，正是程某诚实守信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过往的创业经验打动了当地政府而创造了创业机会。案例B、C和D中创业机会的形成也都离不开创业者过往的工作与创业经验所累积的人力资本。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1：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机会是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创业情境共同对创业机会进行一系列反复互动活动的动态选择结果;创业情境中的商业情境、社会情境和制度情境对创业机会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空间情境的影响较弱;返乡农民工的过往经验、企业家精神等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特质为创业者参与创业机会共创奠定了基础。

（二）决策逻辑选择

决策逻辑主要研究理性主体在决策中如何合理地进行推理（潘天群，2006年）[27]。在创业研究中，莎拉斯瓦蒂（Sarasvathy）（2001年）[28]提出因果推理和效果推理两种创业决策逻辑。因果逻辑强调未来的可预测性，遵循该逻辑的创业者以目标为导向，注重进行市场竞争分析，面对不确定性尽量规避意外、克服未知;效果逻辑是基于环境不确定性提出的，该逻辑下的创业者强调以手段为导向，从现有资源和手段开始而非确立最终目标，以自身可承受的最大损失为基本原则，挖掘可利用的关系开展合作而非进行竞争性分析，利用权变原则应对突发情况而非躲避偶然事件，通过对现有条件的充分利用达到最好结果。基于不同决策逻辑，创业者行为会有不同（彭学兵等，2019年）[29]，因为行为组合是决策逻辑的结果（杨俊，2014年）[30]。分析返乡农民工选择何种决策逻辑开展创业活动是我们揭示其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机制的基础。

从所选案例的现实情境看，通过从创业情境中分离上述两种决策逻辑的特征发现，返乡农民工多以效果逻辑为基础开展创业活动，决策逻辑的选择受到创业者个人特质与创业情境的综合影响。例如案例B中，创业者康某在筹划创业之初对未来能否成功建立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是不确定的，“凭借父亲支援的2 000元钱和自己从事快递行业时对电子商务的初步认识想试试看”，“想着大不了最后就是办不成，最多也就赔掉2 000元钱”;其次，联系亲友共同学习如何创办网店、如何经营，“把周围有经验的朋友几乎都请教了一遍，拉着他们一起做”以获得所需的技术支持;第三，康某在遭遇“盗用图片”被投诉的危机时，积极应对最终度过危机。用康某的话说“当时淘宝把店铺关了，我们的店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于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把做图片的人找到，那人却说他一年做几十万张照片，照片是不是他做的，他也不知道。没办法，我们就找政府开证明，然后给淘宝传上去，隔了几天，淘宝把我们的店又重新开了。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康某在创业决策时遵循手段导向、可承担损失、重视合作建立联盟和利用权变应对意外等原则，符合效果推理逻辑的特点。案例C和案例D的创业者也具有类似特点。但是，案例A則相反。创业者程某在接受访谈时表示“项目主要是政府出资、校服订单比较稳定，全乡的衣服由我一家来做，没有竞争者，肯定是可以赚钱的”，体现其以预期回报为目标导向，重视市场竞争状况;“校服加工费由当地教育部门支付，货款回收有保障，风险低”“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招工难，不过前两天政府部门的人来说，他们想办法”，这些是其规避意外、克服未知的现实反应，符合因果推理逻辑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发现，创业者决策逻辑的选择主要受到创业者特质及其所依赖的创业情境影响。当创业者面临较强政府政策等制度情境支持时，或者创业者对未来预期较为明确、市场前景比较明朗，即商业情境支持较强时，其倾向于选择因果推理逻辑;反之，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效果推理逻辑。创业情境中的社会情境在创业者的决策逻辑选择中起到了强化作用，例如案例C的创业者利用家人担任村主任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收购村民手中的土鸡蛋开展业务;案例D的创业者利用家庭开办羽绒收购与加工厂的优势，为羽绒被加工提供初始原材料;案例A的创业者请自己的表弟负责校服设计工作。此外，创业者的过往经验为创业者选择效果推理逻辑奠定了基础，案例B、C、D的创业者都具有与创业项目相关的经验积累。但是，当创业者有过失败教训时，其倾向于选择因果推理逻辑来规避风险，案例A的创业者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调查中其多次强调要考察项目的风险性。

