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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角度解读维·苏·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

2020-05-06赖思琦

青年文学家 2020年9期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模仿

摘  要:《米格尔大街》是英国印裔作家维·苏·奈保尔的作品,它讲述了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的首都西班牙港上殖民地人民艰难且漂泊无依的生活。本文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角度主要集中于混杂性、模仿和无家状态来探索《米格尔大街》的艺术魅力。与以往运用宏大叙述和描写西方英雄人物的文本不同,在《米格尔大街》中,维·苏·奈保尔选择描写居住在米格尔大街上被殖民与被边缘化的人们,以及这些人漂泊无依的生活。这些后殖民因素使《米格尔大街》发人深省并具有深刻内涵。

关键词: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米格尔大街;模仿

作者简介:赖思琦(1994-),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9--03

维·苏·奈保尔是生长于英国属地特立尼达的著名作家,并且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主要刻画了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首都:西班牙港上处于边缘状态人们的生活。正如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说:“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在《米格尔大街》中,奈保尔为我们展示了米格尔大街上被殖民以及被边缘化人们的生活。对他们而言,生活是绝望的、无助的且如浮萍般漂泊无依。米格尔大街上的人们所遭受的暴力、无助、挫折甚至使得他们精神失常。对于这样的生活现状,人们只能接受却无力改变。国内外对奈保尔《米格尔大街》的研究早已出现,但是研究数量不多,而且主要集中于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以及对其边缘性解读。本文从霍米· 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即:混杂性、无家状态、模仿等方面来探索《米格尔大街》的艺术魅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维·苏·奈保尔《米格尔大街》中的深刻内涵。

1. 后殖民主义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

1.1 后殖民主义

根据艾布拉姆斯与哈珀姆合编的《文学术语词典》中对后殖民主义的定义:“该术语是指对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其他欧洲帝国的前殖民地所特有的历史、文化、文学和话语模式的批判分析。这类研究尤其关注非洲、亚洲、加勒比海诸岛及南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306) 作为一种阐释文学文本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敌对关系。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有三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分别是弗兰兹·法侬、爱德华·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

弗兰兹·法侬(Franz Fanon)于1925年生于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岛,他的文化批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其批评轨迹伸展到哲学、精神病学、社会科学和文学领域。他的代表作品是《黑皮肤,白面具》和《全世界受苦的人》,前者主要阐释了法侬对于语言与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后者主要是其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的思考。

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人物,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对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爱德华·赛义德最著名的作品《东方学》出版于1978年,学术界一般把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的出版作为后殖民批评兴起的标志。王岳川在其主编《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一书中提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的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43)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另一位后殖民主义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在后殖民批评中引入了性别视角,对后殖民理论的分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贡献。斯皮瓦克最有影响力的是其论文《属下能说话吗?》,在后殖民的理论空间和话语系统里,该论文主要关注于“属下阶层”那些沉默的边缘群体:即没有发言人也难以有代言人的阶层。

以上所述是对后殖民理论重要代表人物的简单梳理,下面则重点介绍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

1.2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与上述提到的弗兰兹·法侬、爱德华·赛义德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观点不同,霍米·巴巴主要关注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文化碰撞所形成的第三空间,文化矛盾状态、模拟与混杂性等,其理论为颠覆殖民话语提供可能,而无家状态则真实地表达了殖民地人民无所依托的精神状态。

1.2.1 混杂性

混杂性在后殖民研究中是一个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概念,混杂化是由殖民接触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跨文化形式,其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交織而且恰恰与传统的二元对立相反。巴巴将混杂性定义为“一个殖民地话语的一种问题化……它逆转了殖民者的否认,于是‘被否认的知识进入了主宰性话语并疏离了其权威的基础……”(Bhabha114) “如果殖民权力的后果产生了混杂化,这就瓦解了殖民权威,因为重复是有差异的。这样混杂性就命名了一个‘主宰过程的策略的逆转,它‘在将歧视的眼神转回到权力之眼的颠覆策略过程中重新影响了权威”(Bhabha112) 受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混杂理论的影响,巴巴把巴赫金的混杂理论与后殖民研究融合在一起,他主张“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境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间,并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型过渡空间。”(生安锋,117) 因此,巴巴认为多元文化的混杂,“不但使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错穿插的可能,在这种跨疆界文化的能量释放过程中,许多新生的意义也因而得以产生”(Fludernik, 13-14) 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在殖民话语中找到某种混杂状态,并将混杂化作为一种消解两极性的有效策略。

