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义昭

科名有定数，是明清南京较为盛行的一种科举叙事，科名占卜、科第征兆、科场果报，是其三种主要书写形式。

科名占卜

科名占卜，多种多样。根据占卜方式，有测字、扶乩、求签、文章占卜等;占卜主体，有自行占卜和请人占卜;占卜者身份，有官员、士人、职业占卜者等区别。明清南京城内，科名占卜类型多样，风气十分兴盛。

嘉靖、隆庆年间，南京有一读书人崔自均，是状元焦的亲戚。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收录其科名占卜之事两则。其中一则为：“焦镜川大尹当岁考时问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则第二人。如出某日，则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询之，则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后方置诸首也。”此处“焦镜川大尹”，指曾任灵山知县的焦瑞，当时焦瑞为应天府学生员，参加岁试时所中名次应验，证实崔自均占卜科举之事的高明。另一则是：顾起元之父参加隆庆四年（1570年）应天乡试后，赴崔自均宅问卜。刚入其门，崔自均说：“得毋为科第事来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数矣。必中无疑，第名次在榜后耳。”榜发，顾起元之父得中第130名举人。查《隆庆四年应天府乡试录》，第130名举人为张国辅。此处张国辅，即顾起元之父顾国辅。顾国辅之祖父，曾过继至张姓人家，因而姓张。国辅中进士后进入仕途，请求恢复本姓，得到朝廷批准，更名顾国辅。顾国辅中举之事，更印证崔自均占卜科举之神。

嘉靖年间南京城内盛行科名占卜之风，甚至连负责学校与科举事务的南直隶提督学政杨宜也不例外。关于杨宜主持应天府岁科两试时阅文知人、以文卜运的事迹，《客座赘语》录有两则：

尝试应天，见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语之曰：“若文多揪敛，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对曰：“赴试时，适丧偶。”

考童生，首取赵衢，以其廛无夫里之布、文独谙典则故。后再试，阅其卷，对之颦蹙曰：“汝笔何甚蹇滞，恐终身不可望科目矣。”赵后仅廪于庠，卒夺糈，壹郁以死。

杨宜占卜科举之神不仅在南京广为人知，而且流传江南一带。文人学士多口耳相传其轶事轶闻，表达对其敬佩之情。万历年间，房寰任南直隶提督学政时，举杨宜为名宦，祀于学宫。

至清代，南京城内科举占卜之风依然不减。袁枚《子不语》载有“徐步蟾宫”的故事：

扬州吴竹屏臬使，丁卯秋闱，在金陵扶乩，问中否，乩批“徐步蟾宫”四字。吴大喜，以为馆选之征，及榜发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文中“吴竹屏臬使”，当指江西按察使吴之黼。乾隆十二年（1747年），吴之黼在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扶乩卜科举之运，自以为必中，未曾想以落第而归。扶乩所示“徐步蟾宫”四字，竟为徐步蟾摘得该科江南乡试解元之兆。

清代南京求签问科名之风较盛，而关帝庙是士子参加江南乡试前常去的祈签场所。南京城内关帝庙数量众多，分官方致祭和民间致祭两种。城内所有关帝庙中，以城北十庙中的关帝庙最为有名，规模最为壮丽，俗称武夫子庙，与府学文庙相配，总督以下皆致祭于此。此外，官方致祭者还有小教场庙、驻防城庙、督署箭道庙、小仓山庙、府西大街庙、江宁县署庙等。民间致祭者为数更多，如城西南吴家园、内桥北大街、安品街、普利寺之西、致和街河沿、鹫峰寺之西、聚宝门外、雨花台旁、五圣巷内、安德门、凤台门、上方门、孝陵卫冈、观音门、燕子矶等处，皆有关帝庙。当时赴关帝庙祈签者，主要分为祷签求医和求签问科名两类，其中以求签问科名最为常见。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恩科江南乡试在南京举行，主考官为帅承瀛、卢炳涛。金镇在入闱之前，赴关帝庙求签问科名，签云：“水到渠成听自然。”金镇三场座号字皆从水，颇为诧异。榜发，金镇果然中举。其房考官为赣榆知县何恒键，字兰汀，也从水。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论及此事：“科名遇合，莫非前定者。”

