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焕

摘  要：黄皙暎和余华分别是韩中两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且都曾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从两人的创作经历来看，黄皙暎初登文坛的作品主要倾向于唯美主义，而余华则以先锋作家的身份声名鹊起。但后来两者都发生了转型，开始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另外，两位作家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的重大事件，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及人物形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位作家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描写被主流社会疏远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然而因民族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位作家表现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各有其特点。本文将从两位作家的成长背景及创作经历、作品主题、人物形象、创作手法等方面，通过分析其共同点及差异性来探讨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可比性。

关键词：黄皙暎;余华;社会历史背景;主题;人物形象;写作手法;可比性

指导教师：李浩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9-0-04

韩国和中国都历经复杂曲折的现代史发展到现在。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两国分别培育出黄皙暎和余华这两位杰出的作家。黄皙暎和余华在韩中两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都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黄皙暎的文学被评价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小说文学创造的卓越成果之一。[2]黄皙暎则被评为“韩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家”。[3]余华在国内外的文学地位也是有目共睹，有评论认为余华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中国作家，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英国小说家，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

可比性是比较文学的理论根基，认识和挖掘中韩两国文学现象的可比性至关重要。在中韓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大多采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研究两国古典文学的渊源及影响关系。但是对于两国现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由于缺少明显的影响关系，则更多地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所谓“平行研究”，就是要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同与异，并导出有益的结论。平行研究通常包括了对文学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技巧，甚至意象、象征、格律等的比较，此外还包括文学类型、文学史上的时期、湖流、运动的比较，自然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比较。文学作品中的同和异，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类似，就会使平行研究显得肤浅，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差异，则无法进行有效的平行比较，只有牢牢地把握住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才能把比较引向纵深，得出有意义的结论。[4]因此，本文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使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黄皙暎和余华两位作家成长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创作经历、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创作手法等方面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来探讨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可比性。

就本文涉及到的作品而言，虽然两位作家的出生时代不同，但在各自的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使自己所处的社会发生巨变的重大事件。例如黄晳暎经历了韩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余华经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等。因此，本文主要以以这些时期为背景的小说为中心，通过阐述这些小说反映的主题、表现的人物形象，以及两位作家转型之后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来分析其可比性。本文中涉及到的作品有黄晳暎70年代的小说《客地》、《身边的人》、《发财猪梦》，余华 90年代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

一.社会历史背景及创作经历

黄皙暎1943年出生于伪满洲的新京（今长春市），经历了1945年的8·15光复以及之后的美军政体制;接着经历了韩国战争（1950-1953）、4·19民主革命（1960）和5·16朴正熙军事政变（1961）、维新体制等韩国现代史上使韩国社会动荡的大事件。此外，他还参加过越南战争，还在工地上做过包括临时工在内的多个工种，甚至在长春寺入山做过僧人。1993年还以通敌罪名被捕入狱，直到1998年金大中上台才被特赦释放，继续执笔创作。黄晳暎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其小说从题材到样式、手法都呈现出多样化。

他在景福高中就读时以短篇小说《立石附近》获得“思想界”新人文学奖。1970年以《塔》获得《朝鲜日报》新春文艺奖，从此正式开登上文坛，在多个文化团体活动。他的初期作品一贯是唯美主义倾向，随着中篇小说《客地》（1971）的发表开始转型，摒弃了唯美主义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开始了以民众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他尤为关注劳资、贫富差距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通过多部作品体现出来，比如描写劳苦工人和残暴资本家斗争的小说《客地》、描写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短篇小说《发财猪梦》、《身边的人》等等。

余华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在海盐长大。1977年初中毕业，在乡医院当牙科医生。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海盐县文化馆。1983年发表短篇小说《第一宿舍》，随即发表《世事如烟》、《18岁出门远行》等中短篇小说。其独特而冷静的笔触使他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1990年以后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细雨中的呼喊》（1991年），《活着》（1992年），《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与以往的小说相比有了巨大转变，即从先锋小说转向现实主义小说，引起强烈反响。通过这三部长篇小说，余华也跻身于世界级作家之列。此外，余华2005年发表了《兄弟》，再次受到高度赞扬。201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第七天》。

余华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历史现实同样严峻。他出生时，中国正在进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6～1983），而他出生那一年是三年饥荒（1959～1961）的第二年。在从文化大革命（1966～1976）到改革开放（1978）这一社会急剧变化的复杂时期，余华成长起来。

总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黄皙暎和余华在各自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都开始关注被边缘化的下层阶级的生存状态，最后都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黄晳暎人生经历丰富，所以其小说从题材到样式，手法多样，范围广泛。余华的人生虽不如黄晳暎坎坷曲折，但他凭借在文学中的天赋、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感悟，在文学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作品主题的可比性

