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1910年冬：震惊中外的东北鼠疫大暴发

所谓“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属国际检疫传染病，也是中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鼠疫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鼠蚤叮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由此可将动物身上的病原体（鼠疫耶尔森菌）传播给人，形成“啮齿动物→蚤→人”并在人际间相互感染的快速传播网络。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大疼痛、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出血，以及其他严重毒血症状，且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因染疫身亡者全身皮肤呈黑紫色，故又有“黑死病”之称。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每一次都让人类付出惨重代价。

引发鼠疫的并不是“病毒”，而是一种特殊的“杆菌”——鼠疫杆菌。鼠疫的种类，已经发现的有三种，即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皆由这一特殊“杆菌”导致。鼠疫杆菌的发现，源于1894年在中国广东暴发的鼠疫。当时，鼠疫传至香港，出生于瑞士的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拿到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授权，奔赴香港调查与研究疫情。通过解剖染疫身亡者尸体的肿胀异常的淋巴腺，首次发现鼠疫杆菌，并确定此次疫情的病原乃是“腺鼠疫”。在此基础上，次年（1895年）即制成治疗鼠疫的血清，疫情也因之得以控制。如今医学界为了纪念耶尔森的功绩，将此病原体称为耶尔森属鼠疫菌。

在广东、香港于1894年暴发“腺鼠疫”十余年后，鼠疫再度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经由东南沿海传播，而是在东北地区暴发。而且，这次疫情的病原，乃是比“腺鼠疫”更为烈性的“肺鼠疫”，是当时中外医学界皆从未知悉的另一种新型鼠疫。

1910年11月9日，染疫者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首次发现于傅家甸（今道外区）。当天，在秦家岗（南岗）马家沟中东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内，有一名中国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此人乃三天前由满洲里至哈市务工。

为此，当局开会从速制订防治办法，并拨款先设验疫所。对此，参加会议的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决定聘用医生2人，助理医生8人，华人通译（翻译）1人。对于所聘用的医生，要求每天都要到卫生环境不好的家庭防疫消毒，并会同中国商会附设之同仁医院派医生随时指导华人打扫自家卫生，以防传染。同时印刷大量的防疫传单分发给各家各户。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有一二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则猛增至数百人。显然，疫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呈逐渐暴发趋势。

当时，由于传染人数猛增，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在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者移送至隔离营。与传染人数猛增相伴而来的，还有染疫者死亡人数的剧增。为了逃避警察检查与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甚至垂死患者，直接抛弃在街道之上。次日，巡警把这些尸体匆匆收集，草草掩埋。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大多防护意识不强或使用方法不当，仅在收葬尸体这一环节，又有不少人被传染。

如此一来，疫情愈演愈烈，蔓延极为迅速，哈尔滨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0余人，危及東北全境。疫情发生以后，医护人员有限，防疫物资相当短缺，加之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根本无从管控疫情。

据统计，一个月之后，1910年12月，吉林、黑龙江两省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已逾四万，疫情呈失控状态，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特别推荐，清政府紧急委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与主持防疫工作。

1911年春：伍连德两个月扭转东北疫情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出生于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1899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入该院听课和实习三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接受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了一年的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1907年，接受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归国赴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

可以说，时年仅31岁的伍连德，乃是清政府麾下少有的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的专业精英，是当时在管控东北疫情方面唯一可用的专业人才，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唯一可托付的检疫防疫领军人物。事实证明，正是伍连德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东北疫情，成了东北“战疫”中的“天降神兵”。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由于疫情初期染疫者早期症状主要表现为肺部不适、呼吸不畅等，很容易让普通民众误认为“肺痨”，并不知其病原乃是“鼠疫”，导致诊疗延误，传染扩大。一些声称擅治疫症的中医郎中，不但在诊治染疫者过程中无能为力，由于疏于防护，自己也迅即被感染，大多不治身亡。