江宁府署前关帝庙签极其灵验，南京城内赴此求签者众多。道光五年、十七年，甘熙两次赴府署前关帝庙求签问科名，其《白下琐言》载：

乙酉七月朔，予曾以乡试中否往祷，得签云：“曩时败北且图南，筋力虽衰尚一堪。欲问君身前大数，前三三与后三三。”是科薦而不售，殊觉茫然，乃迟至丁酉科始中式。头场次题“礼仪三百”二句，《礼记》题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方悟前后三三之语，早示于十二载以前矣。是年腊月，将计偕北上，复虔祷焉。签云：“君家兄弟好名声，只管谦莫自矜。丹诏槐黄相逼近，巍巍科甲两同登。”语固上吉，而非兄弟偕应礼闱，正不可解。及戊戌会榜发，与表弟叶赓廷声扬同登，并同出十一房泾阳张小圃先生门，乃晤签诗首句，正指中表兄弟名声者也。神明乌可测哉！

科第征兆

在科第征兆中，往往有吉凶之分。明清南京所传科第征兆，以吉兆居多，并多与睡梦有关。梦中吉兆，是当时南京科第征兆的一个特点。

嘉靖十年（1531年）应天乡试榜发，中式举人有朱曰藩、吕潜二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关于两人的科第吉兆：

辛卯科新中举人宝应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广生考入试，来时梦至京，提学补廪，意谓不中之兆。是年中式，小录误刊学生补廪，应矣，乃神妙如此。

长洲县吕潜亦中于是科，揭晓后，见本房考试官对众言：有鬼神，谓吕初在备卷，已取之，卷封将送入矣。倦睡，梦一鬼扯起看卷，谓已取定无可看者。复睡去，鬼复来扯，惊异而起，乃试看，备卷之首即吕也。觉文字可取，无能为计，当送取卷，因携此卷呈主考，兼道梦中之事。主考亦称善，遂取之，而退所取数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为也。

万历七年（1579年）秋，正值应天乡试举行之际，顾起元祖父梦中遇一人对其说：“今科报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门桥，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榜发，其祖父逐名对照，并无果验。次年冬天，其祖父去世。万历十年（1582年），壬午科应天乡试榜发，应天府学中式者恰为三人。这三名举人家宅地址与顾起元祖父梦中之兆完全相符。第6名沈天启，住剪子巷;第12名黄梦麒，住上新河;第14名张文晖，住北门桥。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感叹：“梦之奇中如此，且逾一科始验，梦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测也。”

上元人胡任舆，少时曾梦登高山，手摘香橼两颗，作诗记之，其中有“手弄双丸天下小”之句。胡任舆参加康熙二十年（1681年）江南乡试，得中解元，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殿試，又高中状元。李调元认为，胡任舆夺得大魁，正验证其少时梦中吉兆。钱泳《履园丛话》也载此事：

朱竹垞检讨于康熙辛酉主试江南，拔胡任舆领解。初，胡梦有人授以诗，有“手弄双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车。至甲戌会试，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试后，谒其房师赵恒夫于寄园，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对果第一。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江南乡试揭晓前夕，林端之父梦同里老友林蔚青、端木煜、翁恩元三人造访其家，叙谈半晌而去。榜发，林端高中该科乡试解元，方知梦中三人之姓名为林端中解元之吉兆。此事载于甘熙《白下琐言》，但林端中解元实有隐情。甘熙说：“丙子乡试，林解元端纳卷最早。其房师周次立大令以勋，中秋得之即荐元。数日后批回，竟未获隽。及八月杪，前魁已定，独无元卷。主司上堂以语众，同考周君闻之，出位曰：‘昨得一卷，其文气息甚高，然恐太迟，不敢荐耳。主司急索观。乃以浓蓝汁涂盖墨迹，复用‘包扫一切四字改其前批呈上。主司阅未终篇，击节叹赏，遂取冠多士。南闱佳卷本多，阅者易目迷五色，此无足怪。而周君之爱才如命，洵相赏有真矣。”

