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利

季羡林选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虽然与虚无缥缈的“留学梦”不无关系，但绝不能单纯为了留学而学习，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学完规定的专业必修课。在这四年中，他除了学习德语、英语、法语之外，还学习了国文、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现代文学、近代戏曲、文艺批评、莎士比亚研究、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艺概论、文艺心理学、西洋通史等专业课。同时，他又自学了俄语和希腊语。

说真的，来到大学一下子学习这么多课程，对于一个高中毕业生来说，即使基础再好，抑或尖子生，也很难很快适应，季羡林当然也是如此。他在学术自传《学海泛槎》中总结道，清华四年专业课的学习“乏善可陈”，没有捞到什么“干货”，其原因要从授课的老师身上去找。当时，西洋文学系的老师大多数为外籍教授，教材基本上都是英文，就连中国老师也几乎用英文授课，这在今天来说，一般学校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季羡林眼中的外籍教授究竟如何呢？

温德教授，美国人，是个单身汉，教授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三年级法语课。在世界所有宗教中，他最喜欢伊斯兰教。生活上他很讲究，穿的、用的追求名牌，追求高档，但买东西经常上当，冤大头没有少当。他喜欢喝酒，经常是醉醺醺的，但身板硬朗，享年百岁，无疾而终，卒于中国。

温德思想进步，据说后来在昆明联大时，他与师生一起参加反美游行；北平解放前夕，他保护学生免遭国民党逮捕，吴晗、袁震夫妇就是他亲自用汽车护送出城的；朝鲜战争期间，他积极支持中国抗美援朝运动，公开控诉美国的罪行。可见，温德教授一生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解放后，他一直在北大西语系任教，季羡林担任东语系主任，时常与他见面。

翟孟生教授，美国人，教授西洋文学史。原来他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理化教员，学堂改为大学后改行教西洋文学史。他有研究欧洲文学史的专著A Survey of European Literature，学生读后能够对欧洲文学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但他毕竟是半路出家，功底不足，可能没有详细阅读欧洲文学名著，因此书中不乏张冠李戴之处。

毕莲教授，美国人，教授中世纪英语。她一无著作二无讲义，拿手好戏是背诵英国大诗人乔叟（Chaucer，约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的开头几段，背得滚瓜烂熟，新生一下子就被唬住了，然后再也拿不出什么干货。学生开玩笑说：“老师还不如程咬金呢，程咬金有三板斧，她只有一板斧。”

吴可读教授，英国人，教授中世纪文学，也是既无著作也没讲义。上课随口讲，学生随手记。他还教授当代长篇小说，讲过当时刚刚出版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他是否读懂了这两部名著，只有天知道，反正学生听得迷迷糊糊，不知所以。

石坦安教授，德国人，教授三年级德语。他教课非常认真，颇受学生喜爱。季羡林四年级时听过他的德国抒情诗课，撰写毕业论文也征求过他的意见。

艾克教授，字锷峰，德国人，教授四年级德语，是季羡林的业师。他在德国取得了博士学位，主修艺术史，看来很有学问，但讲课不大认真。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讲课用英语而非他的母语德语。有一次，学生请他用德语讲，他就口若悬河地讲起来，像超音速飞机那样快，真的是坐了一次“飞机”。讲完之后，他问道：“Verstehen Sie etwas daven？”（“你们听懂了吗？”）

学生瞠目结舌，只好回答：“No！”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请他用德语讲课了。

有一次上课之前，季羡林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汉字，本来是写着玩的，好像有鬼画符的意味儿。可是当艾克走进教室，看见这几个字愣住了，站在那儿傻呆呆地看了半天，似乎很欣赏，问道：“这是谁写的？”

“老师，是我写的，忘擦掉了。”季羡林从实招来。

“漂亮极了！”艾克高声赞叹道，遂又发表见解说，“我虽然不认识汉字，但我是美学家。我看汉字就像看一幅画，只看结构、线条，不管含义。依我看，你这几个字写得很美。”

艾克娶的是中国媳妇，名字叫曾永荷，是曾国藩的后人。他家里很阔气，租了辅仁大学附近的一家王府，住在银安殿上，雇了中国听差和厨子。他专门研究中国古塔和明清家具，还收藏了不少中国古画。他有一部用英文写的专著，书名为《宝塔》，图文并茂，还有研究中国明代家具的专著，都是大部头儿。艾克在国外汉学界很有名气，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对德国近代诗人荷尔德林及其诗作情有独钟。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季羡林用英文撰写了大学毕业论文《论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此为后话。

