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欧阳修一般被认为是排佛文人的代表，但他的诗中也有不少佛禅文化的印记。欧阳修游览寺院、结交禅僧、诗中用佛教典故，都展现了宋代佛教对世俗社会广泛深远的影响。其诗中的佛禅观照，体现了他对佛教义理深层次的接受。通过考察欧阳修对佛禅文化的接受，也能更具体地认识一代宗师的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

关键词：欧阳修;排佛;佛禅文化;接受

作者简介：杨桥（1996-），女，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8-0-03

欧阳修身为一代儒宗，以韩愈为榜样，接续道统、改革文风，以领袖身份在北宋中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及诗文革新运动，并打击当时已十分壮大的佛教势力。他在《本论》中明确阐述了佛教危害及其排佛主张，其编撰的《新五代史》《新唐书》等史学著作也体现了明显的排佛倾向。故杨时谓： “佛入中国千馀年，只韩欧二公立得定耳。” 然而，个人思想主张和实践往往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主观排佛作家的作品也可能受到佛禅文化影响。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佛教文化在韩愈文学创作中的体现，而佛禅文化对欧阳修文学创作的影响虽也有学者关注，却还不够充分。细读欧阳修的诗歌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佛禅文化的印记。

一、欧阳修诗中的寺僧与佛教典故

有宋一代，士大夫与佛禅关系极为密切。虽然欧阳修在理论上高举排佛旗帜，但他在生活中常在寺庙留下自己的足迹，也不排斥与方外人士交往。翻阅其诗集，仅仅诗题中明确提到的寺庙就有庆爱寺、普明寺、广爱寺、东山寺、龙兴寺、甘露寺、广化寺、甘泉寺、峻极寺等，这些涉及佛寺的诗绝大部分作于明道、景祐年间。欧阳修共结交有近20位僧人，他们是昙颖、慧勤、惠觉、惟晤、智蟾上人、知白、居讷、惟俨、秘演、明因、净慧、净照、延遇、惠聪等。据学者考證，从天圣九年至庆历二年的十二年间，欧阳修结识并交往的佛徒八人，而在滁州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他就结识七个佛徒。可见，欧阳修诗歌中的寺僧书写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明道、景祐年间以及庆历年间，可以视作欧阳修与佛门频繁往来的两个时期。

有时，欧阳修会在与僧人交往的诗中划清界线，申明不信佛的立场，如《酬净照大师说》：“佛说吾不学”还有《酬学诗僧惟晤》：“子佛与吾儒，异辙难同轮”。但是，大多数时候，欧阳修与僧人关系良好，且有主动听取佛法的行为。如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记叙了明道元年欧阳修同谢绛等人游嵩山时向僧人叩问真旨一事。欧阳修本人也曾作诗赞赏高僧，如《赠庐山僧居讷》“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题净慧大师禅斋》：“斋钵都人施，谈机海外传。时应暮钟响，来度禁城烟。”《琅琊山六题其六·惠觉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声名传海上。” 这些不仅表达了对高僧由衷的赞赏，体现了欧阳修作为一代宗师开阔的眼界和气度，似乎也隐隐流露出他对高僧们所拥有的清净佛法世界的向往。

欧阳修诗歌创作除了直接以寺庙、与僧人交往情况为题材外，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援引佛教词汇、典故。如《甘露寺》诗中“讲花飘雨诸天近，春漏欹莲白日迟。引钵当空时取露，残灰经劫自成池”一句中的“讲花”源于佛教典故，相传佛祖传法感动了天上的神仙，满天飘落下香花，后世便以“讲花”来形容说法之妙。“引钵”“经劫”等也是佛教意象。《初晴独游东山寺五言六韵》中“山林隐者趣，钟鼓梵王家。” 一句中“梵王”指色界初禅天的大梵天王，亦泛指此界诸天之王。《定力院七叶木》：“伊洛多佳木，娑罗旧得名。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生。”中的娑罗树为佛教圣树之一，佛祖释迦牟尼降生、成佛、弘扬佛法和涅槃均与此树有关。《题金山寺》“地接龙宫涨浪赊，鹫峰岑绝倚云斜。岩披宿雾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国盗牙争起塔，河童施钵但惊沙。春萝攀倚难成去，山谷疏钟落暮霞。”“龙宫”引用《海龙王经·请佛品说》的故事，以“龙宫”指佛寺。“盗牙”之典出自《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下·圣躯廓润品第四》中罗刹盗取一双佛牙舍利的故事。“施钵”也显然是佛教意象。