除梦中所见科第吉兆，明清南京文人还将祥瑞之物视作科第吉兆，如金蟾、并蒂花等。

遇见金蟾，是士子中第吉兆，顾起元在《客座赘语》里讲述了一个相关故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值应天乡试举行之年。当年春天，顾起元内兄王肖征赴朝天宫，行至城内九曲街时，见一乞丐卧于地上，其饭箩中盛有一大蛤蟆，蛤蟆有三足。王肖征当时深感迷惑，行至数十步开外始想起三足蛤蟆即为金蟾。惊讶之余，王肖征“亟回觅之，则丐者不可得矣”。当年乡试榜发后，王肖征果然荣登贤书。查《南国贤书》所载嘉靖三十四年应天乡试举人名录，第45名举人为王肖征，可以证明顾起元所说关于王肖征的基本信息是可信的。

并蒂花开，也是士子的科第吉兆，而这种情况又多以兰花、莲花等较具文人雅士气质的叙事花种出现。甘熙在《白下琐言》一书中，录入了两个相关事例。

嘉庆十八年（1813年）春，甘福府邸兰花盛开，丛中有并蒂一枝，花茎色赤如丹砂。当年，甘福二子甘煦、甘熙皆通过院试，入泮读书，成为官学生员。时人认为并蒂兰花为科举瑞应，令兄弟二人在花前结彩以示谢意。甘福之友中，有人作诗称贺：“天教兰卉现嘉祥，并蒂连枝王者香。会见朱衣齐点首，宫袍对舞凤池旁。”

嘉庆二十一年，并蒂花开作吉兆之事再次发生。当年正月，孙星衍赴任钟山书院院长。六月，孙星衍所居冶城山馆莲花并蒂开放，色红，其大如盏。书院月课，举《并蒂莲赋》，以“瑞不虚呈，修德应之”为韵。孙星衍之父当年正寿值八旬，在江南乡试后重宴鹿鸣。甘熙认为，其师冶城山馆并蒂莲花之事与三年前甘府并蒂兰花一样，是祥瑞之征兆。

与科第吉兆相比，不祥之兆在南京文人叙事中尚不多见。但在明中期文人的科举叙事中，南京也出现两例科第凶兆。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应天乡试，沈九思得中举人。九思赴北京参加会试，其父早起送行，行至北门桥唱经楼口，见空中有龙“夭矫而行，头角鳞鬣，分明毕见”。恐惧之下，二人潜藏在道旁屋檐下，等龙行过方出，时皆以为科第吉兆。不久，沈九思卒于北京。顾起元参考《占候书》及他人著述，得出结论：龙与其他水族蛇虺之属一样，凡出行遇之，皆为不吉之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应天乡试举行前，南京贡院开展修葺工程，有鱼见于圊中，识者怪之。贡院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视为科场凶兆：

至第二场，忽于供给所搜得透印无名试卷数通。监试、提调大惊，拷掠左右甚苦，终不得其故，遂将私贮试卷之人毙之杖下，而不敢闻之朝，惧株连者众也。次年元旦大朝会，时觐吏与试士俱集大廷，忽众中有人持大铁锥狙击御史凌汉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绝，举朝大惊，急擒下，则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应登也。御史为从者舁至寓复苏，用良药敷治，仅得不死。是日相顾错愕，谓今年必有异变。至二月会试，遂有假元一事，假元则去秋应天所举也。鱼有龙门飞跃之兆，而屈居溷秽，已属奇妖，至于獬豸触邪，反遭朱亥之厄，其事又发于辰年元会，兼有群龙无首之象。变不虚生，信然哉！