甚至还有被视为“鼠疫权威”的法籍名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梅尼（Mesny），抵达疫区后数日即染疫身亡。因为曾于1908年成功控制了河北唐山的鼠疫流行，梅尼错误地凭借经验认定此次鼠疫暴发的病原是“腺鼠疫”。因为通常情况下，“腺鼠疫”不会通过人际传染，所以梅尼在诊治染疫者过程中没有戴口罩及采取其他防护措施，不幸感染，发病仅三天后竟不治身亡。由于染疫者死亡率极高，中西医诊疗均毫无办法，甚至“鼠疫权威”也在此染疫身亡，在未知的情形下，当地及外地传闻径以不知名的“瘟疫”视之，恐怖气氛日甚一日。

伍氏顶住各方压力，突破国人当时的伦理禁忌，坚持通过解剖染疫死亡者尸体，通过人体组织切片查寻病原所在，最终确认不是已知的“腺鼠疫”，而是前所未见的“肺鼠疫”。虽然确有呈淋巴结肿大症状的“腺鼠疫”染疫者存在，但此次疫情绝大多数染疫者实为“肺鼠疫”。这样的情况，与十余年前在香港及印度暴发的“腺鼠疫”疫情，有着很大的差异。带有“肺鼠疫”病菌的宿主，也并不是普通的家鼠与田鼠，而是作为一代宿主的旱獭与作为二代宿主的叮咬过旱獭的虱类。

在确认之后，伍氏更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疫情流行路线。由于当地有捕捉旱獭食用的习惯，伍氏带领检疫人员，甚至搜查到藏匿于当地民居地窖中旱獭捕猎者的临时居所，并从中采集与提取疫菌样本。另一方面，在伍氏的调配与组织之下，迅速给当地居民接种霍夫金疫苗和注射耶尔森血清，尽最大可能先期预防疫菌传染。

与此同时，伍氏还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阻断交通、严格限行、隔离疫区、火化染疫死亡者尸体等一系列非常措施;组建临时消毒所、养病院等专业机构各自从事防疫、隔离与诊治工作，采取病房分划不同区域、按轻重症与疑似染疫者分别收治等多种防治措施，逐渐控制了疫情。

这一系列防疫举措，尤其是对春节客运线路的阻断，尽最大可能切断了关外民工向关内返归的人流高峰，最大限度地阻止了疫情向关内蔓延。他还专门为防疫人员设计了简易加厚口罩，开创了中国最早使用医用口罩的先例，有效预防了医患之间的交叉感染。此外，临时租用大量公用设施，经过专业人员简单布置之后充作消毒站与病房;更租用上百节火车车厢，改建为临时隔离场所，缓解了当地医疗基础设施不足的状况。这些开创性的举措，对有效扼制疫情的向外输出与内部扩展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1911年3月1日，傅家甸的染疫者死亡人数在持续下降之后，在这一天终于定格为零。已经有四分之一人口死于鼠疫的傅家甸，在这一天终于重现生机。随后，长春、奉天（今沈阳）、铁岭等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染疫者死亡人数为零的通报。至此，这一场肇始于1910年11月，为期4个月的东北鼠疫大流行，终于被成功遏止。虽然付出了死亡六万余人的惨痛代价，但因伍连德的出现，迅速扭转了局面，控制住了疫情进一步暴发与蔓延，挽救了千千万万即将陷于绝境的生命。

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伍连德“肺鼠疫”研究成就

在东北防疫工作中，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科学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东北鼠疫。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也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1911年4月，在奉天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等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会议主席。会上，伍氏系统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也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氏被清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此次大会，引起了国内南北各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著名学者、史学家陈垣，早年曾矢志医学救国，曾于1910年从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这一时期，因其对近代医学和医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被视为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垣收藏有《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一书与大会合影照片一张，他在大会合影照片上端亲笔题记称“中国史上空前未有之大会”，又在照片背面题记称“世界现在有名之医学大家，略具于是”云云。一代史学大家对此次大会如此关注，其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之重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当时，清政府还为此次大会特别铸造纪念币，此币正面中圈主图竟然是鼠疫病菌的显微图像，背面主图才是惯常使用的代表皇权的龙纹图样。应当说，将病菌图像铸于币面之上，在中国近代铸币史上乃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即使在同时代的世界铸币史上，也难得一见。此外，还特制同图案镀金纪念徽章，专门颁授给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以及在东北防疫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者，更见郑重其事。由此也足见清政府在行将覆灭之际，仍对东北鼠疫大暴发及其最终扑灭这一事件深感自豪。