同时，创业者在创业机会共创中的主动参与程度也会影响其决策逻辑的形成。创业者在创业机会共创过程中越积极主动，其越倾向于选择效果推理逻辑，就像案例B、C和D的创业者主导着创业机会的形成。反之，若创业者被动参与创业机会共创，则其倾向于选择因果推理逻辑，如案例A的创业者。具体各案例中与创业者决策逻辑选择有关的证据见表4。由此我们得到命题2。

命题2：返乡农民工多数在效果推理逻辑下开展创业活动，这既是农民工为实现创业积极搜寻和整合各方资源、勇于应对和控制不确定性的体现，也是他们受自身能力欠缺和资源支持不足限制，无法对未来有较清晰把握情况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创业情境中的制度情境与商业情境的支持强度，以及创业者的过往经验、风险偏好和参与创业机会共创的主动性对创业者决策逻辑的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情境则强化了逻辑决策的形成。决策逻辑一旦形成将影响创业活动的全过程。

（三）基于决策逻辑的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沙恩（Shane）&文卡塔兰（Venkataraman），2000年][22]，是其他创业行为的先导[巴伦（Baron）&恩西（Enlsey），2006年][31]。学者们主要从过程视角、能力视角和认知视角探讨了创业机会识别的内涵，并将创业机会识别过程划分为了不同阶段，主要包括机会识别、开发与评估等。但综合来看，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者通过与创业环境互动对当前机会能否获得利润的感知[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等，1990年][32]，以及对自己是否具有开发此机会能力而进行反复斟酌与判断的过程（田新，2016年）[33]，其核心是判断创业机会的盈利性和可行性，其中前者指机会的盈利能力、持续性和优势，后者指机会的可操作性和可接受程度[巴伦（Baron），2004年][34]，我们对4个案例的情境化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只是返乡农民工通常不需要在不同机会之间进行比较权衡，这是因为其受所处创业情境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同时发现或者创造多个创业机会的情况很少。

更进一步地，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在他们无法清楚知道未来企业前景、产品定位、发展方向等问题的答案时，他们将重点放在创业机会的可行性上，通过分析“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认识谁？”来明晰自己的定位，搜索自己能获取到的全部资源，以试错的方式摸索前进，创业机会的盈利性则在创业过程中慢慢考量和逐渐逼近。例如案例B中创业者康某在考虑创办电子商务企业时，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将网络销售平台搭建起来，包括怎么注册店铺、如何发布信息、怎么解决硬件设备和网络连通问题，等等。用康某的话说，“至于赚不赚钱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太考虑过，就是想着先办起来再说，而且既然电商是一个趋势，只要做得好就一定能赚钱”。前文的分析显示，康某的决策逻辑属于效果推理型，在这样的决策逻辑下，康某更关注创业机会的可行性，而将盈利性放在网店创办之后再考虑。同样地，案例C和案例D的创业者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而案例A的创业者则在创业机会识别时重点关注机会的盈利性，其在与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协商时能够比较准确地计算出自己每年大概的利润额，并且表示“能赚到钱才能做，不赚钱做它干嘛”，体现了其基于因果推理型逻辑做决策的特点。可见，返乡农民工遵循的决策逻辑不同，其在识别机会的盈利性和可行性时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异，这是创业者与创业情境互动所形成的决策逻辑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但也加大了创业风险。由此我们得到命题3。

命题3：返乡农民工在其与创业情境互动所形成的决策逻辑作用下，从机会的盈利性和可行性两方面进行创业机会识别。大多数创业者基于效果推理逻辑重点以创业机会的可行性作为是否进行进一步行动的依据，而遵循因果推理逻辑的创业者则会重点考量创业机会的盈利性。这既体现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韧性，以及积极应对创业情境支持有限、环境不确定性等不利条件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也是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企业存活率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四）决策逻辑、创业情境与资源整合