1.国家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压迫

首先，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因国家政策和权力而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使民众陷入苦难的社会现实。韩国从60年代开始，随着朴正熙政府推进出口主导的经济开发政策，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是韩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官商勾结、道德缺失等各种不正之风蔓延开来。在维新体制下，持续工业化和商业资本的渗透导致农村社区解体，劳动分化迅速扩大，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物质主义价值观泛滥，贫富差距加剧，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5]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主导下，于1958年展开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并以失败告终。“大跃进”的失败引起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最终发展成领导层内部的路线斗争，由此开始了使政权陷入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从十年文革的痛苦中摆脱出来，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于严重的社会利益失衡，收入不平等，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在市场经济引入的同时，外来的自由思想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扩散把人们的价值观引向了混乱。

两位作家的作品都从各个层面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压迫。例如黄晳暎《客地》中的大多数工人以及《身边的人》的主人公，都是因为在農村失去了赖以生存地土地，不得已背井离乡去城市谋生活。余华小说的每个细节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例如福贵被拉去充军、有庆抢着为县长夫人献血而失去生命;宋凡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地死去，宋钢跟随江湖骗子周游南下挣钱，李光头组织选美比赛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了底层民众的无力感，他们在历史洪流中只能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苟延残喘。

2.苦难、生存、亲情等共同主题

在两国社会的这种背景下，两位作家的作品反映的主题非常相似。比如都反映了苦难、生存、亲情等主题。在苦难主题之下，必然会涉及暴力和死亡。比如黄晳暎作品《客地》中，大尉被资本家打伤，东赫牺牲;余华的《活着》中福贵家人之死，《兄弟》中宋凡平、宋钢之死等。此外，《发财猪梦》里的人物、《周边的人》中的主人公、《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但与此同时，作品中也显示了他们生存的决心。比如《客地》中工人的反抗;《发财猪梦》里民众们的自得其乐;《活着》中福贵乐观的生活态度;《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通过卖血来维持生存等。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是在痛苦而残酷的命运面前软弱无力地活着，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苦难而活着。

此外两位作家的小说中还体现了亲情这一主题。余华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就是通过亲情（福贵和家人）、父子情（许三观为了一乐一路卖血）、手足之情（宋钢和李光头）克服了苦难和逆境。黄皙暎的《发财猪梦》中，根浩用在工作中因被切掉三根手指而得到的3万元为怀孕的妹妹做嫁妆;村里人用根浩父亲幸运得到的狗举办宴会等细节也体现出了贫民间的亲情、邻里之情。对他们来说生活悲惨而艰辛，但他们却毫无怨言地活着，为对方着想，展现了民众顽强的生命力和温暖的爱。

3.面对现实的妥协方式的差异

两位作家作品的主题不同之处在于，黄晳暎小说中体现了集体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这一主题。《客地》中东赫和大尉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加平等的待遇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最后大尉被打伤，东赫燃烧了自己。而余华小说体现的是寻求与现实和解的方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接受并顺从，默默忍受苦难。福贵因家人的死而引发的悲伤越来越少，开始“认命”似得“活着”，通过“活着”对残酷的命运进行报复。许三观通过卖血战胜苦难，而且接受一乐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命运，对他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为了给一乐治病，不惜性命卖血。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阐释了通过忍耐来战胜苦难的人生真理。[6]

4.产生异同的深层原因分析

两位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有以上异同点，究其原因，首先正如前面所说，两位作家以上小说的社会背景相似，故小说反映的主题和社会问题也类似。但韩中两国的历史、民族性、传统理念等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故两位作家的理念或他们的小说反映的主题或社会问题也必然存在差异。

中国历史悠久，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发源地。人们的行为处事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家的创作也是如此。余华的小说中所体现的这种隐退守忍耐的生命意识正是古老中国生存智慧的现代版。儒家强调“不怨天，不怨人”，道家强调“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以这种无欲无求的生存理念为后盾不断战胜苦难和生存困境。这也是儒教和道教生命哲学的具体体现。[7]

黄皙暎辗转于劳动现场，在工地上干活，他将亲身体验到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在作品中。据悉，《客地》是根据他在新滩镇工地上朋友的真实情况写成的。[8]也就是说黄皙暎作为工人，将改善当时劳动环境的意志投射给了小说的主人公。另外，李泰东学者曾这样评价黄皙暎：“就像他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一样，他作品的主人公们主张‘改善论的写实主义，让自己的利己主义意志服从于可称之为神的意志的、具有历史性力量的人文关怀。所以，黄皙暎的文学带给我们的感动之一，就是通过征服黑暗，用人类的力量来撬动历史车轮的意志……”[9]李泰东的评论体现在《客地》中，即一般的劳动者都会隐忍退让地活着，即便抗争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东赫即使燃烧自己的生命，也要告发资本家的不当行为，以此来表明改善未来劳动环境的庄严意志。由此可见黄晳暎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文学观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