1.2.2 无家状态

后殖民理论家同时也关注殖民地人民的‘流放状态。‘流放一词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而且还可能是来自种族(意味着一个人的父母亲来自不同的种族),‘流放也可能来自心理上或是文化上。对于被殖民者而言,他们则面临着处于两种相矛盾的文化之间的困境,或者他们对这两种文化都没有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有霍米·巴巴称之为“无家感”。“无家状态”是指一种“把家搬迁到别处的疏离感,这是一种远离故土和跨文化的成长。”(Bhabha 9) 因此,“无家状态”则会来自混杂身份中的“间隔”或者“间隙”。“无家状态”与“无家可归”不同,前者是指即使在家却没有家的感觉,因此“无家状态”更多是指殖民地人民有家,却没有归属感,更多的是感到自己漂泊无依。巴巴指出“在那样的置换之下,世界和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令人惊异的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互为对方的一部分,强加给我们一种视觉,这种视觉有一种令人困惑的分裂感。”(Bhabha 9)

1.2.3 模仿

模仿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常用来形容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关系。模仿是殖民者用于控制殖民地人民的一种手段,殖民地人民被要求接受殖民者的文化并且内化于心。在这种意义上,“模仿”通过使殖民地人民“重复”殖民者的文化,完成了它自身的教化任务。然而,當殖民话语鼓励殖民地人民通过采用殖民者的风俗习惯,价值观以及制度等来“模仿”殖民者时,其结果却只是“重复而非认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模仿也是有危险性的。“总之,被压迫者表面上不张扬自己的真实态度,甚至对处于宰制地位的话语曲意认同,伪装自己以进入殖民、主流话语,然后借用模仿的机会对殖民话语或主流话语进行戏仿、扭曲,使其内在的、根本性的谬误暴露出来。”(查日新 79) 因此,模仿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制”或者“重复”殖民者的文化而是一种反抗的策略。

2. 从霍米巴巴后殖民角度解读《米格尔大街》

运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即:混杂性,模仿和无家状态来分析维·苏·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首都西班牙港上的人们的“无家状态”,以及他们是如何对殖民话语进行反抗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2.1 《米格尔大街》中的混杂性

“他者化”是殖民者用来利用被殖民者和使被殖民者从属于自己的一种手段。对于殖民者而言,他们扭曲并贬低被殖民者的文明,并把被殖民者视为野蛮的,未开化的,通过伪装在为被殖民者带去文明的面纱下,殖民者使自己的殖民与掠夺资源合理化。对于被殖民者而言,他们则否定这种所谓的先进的文明,并且通过他们自身悲惨的被边缘化的经历,或者通过改写殖民者的文化以达到发出自己声音的目的。在第五章曼门中,曼门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告诉他的事:“……上帝说,‘曼门,过来看,这些人。他指给我看,一些丈夫们在吃妻子的肉,妻子们在吃丈夫的肉,父亲们在吃儿子,母亲在吃女儿,兄弟吃姐妹,姐妹吃兄弟,这就是那些政客宣传的本岛自力更生的景象,但是兄弟们,现在求助于上帝还为时不晚。”(奈保尔 36) 奈保尔通过曼门向我们展示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文明的扭曲,将其“他者化”以凸显自己文明与先进。而通过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西方殖民者的宗教在殖民地的影响,因为米格尔大街上有许多民众相信上帝,并且视其为救世主。但是在第九章注册会计泰特斯·霍伊特中,海特说他不认为泰特斯·霍伊特喜欢上帝。泰特斯·霍伊特也表明说:“最要紧的是你是否心诚,瞧,就像我信仰从我裤兜里掏出来的这盏自行车灯一样,把它摆在某个地方,诚心实意地信仰它,向它祈祷,向它祈求我所需要的一切,这便是我的信仰。”(奈保尔 77) 并且对于米格尔大街上人们受西方思想影响,开始自我贬低并且不关心自己的国家时,泰特斯·霍伊特也曾批评道:“瞧瞧你们这些人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可是这是历史,伙计,就是你们自己的历史,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些事……古时候罗马人有这么一句话,‘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奈保尔 79) 奈保尔通过清醒的殖民地会计泰特斯·霍伊特对上帝的否定与对信仰的重写,使得被殖民者看清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并且通过文化混杂使得殖民地人民在进入殖民话语内,并为消除西方宗教的神圣性,颠覆殖民话语提供了可能。

