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诗娴

【摘要】 2019年台湾地区悲剧爱情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在整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市场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该片虽具有翻拍“旧故事”、无创新的剧情设定及过于煽情化的情感渲染处理等方面不足，但电影中演员的选择与表演、细腻的情感表达、喜剧元素的加入、电影音乐的运用、交叉回忆叙事与重复线性叙事的叙事方式，使这部翻拍电影加入了再创作的新元素。同时，由于影片采用悲剧爱情题材、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以及电影宣发的配合，使其成为迄今在大陆票房成绩最好的台湾电影。这部电影的翻拍、再创造与市场探索，给予一直在大陆“水土不服”的台湾电影新的启示。

【关键词】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翻拍;再创作

一、翻拍与再创作：情感叙事与喜剧元素融入

“悲剧”是戏剧中的一个经典的母题，但近年来，中国电影较少有爱情悲剧故事。导演林孝谦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很多重病或殉情桥段，流传至今仍是经典，不是限于特定时代的风潮。[1]因此，他选择了悲剧爱情题材。以林孝谦导演以往的作品来看，从最开始的《街角的小王子》（2010），到《回到爱开始的地方》（2013），再到《五星级鱼干女》（2015），毫无疑问爱情电影是他作品的主要类型。林孝谦擅长在爱情片类型框架内不断创新求变，无论是命题之作，还是自主创作，都努力融汇新元素、新思维，糅合纯爱片、无厘头喜剧等类型元素，呈现出个性化的美学风格。[2]15-19在上述几部前作中，林孝谦尝试了唯美浪漫的爱情、神经喜剧风格的爱情，而在这次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他以自己多年来对于爱情题材电影的掌握，将一个“旧故事”再创作并且重新演绎。《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翻拍自韩国2009年的同名电影，以21世纪初《蓝色生死恋》为代表的“韩式”爱情悲剧故事情节的设定，于当下对影视作品有越来越高审美要求的观众而言，其并无创新的剧情模式及过于煽情化的情感渲染处理是这类电影的明显缺陷。但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演员的选择与表演、细腻的情感表达、喜剧元素的加入、电影音乐的运用、交叉回忆叙事与重复线性叙事的叙事方式，使这部翻拍电影加入了再创造的新元素。

首先，在角色设定与演员选择上，刘以豪、陈意涵作为本片的男女主演，两位演员的形象气质都较为符合人物性格特点，剧中表演也都可圈可点，尤其是陈意涵演出了立体的活泼动人的女主角形象，两位主演的表演很到位地呈现了真挚不渝的爱情及为爱隐忍的人物性格。与此同时，两位演员的表演较具有情感的感染力，这也是电影之所以能使众多观众纷纷落泪的最主要原因。源于21世纪初的台湾青春偶像剧，培养出了众多青年偶像明星，这批青年偶像明星多拥有良好的形象气质、情感饱满，擅长于青春、成长、爱情题材影视作品的表演，因而能较好地掌握这类题材作品。在配角的设置上，原版的配角形象较为扁平化，新版则将吴映洁饰演的活泼的小猫女个性强化，成为剧中的一个亮点和喜剧符号，整体人物形象较原版更为丰富。但是，为了尽可能突出男女主角的情感，电影将原版中知情且选择隐忍牺牲的牙医，设定为到最后才得知真相，反倒削弱了故事的说服力。

其次，尽管电影的情节与场景几乎照搬原作，但电影对男女主角情感发展历程的刻画与铺陈优于原作，这也得益于导演林孝谦与编剧吕安弦多年来对爱情题材电影的积累与掌握。电影在男女主角的情感积累和推展部分用了比原作更大的篇幅，以紧凑的情节与丰富的细节，以众多电影符号的运用刻画情感。在摄影与美术设计上，电影以雨天表现主角的内心隐藏的故事，以窗户和镜面的雾气营造梦幻的感觉，以拥挤的二人居住的家表现回忆和爱情的积累，以绿色的墙体呼应男主角的性格。[1]经典场景如婚礼、女主角追车成为最主要的悲伤情绪营造点。在婚礼场景中，电影穿插进男女主角的对话回忆、男主角的旁白，情绪铺排强于原作;同时在最后还增加了医院以及二人回家后对话的场景，相较原作做了更进一步的煽情化处理。情绪的铺陈、剧情的设置以及细节的修改，都使得整部电影的叙事和情感推进更加流畅到位。在叙事方式上，电影运用男女主角两条线索的交叉回忆叙事与重复线性叙事的叙事方式，使得故事叙述具有层次感和反转性。

