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素波 王耀东

【摘要】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作为研究契机，基于2008 ～ 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深入探讨“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营改增”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因产权性质、政府补助、高管特征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税制改革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税制改革;盈余管理;营改增;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0）08-0057-9

一、引言

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自此形成了营业税与增值税两大税种分立并行的局面。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这种税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为此，国务院批准于2012年1月1日将上海列为“营改增”政策首批试点城市，此后该政策分阶段、分城市、分行业逐步扩大试点范围。2016年5月1日，“营改增”政策实现了在生产、消费和流通等领域的全面实施。

目前，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营改增”实施所带来的政策经济效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营改增”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1-3] ，“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4-6] ，“营改增”对企业创新的影响[7-9] ，“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的影响[4，10-12]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剖析“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政策经济效应，为本文的探索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理论借鉴。而关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盈余管理的契约动机研究[13-15] ，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研究[16-18] ，盈余管理的政治成本动机研究[19，20] ，盈余管理的实施手段研究[21-23] ，盈余管理的偏好选择研究[22-26] ，盈余管理与税收成本的相关研究[27-29] 。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及盈余管理展开了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至今鲜有“营改增”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以2008 ～ 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营改增”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税制改革与企业盈余管理

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成本是企业考虑是否实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Porcano[30] 基于美国历史上实行的四次资本利得税变革进行研究，发现每次税制变革均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企业实施盈余管理;Keating等[31] 以美国1981年实行的税制改革为研究契机，发现由于政策变革改变了部分资产估价方法，促使企业对资产进行向上盈余管理;Khan等[32] 对美国所得税变革政策进行研究，发现税率变动促使企业实施盈余管理。叶康涛等[29] 将2007年所得税变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发现所得税变革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密切相关;王跃堂等[28] 研究认为税制改革后税率降低的公司普遍采用转移利润的方式进行避税型盈余管理，而税制改革后税率提高的公司则无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

税收成本是企业考虑是否实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营改增”政策推行后实现了从“价内税”到“价外税”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企业的税收成本。这就使得企业实施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远小于所付出的税收成本，此时企业会在保证会计利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方式降低应纳税所得额，而非采用盈余管理方式（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来调节公司利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税制改革对应计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

H1b：税制改革对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

（二）产权性质、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

企业高管在决定是否利用盈余管理方式调节利润时会充分考虑其成本收益，应计盈余管理只是通过调整会计政策或应计项目金额等方式改变企业当期利润;而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构造真实交易活动抑或控制交易发生时点等方式实现盈余管理目标，这种处理方式在后期很难转回，对企业造成的损害要远大于应计盈余管理。“营改增”为企业实施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提供了契机。

国有企业的控制主体既是企业最终业绩的考核者又是所得稅的实际征收者，采用“利税合计”指标来考核公司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动机。同时，国有企业的高管大多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委派，他们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往往会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会为了达到一定的经营业绩而去人为操纵利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税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H2b：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税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三）政府补助、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

我国全面推行的“营改增”政策允许企业将采购原材料、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等支付的增值税税额作为进项税额直接抵扣，从而降低了企业税负。对公司而言，税制改革中的这项规定可以视为公司无偿获得的一项政府补助。同时，各级政府通常会设置专项补助资金扶持相关企业发展，而且该项补助资金通常属于非经常性收益且数额较大。

但是，并非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可以获得政府补助。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补助就需要顺利通过政府的前期资格审查，他们大多会通过调整公司经营战略、改变相关制度规定、对企业进行盈余操纵的方式去迎合政府的审查标准。而且，一些企业将无偿获得的政府补助视为其创造的相关收益，这就使得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去追逐这种非经常性收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企业的发展目标和长期经营战略。这一特殊背景就为企业的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政府补助在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四）高管特征、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平均年龄较大的公司高管其阅历十分丰富、人脉资源较广，在面临税制改革这一外部制度环境变化时，这类公司高管可以轻松地解决政策实施、贷款申请等引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般而言，年龄较大的公司高管比较清楚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经济利益对公司长远发展带来的影响，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并尽量避免盈余管理。平均年龄较大的公司高管即使实施盈余管理，也倾向于实施对公司损害较小的应计盈余管理，一旦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被发现，他们会立即采取相关措施弥补过错，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对公司声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年龄较小的公司高管则更加关注短期经济收益，尚未意识到社会声誉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高管平均年龄较大的企业，税制改革对高管平均年龄较小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根据生物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可知，男性跟女性体内的单胺氧化酶水平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他们对风险的偏好和感知能力也存在差异。男性较为偏好风险，更喜欢激进和冒险的处理方式，而女性则通常比较厌恶风险，更加喜欢谨慎和保守的处理方式。