2.2 《米格尔大街》中的模仿

在《米格尔大街》的第五章曼门中,奈保尔用“模仿”辛辣地讽刺了殖民者所谓民主与自由的政治体系与其宗教。例如,曼门被视为一个疯子,每一场选举他都去参加,但是他每次都只得到3张选票,他从来都不会成功或者有任何变化。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理由获得另外两张选票。“他们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在反抗-解构着‘庄严的选举。”(张德明 70) 更为讽刺的是曼门对于基督教的模仿,这种模仿完全不是因为殖民地人民认可基督文化,恰恰相反,这出闹剧完全暴露出了基督教中的谬误。一天,曼门说他在洗完澡后看见了上帝并且开始布道。然后“曼门开始在米格尔街拐角处玛丽太太店铺前的遮阳篷下讲道……他是一位能打动人心的传教士,他的说教方式十分古怪,他可以让女人们痛哭流涕,能叫海特那样的人心惊胆战。”(奈保尔 35-36) 曼门是如此认真,以致许多在米格尔街上的人都信了他。“奇怪的是,他越是令人感到恐怖,来听他布道的人越多,给他的捐款也就越多。”(奈保尔36) 之后,曼门要求人们把他绑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人们向他扔石头,当人们开始这样做时,“曼门呻吟者说:‘上帝啊,饶恕她们吧,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随后他厉声唱道:‘用石头砸我啊,兄弟们。”(奈保尔 38),但是当人们真正地用石头砸他时,曼门感到既受伤又惊讶。“……他尖叫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喂,快把我从这玩意上解下来,快放我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些往我身上扔石头的杂种。”(奈保尔38) 最后,警察带走了曼门,闹剧结束。通过“模仿”,殖民地人民用模仿来暴露出殖民者所谓的民主政治体系与西方宗教中的谬误,在模仿的过程中使得新的意义得以产生,并使得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成为可能。而西方殖民者关于民主的选举制度以及宗教救赎等宏大主题则在曼门的模仿中被解构了。

2.3 《米格尔大街》中的无家状态

在《米格尔大街》一书中,奈保尔运用了备忘录式的碎片化事件来描写米格尔大街上的人物和地点来展示一种“无家状态”。《米格尔大街》由17个在米格尔大街上人们的故事组成,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实际想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对于他们而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对米格尔大街上的人们而言,生活是漫无目的的,大多数的人们都遭受了各种不幸或是剧痛。并且夹在两种相矛盾的文化之间,米格尔大街上的人们并非根植于自己的本土文化,而是崇尚殖民者的文化,其表现为他们对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文化的崇尚与模仿。例如在第15章直到大兵来临中,战争爆发了,希特勒占领了法国,美国人开始进入特立尼达。而本章的主人公“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还学会嚼口香糖,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奈保尔 148) 后来爱德华不愿意再和他以前的特立尼达的老朋友们来往,同时也开始贬低特立尼达的人们。尤其在爱德华参加了绘画展,但是结果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之后,他对特立尼达的怨恨更加强烈起来。他说:“我真他妈的蠢,竟把自己双手画出来的作品送给特立尼达人去品头论足。他们懂什么?哼,我要是个美国人就不一样喽。美国人才算是人,他们明事理。”(奈保尔 148-149)爱德华最终以白人妻子跟美国人私奔,他卖掉房子,离开特立尼达为结局。在爱德华的故事中,爱德华始终没有在特立尼达的本土文化与外来的美国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或者说这两种文化他都不属于,对于本土文化他嗤之以鼻,而他与白人妻子分离的结局则隐喻了爱德华对于美国文化也只是一个外来者,并不能真正地融入进去。由于自我归属感的失败而导致的挫折与困惑,使得殖民地人民失去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心灵无所依托,处于一种“流放”状态。而殖民地人民“自我的身份无法在一种有延续性的社会文化中得到确认,自我则在文化错置的过程中迷失了。”(任一鸣 141-142)

3.结语:

维·苏·奈保尔仅仅是刻画了米格尔大街上被殖民与被边缘化的人们,而非提出期待更好的生活,以使得這段压抑而扭曲的历史呈现于人们眼前。通过霍米·巴巴后殖民角度来分析《米格尔大街》即混杂性、模仿则提供了颠覆殖民话语的策略,被殖民与被边缘化的殖民地“小人物”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以及无家状态来展示英属殖民地,西班牙港上人民的生存困境,则表现出其对家园的渴望。作为一种反抗而非全盘接受殖民者文化,殖民地人民通过模仿殖民者的政治体制与宗教,来揭示所谓更“文明”与“先进”的殖民者的谬误,这也使得殖民地人民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有助于提高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1]Monika Fludernik, “The Construction of Hybridity: Postcolonial Interventions”, in Monika Fludernik, ed., Hybridity and Postcolonialism: Twentieth-Century India Literature, Stauffenburg Verlag Brigitte Narr Gmbh, 1988, p13.

[2]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1994.

[3]V. S. Naipaul. Miguel Street[M]. Vintage. 2002.

中文文献:

[1]艾布拉姆斯. & 哈珀姆. 文学术语词典:第10版:中英对照[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奈保尔著. 王志勇译. 米格尔街[M].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3]任一鸣. 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4]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王岳川编.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6]查日新. 空间转向、文化协商与身份重构—霍米·巴巴后殖民文化批评思想述评[J]. 国外理论动态,2001,(03).

[7]张德明. 《米格尔大街》的后现代、后殖民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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