创业资源是创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资源整合是资源识别与选择、资源获取与筛选、资源开发及融合的过程[埃米特（Amit）和舒梅克（Schoemaker）， 1993年][35]。创业者围绕机会识别和利用协调配置资源完成创业的动态过程（刘小宝，2009年）[36]，创业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在创业过程中虽有先后顺序，但会相互影响。在创业情境下，资源约束是创业者面临的首要限制性因素，大多数创业者都缺乏资源来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梁强等，2013年）[37]，返乡创业农民工相比其他创业群体更是会受到资源匮乏的限制。通过对四个案例中返乡农民工进行资源整合的思考与行为过程分析发现，返乡农民工多以手头现有的零散资源为基础，在“凑合利用”的过程中发现现有资源的新用途，发掘它们的潜在利用价值，最终实现价值创造。这符合贝克（Baker）和纳尔逊（Nelson）（2005年）提出的“創业资源拼凑”原则，即创业者“凑合着整合利用手头资源来解决新问题和开发新机会”[38]，以应对资源约束问题。可见，资源拼凑是返乡农民工整合创业资源的基本原理。只是在不同的决策逻辑影响下，返乡农民工资源整合的方式存在一定差异。

在我们分析的案例中，案例A的创业者程某作为因果推理逻辑决策者以预期回报为目标，采用网络拼凑型的资源整合方式，即创业者不拘泥于固定的网络资源，也没有周详的利用网络的计划，而是通过利用现有的政府、商业和个体网络关系（梁强等，2013年）[37]，从中选择有利于达成预期回报的资源来解决资源约束问题。例如程某在考虑厂房和机器时，更多地依赖政府的投入，表示“政府投钱，我才做，我不可能自己投钱来做”;在考虑招聘服装设计人员时，请其表弟负责服装设计，主要原因是“不用支付太高工资，成本低，外面的设计师太贵了”;在考虑服装加工订单来源时，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本地中小学校服加工业务，表示“这个就够做了，外面的单也可以接，但是风险高，资金回收难”。而案例C的创业者齐某作为效果推理逻辑决策者，其在资源整合过程中以实现创业为目标，采用手段导向型的资源整合方式，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零散资源来应对资源约束问题。例如齐某在搜寻土鸡蛋货源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家养着几只土鸡，“可以先拿这些鸡蛋卖着看”，同时还想利用家庭成员担任村主任的便利条件，联系家里养土鸡的农户，收购农户的鸡蛋，“先找跟自己熟悉的村民，然后再慢慢扩大”;在搭建销售渠道方面，她表示“利用我的微信群先卖呀，先试着卖给一些常联系的朋友，创出口碑后，大家口口相传，我的销售渠道不就建立起来了”。从中不难看出，基于效果推理逻辑的创业者不向资源约束低头，不会因为资源紧缺而观望等待，而是想方设法利用手边现有资源，即“有什么就先利用什么”的方式来实现既定目标，通过整合利用可动员的分散资源突破资源约束的制约（梁强等，2013年）[37]。

同时，基于效果推理逻辑进行资源整合的返乡农民工多依赖家庭、亲友的支持来获取创业资源，例如上述案例C的创业者。再如案例B的创业者康某利用其父亲支援的2 000元钱作为创业启动资金;将家里种植和收购的苹果作为电商销售的初始货源;通过寻求朋友的技术支持建立淘宝店铺等，创业情境中的社会情境支持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康某從事电商有了一定成效后，才获得了来自政府提供的资金、技术以及铺设网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而遵循因果推理逻辑的返乡农民工则会利用包括政府、市场、亲友、个人等在内的网络关系拓展资源获取渠道，从而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并从中进行优选，创业者所能利用的资源支持多样化，以制度情境和社会情境支持为主。由此我们得到命题4。

命题4：面对创业资源匮乏的现实情境，资源拼凑是返乡农民工应对资源约束进行资源整合的基本方法。基于不同的决策逻辑，返乡农民工采用的资源整合方式存在差异。遵循因果推理逻辑的创业者以预期回报为目标采取网络拼凑型资源整合方式，通过多方拓展资源获取渠道，优选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进行配置与组合;创业者获得的资源支持是多方面的，以制度情境和社会情境支持为主。遵循效果推理逻辑的创业者则以实现创业为目标，采用手段导向型资源整合方式，以“有什么就用什么”的态度，充分利用手边现有的零散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创业者获得的资源支持主要以社会情境支持为主。

