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宏，田 瑶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可见，金融在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作用突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正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因此产业结构的变迁与金融发展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1]，然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高了个体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凸显了家庭金融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2]。已有文献多从微观领域出发，探究个体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将宏观因素中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纳入研究[2-4]。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可能通过推进金融发展、完善金融市场而影响金融行为的发生。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现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收入不平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多数学者探究了经济增长或产业结构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会影响收入差距[5]；也有学者基于微观视角指出收入不平等会使个体在家庭资产配置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即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可能会对个体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6]。从微观层面来看，现阶段中国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率普遍较低[1]，有必要从多角度探究其因素。那么收入不平等在宏观产业结构对微观个体金融行为的影响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已有研究尚未有定论。本文从产业结构出发，分析了产业结构、收入不平等与金融行为三者之间从宏观到微观最后作用在个体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对金融行为影响路径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金融行为的发生，而高级化能促进金融行为的发生，且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中分别显著地发挥了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产业结构变化与金融发展之间也相互影响。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7]，也有学者指出产业结构的变迁带动了金融发展的变化[1]。当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时，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在各方面加速金融业的发展，深化金融结构，完善金融市场，提高微观主体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影响个体金融行为的发生[8-9]。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影响中国收入分配，而收入差距会导致个体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如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家庭高储蓄率、激发借贷行为的发生以及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概率等，因此产业结构也可能通过影响收入不平等来影响家庭金融行为[10-13]。

因此，本文拟依次分析产业结构对金融行为、产业结构对收入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对金融行为的影响，并探究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对金融行为的影响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厘清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产业结构的变迁与金融行为

产业结构变化与金融发展关系密切，经济增长一般会伴随着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为具有不同金融需求的创新型企业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表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在深度和广度等各方面加速金融业的发展[14]。当产业结构偏离其所处经济阶段内的最优状态时，金融结构会受到影响，即产业结构的变化会使金融部门做出相应调整[15]。近几年，此类研究更加深入。部分研究以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认为金融的促进作用使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发展态势差异显著[16-17]；也有研究发现市场经营环境优劣及投资者股份比例等均会影响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18]。可见无论是宏观金融，还是微观层面企业经营、个体投资等，都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总体而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了各类高技术产业及龙头企业的发展。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来看，当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时，各产业生产率水平趋于一致，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配置达到均衡，经济达到均衡，个体参与金融市场的动力减弱；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意味着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步扩大，使产业结构从较低层次发展到较高水平。在产业结构迈向高级化的过程中，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上市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步伐加快，高效益上市企业数量显著增加，激发了个体持有股票等行为的发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家庭金融行为的发生。

假设1b：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推动家庭金融行为的发生。

(二)产业结构变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会影响金融发展，还能缩小收入差距。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目前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多从工业化或服务业等单一产业的角度入手，指出第二产业是国内经济差距形成的主导因素[19-20]；而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通过金融抑制以及减少劳动力需求造成劳动力市场扭曲，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5]。此外，也有学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标的，认为产业升级是解开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悖论的关键，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进而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1-22]。

总体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加速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自由流动，产业间的生产率趋于一致，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向某一值收敛，即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此时居民收入分配才会持续走向均衡[23]；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会使资本技术密集度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比提升，由于其平均薪酬较高，会加剧收入不平等[22]，但此类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在该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注]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1955)。，即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产业结构合理化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假设2b：产业结构高级化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三)产业结构变动通过收入不平等影响金融行为

上述内容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影响金融行为的发生，并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那么，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对金融行为的影响路径中作用如何？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改变人们的相对收入，进而促进个体间的收入比较[24]。这在一方面增强了个体的物质渴求和社会地位寻求动机[25]；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个体间的攀比效应，从而对个体相关经济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26-27]。同时，个体为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对物质需求的主观评价会随之改变，对风险的担忧也因此弱化[28]。因此，会调整投资决策，并倾向于将资产配置到具有高收益的风险性金融资产中，且县域基尼系数每增加0.1个单位，会带动家庭股票和广义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分别上涨1.18%和1.33%[3]。