欧阳修对佛教词汇、典故的运用，不仅是其丰赡才学的体现，也应当是其游历佛寺、结交禅僧从而学习了佛教文化的结果。

二、欧阳修诗中的佛禅观照

欧阳修诗歌中的佛寺、僧人、佛教词汇等佛教因素毕竟还只是表面，因为宋朝佛法昌盛，士大夫禅悦之风流行，与僧道交往成为一种时尚。处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个人很难摆脱佛教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已经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因素，并不足以说明人对佛法的主动接受。创作中体现出的佛心、佛性、佛门意趣才能更好地显示佛法对一位诗人深层次的影响。

上文提到，明道元年欧阳修同谢绛等人游嵩山时向僧人叩问真旨，而欧阳修正好于明道元年写出了不少体现了佛心禅悟的诗歌。如《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其六·宿广化寺》：“横槎渡深涧，披露采香薇。樵歌杂梵响，共向松林归。日落寒山惨，浮云随客衣。” 樵歌梵音共归松林，作者也渴望著抛却尘俗，归隐山林。《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其七·自菩提步月归广化寺》：“春岩瀑泉响，夜久山已寂。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 欧阳修在夜色中行走，只听到瀑布流动的声响衬得山林无比寂静。月色将千峰笼罩，万物众生了无差别。在回寺庙的途中有如此体验，诗人大概也有一刹那领悟到佛法精妙，达到了超然的禅宗世界。此诗不涉禅语，却处处显示出禅意。《嵩山十二首其十一·峻极寺》：“路入石门见，苍苍深霭间。云生石砌润，木老天风寒。客来依返照，徙倚听山蝉。”此诗选用枯淡意象，以山蝉声凸显空寂清寒的意境，颇有王维诗深远冲淡的风韵。诗人情感在景物中消亡了，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

其《竹间亭》诗云：“忘尔荣与利，脱尔冠与缨。还来寻鱼鸟，傍此水竹行。鸟语弄苍翠，鱼游玩清澄。而翁乃何为，独醉还自醒。三者各自适，要归亦同情。”在这首诗中，欧阳修描绘了一个鸟、鱼、 翁三者“各自适”、“亦同情”的世界，展现了一个物我无差别的和谐圆融境界。而这正是华严宗所宣扬的“事事无碍”观。体现了类似境界的诗篇还有《会峰亭》。此外还有《啼鸟》诗值得注意：“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在这里，欧阳修竟然否定了屈原執著而人生态度，嘲笑了屈原的忧愁和憔悴，只愿在醉中与花鸟相伴，超越尘俗，获得心灵的解脱。而屈原却正是符合儒家忠君思想的楷模。

欧阳修还有一些诗句显然体现了般若空观。如《春晚同应之偶至普明寺小饮作》“偶来林下径，共酌竹间亭。积雨添方沼，残花点绿萍。野阴侵席润，芳气袭人醒。禽鸟休惊顾，都忘兀尔形。”春晚之景中，人与客、花与鸟，似乎形成了一个圆融无碍的世界，没有固定的单一的独立体支配身心，一切事物都成了虚空，“都忘兀尔形”。在《龙兴寺小饮呈表臣元珍》中，欧阳修先描绘了“平日相从乐会文，博枭壶马占朋分”的热闹情景，细致描写了游戏之乐，最后却又在诗歌结尾处感叹“一樽万事皆毫末，蜾蠃螟蛉岂足云”，一切当下的欢乐戛然而止，万事万物皆是无常，体现了浓重的佛教思想。

南禅思想在欧诗中也有体现。如《琅琊山六题其四·班春亭》：“信马寻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辉。野僧不用相迎送，乘兴闲来兴尽归。”南宗禅与北宗禅相比，不重禅修，主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因而更加生活化、世俗化，欧诗中这样悠闲无争的状态，萧散自然的风度，随意而适、唯心任运的态度体现了南宗的生活哲学。