（五）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机制模型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图3所示的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机制模型。农民工返乡机会型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的转化是假定创业者在有创业意愿的情况下，以创业者与创业情境互动进行创业机会共创为基础，遵循从创业意愿到创业机会识别再到创业资源整合进而实现创业的基本路径，创业者围绕创业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开展创业活动，这与资源观强调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整合是创业的关键[阿尔瓦雷斯（Alvarez）等，2001年][39]是一致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创业者在特定的创业情境下形成一定的决策逻辑，并藉此进行创业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的行为决策，形成基于两种决策逻辑的行为模式与转化路径。其一，在因果推理逻辑的作用下，农民工以预期回报为目标，以创业机会的盈利性为主进行创业机会识别，进而采用网络拼凑的资源整合方式，通过利用现有网络资源开拓资源获取渠道，从中优选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进行整合，最终实现创业。其二，在效果推理逻辑的作用下，农民工以实现创业为目标，以创业机会的可行性为主进行创业机会识别，进而采取手段导向型的资源整合方式，通过充分利用手头现有零散资源进行资源整合，最终达成创业目标。返乡农民工受自身知识能力有限、创业资源相对匮乏等现实约束，主要通过上述第二种路径实现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的转化。上述行为模式与转化路径的形成是创业者与创业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创业者的过往经验、心理资本等个人特质的影响较大;不同维度的创业情境要素在不同情境下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别，总体上，以效果推理逻辑为主的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实现过程中，社会情境支持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

此外，在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过程中，虽然创业机会识别先于资源整合发生，但两者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步骤，而是相互作用，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例如，创业者在进行创业机会识别时，根据可利用的创业资源情况判断创业机会的盈利性和可行性;而创业者在进行资源整合时又会反向根据创业机会评估结果来开发、配置、组合和利用资源。这在之前的案例分析中已经有所体现，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讨论

关于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路径与内在机制问题，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相对完整的解释，创业者的行为决策逻辑与过程尚未得到清晰刻画。本文基于创业情境视角，选择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运用创业叙事研究通过还原创业者的创业情境，系统分析了创业者与创业情境互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演变的过程。我们发现：其一，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的形成是创业者与创业情境互动共同作用于创业机会 的结果;且创业机会多数为市场型和政策型，且以市场型为主，技术型机会则更少，农民工多利用当地自然与产业资源开发创业机会，技术的创新性不强。其二，鉴于创业者能力与创业资源约束，返乡农民工多数遵循效果推理逻辑开展创业活动，以手段为导向，以自身可承受的最大损失为基本原则，挖掘可利用的关系开展合作，利用权变原则应对突发情况，通过对现有条件的充分利用达到最好结果。其三，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基于效果推理逻辑重点通过可行性来认识和评估创业机会，并采用手段导向型方式进行资源整合，以达成实现创业的目标，创业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虽然有先后顺序但存在反复互动、相互支撑的关系。上述发现揭示了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发生机制及其中创业者的行为决策模式，为我们充分理解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实现过程，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指导与服务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本文的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来看，鉴于返乡农民工受个人能力不足和创业资源匮乏的限制，大多数农民工依赖当地自然或产业资源，以实现创业为主要目标，以自己能承受的最大损失为底线，在对未来企业前景、发展方向等问题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开展创业活动，虽然这是创业者创业热情与韧性的体现，但也是创业者在创业能力欠缺、创业资源匮乏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增大了创业的不确定性。政府对于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支持存在扶持过度或者支持力度不足两种极端情况，且以后者为主，特别是在创业前期，即实现创业之前的指导与帮助力度十分欠缺。我们实地调查发现，很多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在选择创业项目时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在无人给予创业指导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展创业活动，加大了农民工创业的风险性。为此，针对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现实特征，政府部门可以从优化创业情境的角度，一方面加强当地空间情境建设，促进商业情境良性发展，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强化制度情境，包括积极营造农民工返乡创业氛围，增强劳动力返乡吸引力，提高政府相关政策与服务的支持力度和提升服务质量等，在相应的创业活动节点上给予适度、高质量的支持与指导，对于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降低创业风险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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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expanding scal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how to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to successfu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s a key issu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 return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provid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explanation and path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Taking four typical cases of opportunity-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as examples， by us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narrative research to study and restore the entrepreneurial situation of entrepreneurs， and to analyze systematically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opportunity-oriented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revealing the behavioral logic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wo transformation paths， which ma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opportunity-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argeted entrepreneurial guidance and service.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opportunity-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entrepreneurial situation

（責任编辑 刘永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