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增强了个体间的收入比较，当个体观测到其他个体参与金融市场并因此获益时，往往会出于社会地位寻求动机和攀比效应等心理，做出同样的行为决策，即参与到金融市场投机，以期获取利润来满足自身心理需求并提高社会地位，缩小收入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推动金融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合理化可能会抑制金融行为的发生，且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收入差距的缩小会降低金融行为发生概率，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可能通过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抑制金融行为的发生，即收入不平等可能在该路径中发挥中介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本身可能会激发金融行为的发生，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高会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降低金融行为发生概率，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收入不平等影响金融行为的间接路径可能削弱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金融行为的直接影响，最终表现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在路径关系中所呈现的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符号相异，导致总效应被遮掩[29-3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假设4b：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遮掩效应。

因此，产业结构、收入不平等以及金融行为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结构、收入不平等与金融行为三者内在关系图

三、数据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包含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其样本覆盖了除内蒙古、海南、西藏、青海、宁夏以及新疆之外的25个省区，以社区、家庭及个体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经济、社会、人口、教育及健康的变迁。本文拟采用2010年、2012年以及2014年CFPS数据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数据采用省际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ind》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并以省际编码为基准，将宏观数据与CFPS数据相匹配。对所选取的变量及数据进行适当处理后最终共获得3期162个区县共7 032个有效样本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1.金融行为。关于金融行为的定义，国内的研究中一般将金融行为定义为家庭是否有金融活动，也有学者将金融市场参与定义为是否拥有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资产，如股票、基金等[2-4]。借鉴已有研究，由于本文着重考虑个体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情况，故选取家庭对金融产品的持有情况来衡量金融行为。在CFPS问卷中，设有关于家庭是否持有股票、基金、信托、期权等各类金融资产的问题，若家庭持有任意一种及以上金融资产，则该变量赋值为1，视为发生金融行为，否则赋值为0。并以持有金融产品市值衡量金融市场参与深度。

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主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其中，学术界多采用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在衡量时应对各产业的权重加以区分，不能以绝对偏离程度考察产业结构合理性[31]。因此，本文将采取广义熵法，以相对偏离度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其中，ISR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Y为国内生产总值，L为全国总就业人数，i代表各个产业，相应地，Yi代表各产业总产值，Li代表各产业就业人数。该指标为逆向指标，即ISR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ISR为0时，产业结构完全合理。

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由于当前产业服务化趋势不断加强，产业转型升级伴随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计算，即[22]：

ISA=Y3/Y2

其中，ISA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Y2与Y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ISA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强，反之较低。

3.收入不平等。度量收入不平等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3]。考虑到同一省份内的不同区县由于地理区位、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以省份为单位计算的基尼系数被高估，因此本文以CFPS中区县级代码为识别标准，通过家庭人均收入计算各年内家庭样本所处区县的基尼系数。

4.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家庭纯收入、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城乡二元变量、家庭规模、家庭支出及金融知识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家庭规模以家庭同灶吃饭的人口数衡量，金融知识以访员所记录的受访者普通话水平代替；还包括宏观层面地区总人口、教育水平、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其中地区教育水平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及高等学校在校生比例衡量；经济增长情况主要包含人均生产总值以及金融业生产总值；金融发展水平以地区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衡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是否持有金融产品这一变量的均值仅为0.061，表明当前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仍较低；持有金融产品的市值的最大值达到4 000 000元，而均值约3 700元左右，表明个体间金融市场参与深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基尼系数的均值约为0.428，说明当前个体间收入差距较大，且最值之间相差较大，表明区域间的收入分配有较大差异；同样，区域间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

为探究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行为的路径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Y=aX+ε1

(1)

Z=bX+ε2

(2)

Y=a′X+cZ+ε3

(3)