华蓝德小姐，德国人，教授初级法语。她是个脾气十分怪异的“老姑娘”，动不动就破口骂人。最为荒唐的是，即使学生回答问题完全正确，她也故意找碴儿，臭骂一顿，把大多数学生都骂跑了，只剩下季羡林等五六个不怕骂的学生。他们决定进行“报复”。有一次，华蓝德小姐又在课堂上破口骂人，这几个学生唰地站起来，连珠炮似地向她轮番轰炸。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学生这么厉害，赶紧宣布下课，败下阵来。

季羡林

从此，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季羡林眼中的一个个众生相，形象逼真，新鲜奇特，智趣地反映出那个年代在华外籍教授的“群像”。常言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据季羡林观察，倘若凭他们的实际水平，在本国恐怕连教中学都不够格儿。

外籍教授如此，季羡林眼中的中国教授又是如何呢？

中国教授主要有三位，即王文显、吴宓（雨僧）和叶崇智（公超）。

王文显（1886-1968），字力山，江苏昆山人。他自幼负笈英伦，1915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清华任教，1926年西洋文学系成立，出任系主任，主持制定了该系最早的“学程大纲及学科说明”。他的英语倍儿棒，课堂上全讲英语，课后也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中国话。他在戏剧研究和创作上颇有成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

1927年，他创作的剧本《北京政变》（翻译成为《梦里京华》）在美国演出后，《纽约时报》载文称：“自从西方接触中国以来，外人曾经努力表达各方面的中国生活，传教士、官员、游历者和小说家，在文学上和舞台上，出奇制胜，刻画中国，因为不公正，结果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形成一种定型的看法：刺、邪恶、古怪，但《北京政变》努力表现中国人民的生动的风俗人情，可能尽一份力克服西方人士的误解。”

除《北京政变》外，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还创作了几部著名戏剧作品。他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用英文写出讲义，上课照本宣科读一通，下课铃响立马走人，一句废话都没有。他的讲义也是多年一贯制，基本没有改动。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他于1916年清华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师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回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1922—1933年，他与梅光迪、胡先骕合编《学衡》杂志，任主编，《学衡》杂志发表的文章都是文言文，介绍西方古典文学，对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进行批评。1924年他去沈阳任教于东北大学，不久入清华大学筹办和主持国学研究院，其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英国浪漫诗人》和《中西诗之比较》两门课程。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也用英文讲，每当议论时有警策之句，在比较文学研究和外国语文教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著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自编年谱》等。他曾经解释西洋文学系基础课用英语教学的原因：“清华昔为留美预备专校，特重英语语文，教员督察勤严，学生讲谈写作恒用英语语文，亦成习惯……且以经办留美学生事多年，对欧美学术界教育界素常接洽，声气较通。”

季羡林与吴宓接触比较多，受到他的扶植和帮助。值得回忆的是，吴宓倾吐单相思的求爱诗《空轩十二首》，曾令季羡林和同学们唏嘘不已，并跟他开了无老无少无伤大雅的玩笑。此为后话。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崇智，广东番禺人。他早年出国留学，192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他教授第一学年英语，课本用的是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傲慢与偏见》。他讲课的方法奇特怪异：让同学按座次轮流朗读课文，第一个同学读了一段，他问：“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人提问，他便让邻座的另一个同学接着读。假如真的有人提问，他却大吼一声：“查字典去！”于是全班愕然，无人再敢提问了。

季羡林与叶公超接触也比较多，认为他“有一肚皮学问，他人很聪明，英文非常好”。那时，叶公超与闻一多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学文》，季羡林写了一篇散文《年》，得到他的赞赏，把它发表在《学文》杂志1934年创刊号上。季羡林自然喜出望外，随后又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送给他看，谁知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他把季羡林叫去，把稿子扔给他，铁青着脸，大声说：“我一个字都没看！”

“那好，我拿回去，谢谢。”季羡林红着脸回去了。

也许像季羡林那样的无名小辈，不配写这样的文章吧！

叶公超平时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丝带系紧，丝带的颜色与裤子不同，颇为鲜艳，做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他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却顾盼自如，怡然自得。用今天的话说，叶公超真够“卖萌”！当时学生们也都窃窃私语：叶先生是在那里学名士！

1941年，叶公超从西南联大到重庆外交部任职，1949年又去台湾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和“资政”。

对于叶公超的弃教从政，季羡林以俞平伯与他对比，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你能够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样子吗？”并说俞先生是真名士，而叶先生则是假装的名士。

在西洋文学系，学习外语的环境和气氛颇浓，因此季羡林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德语成绩虽然优秀，但是听说能力尚有欠缺。后来，他以德语为工具进一步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那是留学德国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