三、欧阳修接受佛禅的主观原因

欧阳修涉及寺庙、僧人题材的诗歌，大多具有佛心禅意，显然不仅仅是巧合。这些佛教思想，应当是诗人有意接受后的自我感悟。但是，我们并不能将欧阳修看做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把他诗歌中透露出的佛缘禅意全部看作其对佛法主动内化吸收的结果。欧阳修接受佛教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他受佛教影响的具体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除了宋代佛法盛行等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外，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特质都隐含著其诗歌受佛教影响的可能性。

（一）佛教题材、佛教思想在欧诗中的体现，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交游情况有著紧密的联系。天圣九年至景祐元年，欧阳修担任西京留守推官，在此期间，他入属钱惟演幕府，与尹洙、梅尧臣等人结交，组成了一个以钱惟演、谢绛为首的洛阳文人集团。钱惟演常召集幕僚举办诗酒宴会、结伴外出游玩。本来佛教就对宋代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宋代士人多近佛，加之錢氏与佛教有著很深的因缘，佛寺自然成了这群文人雅集的好去处，欧阳修《游龙门分题十五首》中几首有关广化寺的诗及《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饮饯梅圣俞分韵得亭高木叶下绝句五首》等诗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其中的佛教思想很大程度上应是耳濡目染的结果。

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被贬至峡州夷陵，与丁宝臣（元珍）过从甚密。丁宝臣常与欧阳修结伴游玩，欣赏夷陵山水，宽慰诗人仕途失意的寂寞。寺庙环境清幽，是一个排遣郁结的好去处，欧阳修在夷陵所写的游寺诗几乎都与丁宝臣有关，如《冬后三日陪丁元珍游东山寺》《龙兴寺小饮呈表臣元珍》《和丁宝臣游甘泉寺》等。

欧阳修与僧人的交往则集中在庆历年间，尤其是被贬滁州之后。欧阳修在新政中奋身敢言，得罪权贵，遭受排挤，庆历五年 （1045） 范仲淹主持变法失败，欧阳修被贬知滁州，再加上丧女之痛，他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他在这期间的诗作，总体上苦闷哀怨的情感却比在夷陵时淡薄得多，如上文提到的《琅琊山六题其四·班春亭》，满眼尽是恬淡自适的风神。这应该是欧阳修自觉接受佛老思想，主动排解和超越痛苦的结果。笔者认为，他在此之前的游寺诗更注重佛寺的排遣娱乐的功能，寺庙的场所意义比宗教色彩来得重要，与僧人的交往才是他主动接受佛法的表现。

（二）欧阳修的排佛特点隐含了对佛教的利用。宋朝佛教势力扩大到一定程度，给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带来了很大冲击，对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一股尊儒排佛的势力也因此生长起来，孙复《儒辱》、石介《怪说》《中国论》等文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欧阳修，自然也要紧跟这浪潮，努力复兴儒学。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为了巩固儒家思想地位，就必须采用坚决的姿态反对佛教势力。可以说，欧阳修排佛的立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现实针对性。

有研究者指出，宋代儒者包括欧阳修之反佛与唐代相比，并不纯出于异质文化的排斥，除了对民族文化的忧患意识，更多了几分冷静和文化整合的倾向。这种排佛特点隐含了欧阳修接受佛教的可能性，即基于现实需要将佛教这样一种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在非功利性的艺术领域，作为士人、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自然可以从佛教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佛法中寻求心灵慰藉。《宋代文学通论》也指出：“政治家对于佛教的排斥与作为个体的人的心灵对于佛教的接受，在欧阳修身上是可以共存的，只不过前者是可以公之于众，而后者则不足于与外人道而已。”欧阳修诗歌中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儒家思想是欧阳修的主导思想，欧阳修的排佛立场终其一生都是比较坚定的。但如果动态地考察其诗歌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对佛禅文化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一位排佛诗人的游寺诗、酬僧诗，展现了宋代佛教对世俗社会影响的广泛深远，其诗中的佛心禅意，则更鲜活地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的禅悦之风。一位排佛诗人对佛禅文化阶段性地接受和吸收，也显示出了一代宗师复杂的精神历程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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