其中，X、Z、Y分别为产业结构调整(解释变量)、收入不平等(中介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金融行为)。a表示总效应，a′是直接效应，b与c的乘积为中介效应，即产业结构X对于金融行为Y影响的间接效应[注]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X对Y的主效应的检验，即检验系数a是否显著，若显著，则继续对系数b和c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若均显著，则对回归系数a′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如果显著且a′

四、实证分析

(一)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于金融行为的考察，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和1，故选取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2展示了模型(1)和(2)的结果。列Ⅰ的结果显示ISR与ISA的系数均为正，即产业结构越合理，家庭发生金融行为的概率就越低，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会推动家庭金融行为的发生，即家庭所处地区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家庭有更大的概率会积极地参与到金融市场中。系数a显著，且假设1a和假设1b得到验证。

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第二步，对应模型(3)以及(2)。从表2中列Ⅲ的结果显示，系数c显著为正，且基尼系数每增加1%，金融行为发生概率提高0.075%，即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家庭金融行为发生的概率，假设3得到验证。表3的结果显示，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IS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ISA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减缓收入不平等，即系数b显著，且假设2a与2b得到验证。

第三步，检验系数a′的显著性。从表2中列Ⅲ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ISR与ISA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ISR影响金融行为的总效应为1.883，其中直接效应为1.747，说明收入不平等在该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大小为0.162，中介程度约8.6%，即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来缩小收入差距，进而降低金融行为的发生概率，假设4a得到验证。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金融行为影响的总效应为0.315，直接效应为0.323，收入不平等带来的间接效应为-0.05，由于bc乘积符号和a′相异，因此该效应属于遮掩效应，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例的绝对值约为15.3%，即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减缓收入不平等来抑制金融行为的间接效应削弱了其促进金融行为发生的直接效应，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激发金融行为的总效应被遮掩，表现出遮掩效应，假设4b得到验证[注]基于概率模型(LPM)估计模型所做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仍显著，限于篇幅文中未报告。。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家庭在金融产品的选择上更为积极，这与城镇家庭的个体更容易接受金融知识普及、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相关；家庭收入、金融知识水平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金融行为的发生[2]，家庭收入的提高为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奠定了基础，收入越高，可支配收入就相对较高，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且高收入个体往往更期望通过储蓄之外的多元化方式获取资产收益，因此更倾向于持有金融产品；而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个体金融素养的强弱以及对金融市场各类信息的处理和甄别能力，从而影响金融行为，金融知识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个体金融行为发生的概率显著提高0.8%；家庭规模的扩大则抑制了家庭金融行为的发生，家庭每增加一个人，金融产品投资的概率降低0.5%。

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中，金融业总产值与金融发展水平对金融行为的发生均有正向影响，即随着金融业产值的不断增加、金融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个体有更大概率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且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每增加1亿元，金融行为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0.002%。而人口数量及人均受教育年限对金融行为有轻微的负向影响，高等学校在校生比例的增加会推动金融行为的发生，但这一结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表2 Logit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表3 基尼系数做被解释变量

(二)基于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除了考察金融行为的发生之外，本部分以持有金融产品市值为被解释变量，采用Tobit模型探究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否通过收入不平等影响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表4主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a显著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的提高都会增加家庭持有金融产品的市值；表4的列Ⅱ表明系数c显著，即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够增加个体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系数b的检验参考表3，系数显著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均能缩小收入差距。表4的列Ⅱ展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持有金融产品市值的显著正向影响，即直接效应a′显著，且bc乘积与a′同号，说明收入不平等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均能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增加个体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且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家庭持有金融产品市值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1.24%和4.7%。