科场果报

果报之说，大体上可分为种德善报和作孽恶报两种。明清南京科场果报之说较为流行，也可分作上述两类。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录一则“鼠拖卷”的故事，是明代南京科场果报说里种德善报的典型。嘉靖十九年（1540年）应天乡试，第83名中式举人为颜芳。揭榜前，其乡试朱卷已被房考官抹掷案下，忽然又在案上，再掷去，转而又混杂于所取卷中。房考官惊讶之余，再将其朱卷掷于地，并在榻上假寐以观其缘故，竟然看到群鼠共抱其卷，自地拖至案上。房考官认为不可有违天意，因取以中式。撤棘后，房考官询问颜芳：“尔家必有阴德，不然何以鼠为拖卷若此？”颜芳对曰：“不省有何阴德，第三世以来戒不畜猫耳。”顾起元曾将此故事说与宾客，客笑曰：“物莫小于蚁，宋公序一为桥，而领取状元、宰相;又莫贱于鼠，颜嗣桂三世不畜猫，而芥拾举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岂不信哉！”顾起元进而感叹：“状元、宰相，人世之极荣也，若何仅为南柯郡中报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报于场屋，天之于鼠子何若是重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查《嘉靖十九年应天府乡试录》，第83名举人为颜芳，应天府学增广生员。颜芳确有其人，其科举信息皆如顾起元所言，但“鼠拖卷”之事太过离奇，应当是顾起元精心加工的结果。

袁枚《续子不语》一书中也载有“鼠荐卷”的故事，基本上是顾起元《客座赘语》“鼠拖卷”故事的翻版，不过是考官变成了“繁昌令黄公”，考生变成了“闵某”，故事情节乃至“三世不蓄猫”的细节，也均相同，显然是袁枚据《客座赘语》所载内容改编而成。顾起元《客座赘语》所载“鼠拖卷”故事影响之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由于科举的巨大吸引力，文人学士将科场果报之说加工丰满，借科场的招牌招徕观众、听众，从而输出其个人理念。这种叙事方式，在明代历史上是较为典型的。顾起元叙述“鼠拖卷”的故事，表达出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观，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清代南京城内，种德善报的科场果报之说仍盛行不衰，最典型者莫如状元胡任舆的故事。刘献廷《广阳杂记》载：

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后，南京旧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复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诸家人男妇亦下坐于两旁，必举杯训其子曰：“吾徒读书人何所能？经营家计，得以温饱者，（指诸奴曰）皆若辈力也，当善视之。”江南人咸目为长者。其长子禹冀，字□赞，领乡荐。任舆，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为积善之报。胡氏祖以打金箔为业，至今人犹称之为“胡金箔”焉。

在南京乃至江南人看来，以打金箔为业的胡氏之所以能先出一个举人，后中一个状元，与其“世有厚德”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胡氏世代积德行善，胡任舆才连中解元、状元，积善之报理所当然。

《子不语》一书，收录一则“碌碡作怪”的故事：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乡试，路过龙潭，见一妇坐门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妇以生不分男女，大骂，闭门进去。生思不与茶则已，何至詈骂，气甚不平。见其田中卧碌碡一条，即用力擎起，架于树上而去。明日妇开门见之，询邻人，皆曰：“此物非数人不能动，莫非树神所为乎？”因朝夕敬礼，有求必应。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余，生试毕归家，仍过其地，见所置碌碡尚在树间，其下香火罗列，禳祷者纷纷，心知为己所误，笑而不言。是晚，宿店中，思此事终是惑众，必转去说明方好。忽朦胧睡去，见有人告曰：“我某处鬼也。游魂到此，假托树神以图血食。君新科贵人，故不敢隐瞒。若肯见容不说破，感恩非浅。”言毕不见。生遂不转去，径回常州。是科榜发，果中举人。

