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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择端和他的清明上河图谈起

2020-05-06高不郎张东海

科学与财富 2020年4期
关键词: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宫廷

高不郎 张东海

摘 要:《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绘制的我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以精湛的工笔笔法记录了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首都汴梁(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屋舍建筑和日常生活的繁华景象。这幅画来自于民间收藏,书画收藏,始于汉代,后由于纸张的发明和推广使用,书画著述积存日盛,宫廷和民间收藏渐多,但由于历代战争频仍,导致大量的名画巨作毁坏或流失民间而未见官方著录,开发挖掘民间的藏品,尚需大量人力物力。

关键词:书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民间收藏;宫廷

说起张择端,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说起清明上河图,不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不错,张择端就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风俗画和宋朝以前历史风俗画的风格,以精湛的工笔笔法记录了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首都汴梁(今開封)清明时节郊区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屋舍建筑和日常生活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以巧妙的笔墨、采用散点透视的画法、以手卷的形式将汴京繁杂的景象和人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场景中,画中人物多达1695人,衣着、神情各不相同,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音律变化。除此之外,尚有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二十多件,各色人等申请气质不同,也充斥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

张择端生卒年月不详,北宋画家,只有在《清明上河图》第一篇跋文中对他有寥寥几笔介绍:“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益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张著写下这段跋文的时间是1186年,距离北宋灭亡1127年只有五十九年。从那时起,市面上有数十件《清明上河图》仿作、临本传世。之所以断定北京故宫所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真迹,就是依据其“所绘汴京京城除了门洞部是砖砌的外,其城圈则是板筑的土墙,这正合当时的规制”。如果城墙尽是砖砌的则定为伪本,因为砖砌的墙要到明初才出现,这样很多伪本均为明后所做的仿本。

明代翰林李东阳曾评价《清明上河图》:“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余,人行不能寸,小者才一二分,他物称是”,说明他所见到的《清明上河图》有二丈有余,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编入石渠宝笈三编的这卷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长度只有528厘米,与上述描述相差了将近2米。北京故宫所藏的这卷画是绢本设色,规格为24.8cm×528.7cm,上面有 “乾隆御览”、“三希堂精鉴玺”、“宣统御览之宝”、“宜子孙”、“嘉庆鉴赏”等皇宫印鉴,也有“东北博物馆珍藏”之印,估计是曾经流落到东北被东北博物馆(现在的辽宁博物馆)收藏过。

我也爱收藏,收藏了大量的瓷器字画,藏品中有两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特拿来比对一番。一卷为绢本设色、规格29.7cm×630cm,后边的跋文29.7cm×342cm,另一卷为纸本设色、规格26.4cm×571cm。这两卷图均比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明上河图》大。那卷纸本设色的图前边有明朝吴门派代表画家文徵明的次子文嘉所题的《清明上河图》及其印章(图1)。图的开始部分有“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图2)以及“张泽端制”(图3),只是四个字“张泽端制”显得笔墨浓重,似为后来者所题;况且“泽”也与通常所写的“择”不同。 图中京城门楼前有“嘉庆鉴赏”(图4)。后边的跋文规格为26.4cm×65cm,为董其昌所题:昨日汴梁景,宣和第几年,繁华尚再忆,风物正堪传(图5)。董其昌(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其余部分与故宫所藏无甚差异。这卷图中“所绘汴京京城除了门洞部是砖砌的外,其城圈则是板筑的土墙,这正合当时的规制”,这也说明这卷《清明上河图》为张择端的真迹,更不用说还有明朝的重臣和书画家董其昌、画家文征明之子文嘉的题字、皇帝的印鉴等。这卷画是编入《石渠宝笈三编》里的。

另一卷为绢本设色,除了更宽更长外,图开始部分的印鉴“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以及图中“嘉庆鉴赏”印鉴的位置跟前述那卷图的位置一样(图6),图中“嘉庆鉴赏”印鉴的位置也在京城门楼的前方(图7)。除此之外,在图的末尾尚有“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的骑缝章(图8),以及随后的“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太上皇”等众多印鉴(图8)。紧接这些印鉴的,便是张著所写下那段著名的介绍张择端的跋文(图9),其后是另外五人的跋文。如果说上一卷《清明上河图》没有乾隆皇帝的印鉴,很可能是乾隆皇帝尚未见到此卷,那么这卷上已有“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以及“太上皇”等昭示乾隆皇帝曾经阅览的印鉴,说明这卷《清明上河图》已得到乾隆皇帝的鉴赏,当然也是编入《石渠宝笈》的。这卷绢本设色的图规格为29.7cm×630cm,长度为630cm,两丈有余,正符合明代翰林李东阳所评价的《清明上河图》:“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余-----”。说明这卷才是明代翰林李东阳所指的《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的画不仅仅有上述所述几幅,民间所藏尚有其他画卷由张择端所画,上面均有皇宫所藏历代皇帝印鉴。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在清代帝制覆灭之前甚或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前,这些画都是真实存在的。

书画收藏,始于汉代。由于汉代以壁画为主、书则写于竹简之上,书法、绘画作品在收藏中所占比例不高。书画作品增多是在绢帛作为书画用具之后。东汉发明了造纸术、纸张逐渐成了书画的主要工具后,书画作品的数量才大大增加,而朝廷中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书画的收藏热情几至炽热状态,在收藏方面互相竞争、标榜,甚至视收藏优劣、多寡为评定门第高低的标准之一。但皇宫内府的收藏自是无人能比。随后从南朝到初唐,书画曾遭受了几次大劫。从公元548年到公元554年,因为南北朝战乱曾有皇宫内府所藏书画和典籍二十余万卷被毁。公元616年,隋炀帝杨广巡幸扬州,所藏书画随船于运河同行,途中因船只覆没导致所载书画大半落水。公元622年,唐朝李世民先后灭王世充、窦建德后,将两处内府所有藏品用船沿黄河逆流而上送往长安(今西安),行至三门峡处,因水流湍急,船只覆没,所存书画仅剩十分之一二。从唐代安史之乱到五代,皇宫内府慢慢集聚起来的大量书画名迹又因战乱频仍而毁坏。据记载,安史之乱前,内府所藏大、小王(王羲之、王献之)真迹158卷,平定安史之乱后,内府所藏寥寥可数,所剩大、小王真迹仅剩2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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