三.作品人物形象的可比性

1.充满温情、逆来顺受的底层民众

小说的主人公都属于底层阶级，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客地》中的大尉和东赫是城市工人，张某和木某是失去土地农民。《身边的人》中的“我”是从农村来首尔谋生的退伍军人。《发财猪梦》里的人都是城市贫民。《活着》和《兄弟》中的人是农村底层的人物，《许三观卖血记》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小市民。

小说中的人物虽经历着贫穷和苦难，但相互之间充满着爱，他们用这种爱来克服苦难。福贵和许三观家人之间的亲情、李光头和宋钢小时候及长大后的兄弟情;《发财猪梦》中人们似乎都过着悲惨的生活，但其间也浸透着各种温情;在《客地》中，东赫一行照顾受伤工人的场面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

同时，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大多为逆来顺受的人物，对于生活赋予的苦难和挫折全盘接受，退让忍耐（无能为力）。主人公们虽然生活在各种压迫下，但他们对生活没有放弃一丝希望，为了生活更好一点而不断斗争。《客地》中地东赫和大尉为了工人的权利自发抵抗，东赫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发财猪梦》中的人物主要以顺其自然的态度生活，但也可以看出其中积极的生活态度。《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的主人公也不失去希望，努力地生活。

2.人性的扭曲与自我的丧失

管理阶层和城市小市民因金钱而导致人性扭曲也可以说是两者的共同点。《客地》中的管理者也工业化带来的物质财富诱惑而更加崇拜金钱，他们为了积累财富和金钱不惜一切手段，从而导致人性的丧失;《兄弟》（下）李光头等人也是物欲熏心，为金钱而人格扭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和同情心，沦落为只满足自己欲望的人。

另外，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刻画了丧失目标后流浪或堕落的人物。黄皙暎小说《身边的人》中的主人公“我”在城市里无论多么勤奋，依然看不到任何希望， 最终落入了杀人入狱这一无法挽回的地步。[10]这源于韩国70年代产业化时代社会结构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他们解决不了的，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我”面对社会的不公，走向了杀人的极端。余华小说《兄弟》（下）中的宋钢在改革开放潮流中失去自我，同时因兄弟和妻子的背叛而自杀，这也说明不能顺应社会变革的人最终会被社会淘汰。

3.面对现实的不同选择

黄皙暎小说中虽然有顺应现实的人物，但也有反抗不合理社会的人物。 《客地》中的东赫和大尉为了改善劳动环境，带领工人举行罢工。东赫甚至为了让后来的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公正待遇，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余华小说中只刻画了顺应现实的人物。比如《活着》中大部分人物没有斗争和怨言，只是默默地接受生活的痛苦和挫折。《许三观卖血记》中，虽然生活很艰辛，要靠卖血维持，他们也会哭哭啼啼地感叹自己的身世，但他们最后都会用幽默和诙谐来与现实和解，都会用乐观的态度来克服生活的痛苦和挫折。

关于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源于两位作家的历史认识层面。即黄皙暎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作品的主人公主张“改善论的写实主义”，认为利己主义的意志应服从于人道主义，主张应该通过征服黑暗，用人类的力量来推动历史的车轮。而余华则受中国儒道传统文化影响，创作出这些以无欲无求的生存理念为支撑，历经无尽苦难，战胜生存困境的人物。另外，两位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有此种差异，还可能与作家自身的经验有关。两位作家虽有相似的民众意识，但获取底层民众经验的方式不同。黄皙暎的流浪经历和在工地上的亲身体验，都为其创作提供了充足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感受性。余华则通过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感悟，利用各种途径了解底层民众的痛苦，切实将其形象化。[11]对作家来说，某些特殊经历将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创作，这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所带来的创作上的差异。

四.创作手法的可比性

从创作手法来看，黄皙暎和余华的小说都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是细微之处也略有不同。

1.清晰的线性叙述

两位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单一的叙述者来展开的。比如黄皙暎的《客地》《发财猪梦》和余華的《兄弟》《许三观卖血记》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身边的人》和《活着》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读者可以通过叙述者单一的声音来理解整个故事情节。

黄皙暎作品以时间和空间展现线性叙事类型。例如《身边的人》中“我”退伍后来到首尔的过程，以及后来卖血的经历，被妓女骗的经历，最后走向杀人的极端呈现出了线性的叙事风格。读者通过其陈述， 就能够理解主人公最后不得不杀人的迫切状况。[12]