武生某未说破鬼之行径，对其有恩，受其善报，中式举人。这一故事围绕常州某武姓生员赴南京参加江南武乡试展开，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江南武乡试的科场果报传说。

在南京科场果报之说中，不仅有种德得报之说，更有作孽恶报之例。

道光五年，乙酉科江南乡试举行。寒字号一考生，自书文字于号板：“冤家已到，速速自裁。我死得好苦，惟其如此，所以如此，早知如此，悔不如此。”书毕，交白卷而出。坚字号一考生自言：“被披发鬼击其背，欲带赴城隍听审。”神痴色变，仅写破、承，不能握笔，遂被扶出。后来才知此人为老枪手，并善工刀笔。另一考生在卷上书写：“赵钱孙李……哪有许多赵钱孙李？还有一百二十个赵钱孙李。”除此之外，该科闱中还出现其他数例类似事件，当事者均被贴出。对于此事，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说其曾目击，并认为这是科场报应。

不仅应考士子，南闱考官当中也有遭受恶报之例。全椒知县凯音布，曾在乾隆三十三年、三十五年先后两次赴南京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凯音布第二次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疽发于背，死于闱中。《子不语》载：

庚寅分校南闱，疽发背卒。公母怀孕时，将至期，祖某为内务府总管，晚见庭下有巨人，长过屋脊。叱之，渐缩小，每叱一声，辄短数尺，拔剑追之，化作短人，奔树下而灭。取火烛之，乃一土偶人，长尺许，面扁阔，耸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几上，而婢报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后，抱视之，左手少一小指，状貌酷肖土偶。举家大惊，乃取土偶供祖庙中，礼事甚虔。及凯卒后，送神主入庙，见土偶为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于坐上。凯死时，背疮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无及矣。

奉祀不虔，致使凯音布死于闱中。袁枚与凯音布交好，关系十分友善。而在《子不语》中，袁枚虚构出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无疑是受到科场果报之说的影响，将凯音布卒于南闱之中的原因进行神化，纳入科场果报说的叙事逻辑之中。

余  论

科名有定数是明清南京文人的一种科举叙事，其主要思想是：科名自有定数，前生已定，此生难改;若要更改科名定数，必须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是寿算。

袁枚亲家曾讲述“史宫詹改命”之事，后被袁枚载入《子不语》中，兹录于下：

溧阳宫詹史胄斯未遇时，赴省乡试，遇南门外汤道士，谈命甚精，因以年庚求为推算。道士曰：“照丑时算，你终身只一诸生，寿可八十三岁;若照寅时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时乎？寅时乎？”曰：“丑时也。”曰：“若然，则今科不中矣。”史怆然不乐。道人曰：“命可改也，但阴司寿算最重，君如肯减寿三十年，当为君改作寅时。”史公欣然愿改。道士曰：“果情愿者，明日早来。”次夜，史五鼓熏沐到寺，道士已启户待，曰：“子诚信人，但日后官尊寿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烛对天自陈。道士披发仗剑，口中喃喃诵咒，良久，另书一庚帖与之。史公持归，置箧中，果于是年乡会联捷，官至宫詹。五十二岁，希图降级永年，而任内总无过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上命太医往视，为药所误，竟不起矣。

文中“宫詹史胄斯”当指史贻直之父史夔，官至詹事府詹事。康熙二十年（1681年），史夔赴南京參加江南乡试，中式举人，次年殿试，二甲第一，赐进士出身。按《子不语》所载，史夔在南京城南门外遇见汤道士，为了考取功名，情愿减寿30年更改年庚，最后改命成功，考中进士。

尽管史夔改命之事似与当今社会科学观念有明显的冲突，但其所涉及的相关基本信息，如史夔的字、科名、官职、寿数等，大体上是准确无误的。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史夔改命显然是合情合理的，并为世人所接受，这对于研究当时文人的科举叙事是一个绝好的案例。至于改命之事真实与否，并不十分重要。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明清科举考试与南京城市发展研究”（AHSKF2018D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