同时，社会角色理論认为在现有社会分工体系下，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表现出一种“公共型”利他性的性格。因此，女性担任公司高管更愿意从利他动机出发，通过慈善捐赠、爱心扶贫和保护环境等活动构建良好的企业声誉。其在制定相关经济发展战略时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通常不会采取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等方式增加企业的相关收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女性高管占比较高的企业，税制改革对女性高管占比较低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高管团队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构，在公司重大发展战略制定、决策和运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将会使他们认识和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深度产生显著差异。公司高管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以及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缜密的思维逻辑，面临重大战略决策时更容易做出理智选择，从而制定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因此，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公司高管大多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利益而损害公司的长期价值，他们可能更加偏好在公司实施对公司长远利益损害较小的应计盈余管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a：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高管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企业，税制改革对高管受教育水平较高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H6b：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高管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企业，税制改革对高管受教育水平较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理念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高管大多能够熟练掌握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公司管理理念，可以较好地运用其在国外积累的经验为企业制定更优的发展战略。同时，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公司高管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大多更具有国际化与市场化特征，在制定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时通常会加大公司研发投入力度，从而有效提升公司的社会声誉和创新产出，使其与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具备一定的创新竞争优势。此外，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公司高管大多可以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社会资源网络获取相关资源，有利于促进公司的国际化进程，从而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具备海外学习背景的公司高管大多会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会采取应计盈余管理或者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增加企业收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具有海外学习背景高管占比较高的企业，税制改革对具有海外学习背景高管占比较低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处理：①剔除2008年以后上市的样本公司;②剔除存在异常值的样本公司;③剔除ST、?ST样本公司。文章相关数据来自WIND和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极端数值对文章研究结论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从多个维度为实验组公司寻找与其特征最为匹配的控制组公司，从而有效解决实验组与控制组公司在某些特征上存在系统性差异的问题。本文建立的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如下：

ABS_DAit=χ0+χ1Treatit×Yearit+∑kχkControlit+

Si+Rt+ηit （1）

ABS_REMit=χ0+χ1Treatit×Yearit+∑kχk

Controlit+Si+Rt+ηit （2）

模型（1）和（2）中，Treatit和Yearit为虚拟变量，Si表示时间固定效应，Rt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如果企业所属行业在2012 ～ 2015年实施了 “营改增”政策则将其列为实验组，Treatit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城市i在t年开始实施“营改增”政策，Yearit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将重点关注Treatit×Yearit的交乘项系数，其表示“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差异程度。Control为表1所述的控制变量。

模型（1）中DA表示应计盈余管理，参照Dechow等[33] 的做法采用修正Jones模型进行计算。首先，利用模型（3）对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回归，求得估计参数;其次，将模型（3）计算得到的估计参数代入模型（4），计算不可操控应计项目;最后，利用模型（5）计算应计盈余管理水平。

DAi，t=[TAASSETi，t-1]-NDAi，t （5）

模型（3） ～ （5）中，i表示样本企业，t表示所属年份;TA表示应总计项目， TA=净收入-经营现金流量;ASSET表示资产价值;△REV表示营业收入增量;△AR表示应收账款增量;PPE表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NDA表示不可操控应计项目。其中，DA>0表示公司存在正向盈余管理，DA<0表示公司存在负向盈余管理，|DA|表示盈余管理程度。

模型（2）中REM表示真实盈余管理，参照Roychowdhury[21] 的做法进行计算。首先，利用模型（6）对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回归求得估计参数，将估计参数代入模型（7）计算正常经营性现金流，并根据模型（8）计算异常现金流;其次，利用模型（9）对样本企业进行回归求得估计参数，将估计参数代入模型（10）计算正常生产成本;再次，根据模型（11）计算异常生产成本;然后，利用模型（12）对样本企业进行回归求得估计参数，将估计参数代入模型（13）计算正常生产成本，并根据模型（14）计算异常费用;最后，将模型（8）（11）（14）的数值代入模型（15）计算真实盈余管理水平。

模型（6） ～ （15）中：CFO表示经营现金流量;ASSET表示总资产账面价值;SALE表示公司营业收入;△REV表示营业收入的增量;NCFO表示正常经营性现金流;ABCFO表示异常现金流;PROD表示公司生产成本， PROD=COGS+△INV，其中COGS表示主营业务收入，△INV表示存货增量;NPROD表示正常生产成本;ABPROD表示异常生产成本;DISX表示可自由支配支出，计算公式为DISX=SG+M，其中SG表示销售费用，M表示管理费用、广告费用和研发费用;NDISX表示可自由支配支出;ABDISX表示异常费用;REM表示真实盈余管理。变量详细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公司规模（Siz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5.912和19.436，说明选取的样本企业规模存在差异但差距不大;公司发展能力（Growth）最大值、最小值与平均值分别为3.781、-0.573、0.169，表明不同企业发展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并且选取的样本企业整体发展水平亟待提升;权益乘数（Stock）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9.961、1.041，说明样本中存在财务杠杆率较高、财务风险较大的企业;资产负债率（Lev）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明显，说明选取的样本企业整体存在资金利用不充分的现象;股权集中度（Top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75.42和8.89，表明不同公司股权集中度存在显著性差异，部分企业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