余华在《活着》中虽采用回想式的叙述方式，但丝毫没有记忆混乱的叙述。主人公福贵讲述了从他年轻一直到今天的故事，其叙述完全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来进行的。然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以十四次卖（买）血的经历贯穿许三观一生，卖血的场所也从家乡的城市经过林浦、百里、松林、黄店等地最终到达上海。《兄弟》也用线性的时间和空间来叙述了李光头和宋钢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40年的漫长时期。[13]

2.作者的客观视角

黄皙暎小说中的话者，多数是对人物和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冷静观察者和如实的报告者。黄皙暎本人也认为在叙述方式上“客观性和具体性最重要”。[14]在他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叙述者力图保持客观立场。比如《身边的人》，整个是独白形式的对话体，也就是使用告白体，故意删除对方的说话内容。这种叙事方式将使读者更有效地了解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真实情况。

从90年代起，余华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要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得多。他还指出，人物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比作家本人说的更确切更巧妙。[15]于是，余华在90年代的小说中放弃了叙述者的权利，开始把作者和叙述者分开，全心全意地倾听。比如《活着》里有两个“我”，一个是下乡采访的“我”，这个“我”是故事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另一个“我”是福贵，他是故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第一个“我”只在故事开始和结束的部分出现，中间部分除了偶尔评价之外，都是福贵一个人的故事。

3.幽默反讽的表现手法

黄皙暎和余华的小说都大量使用反讽的手法，表达对现实的批判。黄晳暎以反讽的手法在《发财猪梦》中展现了底层贫民生活的悲剧。姜某走了好运在伏天得到一只死狗，最后办了一场狗肉宴。姜某离家出走的女儿回来了并且有了身孕，几经周折，最后得以幸运地嫁给王某;姜某的继子根浩在工厂干活时被切掉三根手指，得益于这场事故他得到了补偿金，本来母亲正愁于没钱给妹妹做嫁妆，根浩便给了母亲这些补偿金给妹妹做了嫁妆。故事最后的场景是村民们在小溪边喝着米酒，吃着狗肉，庆祝他们所住的贫民窟今年免于强制拆除。可以说，这一切都被他们当作是幸运，正是由于这种乐观的态度，他们才得以顽强地活下去。这一切看似幸运，实则不幸。其中的不安和悲剧就像夜晚的黑暗一样，时刻笼罩着这些幸运。

余华小说中也有反讽的手法。《兄弟》通过对场景和各色人物的描写使用反讽传达出了作者的态度。例如，作者在描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刘镇群众行为的荒诞性时，传达出作者对这些小人物的嘲讽。十四岁的李光头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获后，民警想打听那几个女人屁股的细节行为，目的是映射出文革时代禁欲的负面效应。[16]

不同之处在于，余华用幽默诙谐的手法，将现实中的痛苦一扫而光。特别是90年代余华的作品中出现的幽默，可以说是经历各种苦难后才能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和悠然的态度。余华通过诙谐幽默表达出了无论遇到什么难关都不屈不挠的民众顽强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两位作家虽并非在同一文化空间中成长的文人，但各自作品中体现的民众世界观是相似的，且其中反映出的他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也是相通的。而在其中因民族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位作家表现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各有其不同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两位作家及其作品是极具可比性的。

注释：

[1]郑一泰.高银和黄晳暎，新一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什么时候？，KBS NEWS，2017.10.06;2018诺贝尔文学奖余华阎连科张一一9作家入围，河北青年报，2018.04.23.

[2]李在荣.对在苦难历史中成长之人的信任，20世纪韩国小说 25，创批，2005：365.

[3]20世纪最佳小说家黄皙暎，中央日报，2002.11.12.

[4]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115-116.

[5]权永珉.韩国现代文学史2，1945～2000，民音社，2002：245-246.

[6]叶松青、黄雅红.《活着》与《热爱生命》中生存主题的比较分析，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7，34（11）：3.

[7]王達敏.《余华论·修订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7.

[8]安南延.黄皙暎小说的历史认识与民众性—黄皙暎70年代小说研究，上虚学报13，2004：514.

[9]李泰东.历史人道主义和美学的根据，世界文学，1981：58-59.

[10]朴娜拉.中韩“乡下人进城”文学比较-以罗伟章、黄皙暎作品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11]孙一然.中韩产业化时代小说人物形象比较研究—以黄皙暎和余华小说为中心，首尔：中央大学，2019.

[12]张慧莲.1970年代小说的创作方法研究-以黄皙暎、赵世熙、李文求为中心，首尔：高丽大学，2011.

[13]吴莹.余华创作转型后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回归”，浙江：浙江大学，2014.

[14]黄晳暎.审判之家作家序文，黄皙暎中.短篇全集3，创作和批评社，2000： 305.

[15]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的写作经历）[M].上海文芝出版社，2004（3）：114.

[16]张丁伟，李宏程，李雅璠，陈烈胜.探究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创作风格[J].美与时代（下），2017（10）：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