基于对东北鼠疫的亲历实践与持续研究，伍连德于1926年哈尔滨第2次鼠疫被平息后著成《肺鼠疫论述》，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WHO前身）印行，正式提出和确立了“肺鼠疫”学说。依据科学的流行病田野调查，确认了野生啮齿类动物如蒙古旱獭为疫菌宿主;通过临床实践及病理解剖、微生物学实验，发现和确认了此疫“呼吸”和“飞沫”的传播方式，并对自然疫源地追踪调查，提出了独到见解。可以说，伍氏于“肺鼠疫”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流行病科学理论，为公共卫生学、检疫学、防疫学、疾病社会学等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

实际上，伍氏后来多次忆述东北疫情，均未将其统称为“鼠疫”，而将其称为“肺疫”或“肺病”，并多次在公共媒体上予以发表，足见其对新型鼠疫——“肺鼠疫”研究的专注及对这一命名的推重之意。

1931年6月，正在上海出席防疫会议的伍氏，应上海《良友》画报之邀，于该刊第五十八期发表《医学家伍连德自述》，文中首先提到“一九一零年十二月间，东省肺病流行猖獗”，又及“一九一七年杪，肺疫又侵入吾国”，再及“一九一九年又在东省御防霍乱之大流行，次年于同省又发见第二次肺疫流行”云云。

1935年4月，上海《良友》画报第一百○四期推出题为《三十年来和疫菌的抗战》的伍氏回忆录，忆述内容与四年前发表的《医学家伍连德自述》大同小异。文中仍是首先提到“一九一○年十二月，东三省发见肺疫流行”，又及“民国六年，肺疫又流行了，这次是发源于内蒙侵入绥陕”，再及“第二次的东北肺疫流行，是在民国九年的冬天”云云。文中还特别提到，“远在第一次东北肺疫流行的时候，我就打算完成一种论肺疫的专籍”，此即前述于1926年著成的《肺鼠疫论述》（英文版）一书。

不难发现，伍氏两次忆述文章的发表，一方面频繁使用与提到“肺疫”或“肺病”之名，令读者较为直观地联想到“肺鼠疫”染疫者的症状主要突显于肺部;另一方面也说明东北“肺鼠疫”难以彻底扑灭，竟于1910年至1911年、1917年、1920年有过三次大暴发。不过，在伍氏出色的防控体系与举措之下，每一次大暴发的染疫身亡人数均有所下降。

伍氏因其在科学抗疫实践和对“肺鼠疫”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于1927年获得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的“鼠疫专家”称号。梁启超当年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与赞叹：“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余音：鼠疫至今仍无“特效药”

当然，在成就与荣耀接踵而至之际，“战疫神兵”伍连德也并没有因为东北“战疫”的一战成名而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科学的头脑。针对鼠疫本身，尤其是“肺鼠疫”，始终没有研制出“特效药”或“特效治疗法”，始终只能是防控为主，治愈率并不算高。在东北地区接连三次鼠疫大暴发的疫情中，皆是防控愈见成效，而染疫致死率仍居高不下。对于这一点，伍氏及其同人皆心知肚明，耿耿于怀。

1930年出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的伍连德，与同人共同编著的《鼠疫概论》（1937年初版）一书，序言中就明确提到，“鼠疫虽为一剧烈之传染病，而可以以预防方法，使其不致发生，惟在现时尚不能尽行扑灭，将来公共卫生设施及预防医学日益进步，必可有达此目的之一日”。事实上，直至20世紀50年代，鼠疫在国内仍时有发生，疫情时轻时重，并未完全遏止。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国内各大城市，虽非疫源地，但输入性疫情也时有发现，防疫工作也主要是以预防与管控为主，并没有能根除鼠疫。

直至21世纪的今天，鼠疫仍在鼠类中隐密流传。除了随着公共卫生意识的加强与现代化设施的普遍运用，城市居民均已远离鼠类纠扰与鼠疫威胁，鼠疫大暴发的威胁基本不复存在。只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事实上并无什么绝对能克疫除患的“特效药”或“特效治疗法”。而对于已经染疫者，除及早发现送诊并使用大剂量抗菌药物治疗之外，也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