（二）税制改革對盈余管理的动态边际效应

表3和表4是实证研究模型（1）和（2）的回归结果。表3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DA 时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5%、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4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时 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有显著抑制作用，验证了H1a和H1b。进一步分析发现，税制改革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在2012 ～ 2015年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呈现出逐年变小的趋势，而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在2012 ～ 2015年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呈现出逐年变大的趋势，表明“营改增”政策这一税制改革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进一步验证了H1a和H1b。该结论说明“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全面推行后实现了从“价内税”到“价外税”的转变，从长远来看大幅度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使企业实施真实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小于所付出的税收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促使其通过应计盈余管理达到预期收益目标。

（三）分组检验

1. 考虑产权性质因素的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表5列示了考虑产权性质因素的税制改革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DA 时，国有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1%、10%水平上显著为负，非国有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10%、10%、10%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非国有企业，从而验证了H2a。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 时，国有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10%、1%水平上显著为负，非国有企业 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5%、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均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H2b未通过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融资压力较大且缺乏政府资金的支持，为了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更愿意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操纵利润，但“营改增”政策全面推行后使得这类企业盈余操纵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对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2.考虑政府补助因素的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表6列示了考虑政府补助情况的税制改革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DA时政府补助金额较多的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10%、1%水平上显著为负，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时政府补助金额较多的企业2012 ～ 2015年的Treat×Year回归系数分别在1%、1%、5%、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对政府补助金额较多的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有抑制作用，初步验证了H3。被解释变量为ABS_DA时政府补助金额较少的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时政府补助金额较少的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5%、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对政府补助金额较少的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验证了H3。该结论说明企业为了达到降低税收负担、缓解资金压力的目标，往往会采用盈余操纵的方式通过政府补助资金发放前的资格审查工作。

3. 考虑高管年龄因素的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表7列示了考虑公司高管平均年龄因素的税制改革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DA时，高管平均年龄较大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高管平均年龄较小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10%、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高管平均年龄较小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初步验证了H4。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时，高管平均年龄较大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高管平均年龄较小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5%、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高管平均年龄较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进一步验证了H4。该研究结果说明年龄较小的公司高管更加愿意采用盈余操纵的方式达到公司的预期收益目标，而高管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也不断丰富，他们普遍偏好稳健型、风险小的经营发展战略，从而避免盈余操纵行为对个人及公司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

4. 考虑高管性别因素的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表8列示了考虑公司高管性别因素的税制改革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DA时，女性高管占比较高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女性高管占比较低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5%、10%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女性高管占比较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初步验证了H5。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时，女性高管占比较高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女性高管占比较低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5%、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女性高管占比较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进一步验证了H5。该结论说明女性公司高管通常较为厌恶风险并偏好谨慎保守的处理方式，在制定公司发展战略时会充分考虑长远发展利益而非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操纵利润。

5. 考虑高管受教育水平因素的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表9列示了考虑公司高管受教育水平因素的税制改革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DA时，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5%、1%水平上显著为负，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表明税制改革对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验证了H6a。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时，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对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进一步验证了H6b。该研究结果说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公司高管拥有较为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积累，他们更加偏好对公司长远利益损害较小的应计盈余管理而不是真实盈余管理。

6. 考虑高管海外学习经历的税制改革与盈余管理。表10列示了考虑公司高管海外学习经历背景的税制改革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ABS_DA时，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占比较高企业 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占比较低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10%、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制改革对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占比较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初步验证了H7。被解释变量为ABS_REM时，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占比较高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显著性水平不稳定，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占比较低企业2012 ～ 2015年Treat×Yea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5%、1%水平上显著，表明税制改革对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占比较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进一步验证了H7。上述分析表明具备海外学习背景的公司高管因为掌握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公司管理理念，通常会从实际发展情况出发制定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而不是通过盈余操纵的方式增加公司短期收益。

（四）穩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进行了以下两项稳健性检验：①利用琼斯模型计算应计盈余管理相关数据，参照Cohen等[22] 的做法将真实盈余管理指标定义为：ABS_REM1=|ABPROD-ABDISX|，ABS_REM2=|-ABCFO-ABDISX|。将重新计算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②将“营改增”政策实施的时间分别向前平推4年，使用虚拟的政策时间进行安慰剂对照测试。经过上述稳健性测试，本文的实证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限于篇幅，在此并未报告相关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研究契机，以2008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营改增”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研究。文章检验了税制改革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有抑制作用，且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年减弱、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逐年增强。

進一步探究上述实证结果是否会因产权性质、政府补助、公司高管特征而出现差异，并按照以上指标进行分组检验，发现“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因为上述指标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采用变换盈余管理计算方法和安慰剂检验两种方式控制因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差，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二）启示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的财务人员应该充分利用“营改增”政策减轻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削弱企业高管进行盈余操纵的内在动机。同时，企业应该科学合理地构建高管团队，注重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在管理运营过程中充分运用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制定符合企业长期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略决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国推行“营改增”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从根本上打通企业的税收抵扣链条，真正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诸多企业税负不降反升，究其原因可能是本次税制改革后税收征管变得更加严格，部分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特别是人工成本占比较大的企业，使得企业税负增加。因此，政府部门在后期政策修订过程中应测算税制改革的动态减税效应，切实减轻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削弱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内在动机，真正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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