可见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金融行为的发生，但能提升个体金融市场参与深度；收入不平等能促进个体金融行为发生，却会减少个体持有金融产品的金额。这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整体经济环境更优，投资者对市场信心提升，会增加金融产品持有量。此外，产业结构合理化能促进就业，加速劳动力流动，稳定劳动力工资水平[23]。当产业结构不合理时，劳动力收入不稳定，会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即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劳动收入风险这一背景风险会挤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深度[32]；反之，产业结构合理化要求各类生产要素能在三次产业内合理配置，从而降低劳动者的失业风险。因此，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时，家庭所面临的背景风险降低，持有金融产品量增加，金融市场参与深度提升。另一方面，尽管个体可能基于社会地位寻求和攀比效应等原因提升了金融行为的发生概率，但当个体一旦进入金融市场，其持有金融资产的量会受到各类因素尤其是家庭财富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时，个体出于谨慎性动机往往会增加储蓄率[11，24]，从而降低金融产品持有量。

表4 Tobit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到金融产品持有量受家庭财富的影响较大，因此模型中控制了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该变量对于金融产品市值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向影响，即家庭的资金量越大，金融产品的持有额就相对越多；金融知识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家庭持有金融产品的市值相应增加26 700元左右；而家庭人口每增加一人，持有金融产品的市值则减少11 400元左右，而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对金融产品持有额度无显著影响。

五、异质性检验

当前，无论在宏观经济发展领域，还是在微观个体收入层面，中国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金融市场的参与上，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仍亟待解决。且受制于经济发展、社会网络、家庭收入以及信息获取等多类因素，农村家庭与城镇家庭的金融行为也存在差异[2]。因此，本部分将总样本细分为城镇家庭样本和农村家庭样本，探究上述结果基于城乡子样本的异质性，回归结果详见表5～7。

表5 基于农村样本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5的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显著抑制农村家庭金融行为的发生，且ISR每增加一个单位，金融行为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7.7%，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发生金融行为的概率相对增加5.7%。结合表7中列Ⅰ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农村样本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家庭金融行为发生所产生影响的总效应为3.395，收入不平等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大小为0.484，且中介效应占比约14.25%，而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收入差距对金融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减弱了其对金融行为的直接效应，表现出遮掩效应，且间接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约5%。表6所展示的城镇家庭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产业合理化会抑制家庭金融行为的发生，且收入不平等在该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占比约5.6%，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镇家庭金融行为发生概率影响的总效应并不显著。

表6 基于城镇样本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

表7 基于城乡分样本的回归(基尼系数做被解释变量)

从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样本的基尼系数越大，个体发生金融行为的概率越大，而城镇家庭的结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农村家庭在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之后，可能出于社会地位寻求或是攀比效应等因素的存在，会通过金融投资行为来配置资产，以提高自身的财富、社会地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农村家庭金融行为的发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家庭却不会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尽管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基础相比于城镇较为薄弱，但随着地区产业结构迈向高级化，服务业发展步伐加快，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及城市地区转移，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及金融服务产品的多样性，且政府政策倾向于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发展的重点领域，使农村金融体系在整体上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33]。而城镇地区各类发展相比于农村地区更为成熟，其个体参与金融市场与否对宏观环境及政策变化的敏感性不强，而农村地区由于金融需求弹性较大，敏感度高，因此农村居民在金融行为的发生方面效应更为显著。

六、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及2014年三期面板数据，与宏观数据匹配，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金融行为的发生，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结论对城镇家庭并不适用；在以家庭持有金融产品的市值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中，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都会促进家庭持有金融产品，提升家庭金融参与的深度；第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减缓收入不平等；第三，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会增加金融行为的发生概率，但会减弱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

总体来看，收入不平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金融行为的发生、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持有金融产品市值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金融产品市值影响的路径中，均显著地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减缓收入不平等抑制了金融行为的发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则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增大了个体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着力完善金融市场，使市场发展更加健全，从而激发个体金融行为的发生。此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加了各产业的就业需求，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政府一方面应当重点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另一方面还应当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以相应的政策措施完善社会保障等福利，间接增加个体收入，以缩小个体间收入差距，提高个体金融市场参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