第三，原作可谓是一部纯粹的悲剧电影，而新版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增加不少喜剧元素。在林孝谦导演的前作《五星级鱼干女》中，电影以拼贴的手法、喜剧爱情的类型隐射了多元文化的台湾，其中运用了大量的喜剧元素，由该电影可以看出导演对于喜剧手法的运用已相对成熟。喜剧元素的运用从开场A-Lin演唱的歌词“宝宝吓到吃手手”开始，另外则主要设定在女主角Cream和小猫女Bonnie两个人物身上，在Cream与K、牙医的互动中，通过喜剧元素展现Cream活泼可爱的个性，而小猫女Bonnie更是全剧的一个主要的喜剧符号，她的形象造型夸张，以破音录制“猫炸弹 bomb bomb”、与cream吵架和打架的场景设置等，均使得全剧在悲剧基调上增加了部分喜剧元素，使喜剧元素穿插在整部电影中，成为电影的情绪调和剂。新版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将原作浓重的悲剧色彩，转变为“悲喜交加”，让观众喜中有悲、悲中带喜，对观众情绪的酝酿和推展拿捏得更加到位。

第四，电影对于音乐的运用恰到好处。流行音乐的运用一直是台湾地区电影擅长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电影主题曲《那些年》、《我的少女时代》的电影主题曲《小幸运》均因动人的旋律和与电影主题契合的歌词而随着电影上映传唱、走红。《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以流行歌手A-lin本色扮演电影中的歌手A-lin，以其歌声开篇，又以其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有一种悲伤》渲染电影悲剧情绪，这首曲子也因电影而走红。在回忆、婚礼等场景，电影选用舒缓忧伤的音乐旋律衬托人物心境。此外，以小猫女演唱的音乐作为喜剧气氛的调和，电影很好地运用了音乐元素，并以音乐作为“喜”与“悲”之间的转换和调节。

二、市场探索：大陆迄今最卖座的台湾电影

在整个中国电影市场，《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都取得较好的票房成绩。在台湾地区本土市場，电影以2.2亿新台币票房（1）夺得2018年台湾地区华语电影票房冠军。从近十年的台湾地区电影票房市场来看，自2008年《海角七号》、2011年《赛德克巴莱》、2013年《大尾鲈鳗》以及2015年《我的少女时代》之后，在贺岁电影难以带动票房、青春成长怀旧电影趋于同质化的市场情境下，本土电影开始重新陷入2008年之前的困境，甚至被挤出年度票房市场前十名。虽然2018年台湾地区票房前十名均被好莱坞电影包揽（2），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斩获2.2亿新台币票房，相较于2017年仅过亿的华语电影票房冠军《红衣小女孩2》，以及2016年同样2.2亿票房的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叶问3》而言，《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已经是近两年在台上映的本土电影的最好成绩。（3）而在香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也是闯进了年度排行前三的华语电影。（4）

在大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取得9.58亿的票房佳绩（5），创下史上台湾电影在大陆上映的最高票房纪录，并远超排名第二的《我的少女时代》（2015）的3.6亿元。台湾地区电影（无论是两岸合拍片或纯引进）多年来在大陆的票房均较为惨淡，不少在台湾市场上卖座的电影都难以在大陆市场上取得票房佳绩，就连有大陆制作方参与的合拍片，虽在编剧、创作等方面充分考虑大陆市场，亦都收效甚微。迄今为止在大陆上映票房过亿的台湾电影几乎都是爱情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主要有《爱》（2012）1.4亿、《天台爱情》（2013）1.2亿、《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2014）2亿、《我的少女时代》（2015）3.6亿等极少数（6），票房也基本仅是过亿，并且全部都是两岸合拍片。也就是说，《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是首部大陆票房破亿的台湾地区电影，难得之处在于，该电影并非两岸合拍电影，其制片、出品均为台湾地区公司，主创均来自台湾且拍摄也在台湾完成，这部电影与上述几部破亿两岸合拍电影相比，属于小成本、小制作的本土电影，但本片在大陆的票房相较于之前的几部破亿票房合拍电影有较大幅度提升。

总结而言，《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在整个中国市场取得不俗票房成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以爱情题材电影来说，近年来华语电影圈尤其是中国大陆市场的爱情电影多以喜剧电影、青春成长怀旧电影等类型为主，极少见悲剧爱情电影。以2018年大陆地区票房破10亿的爱情电影為例，爱情喜剧如《前任3：再见前任》（2018），青春成长怀旧电影如《后来的我们》（2018）等均呈现一定的类型同质化，《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悲剧类型在近年来大荧幕上映的爱情电影中尚属少见，因此电影虽翻拍自十年前的韩国电影，但华语观众对于悲剧爱情电影这一类型仍有一定的新鲜感与观影兴趣。从票房成绩来说，《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悲剧选题与翻拍是一个勇敢而且成功的尝试。

其次，《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不具有任何地点置入、时代信息、政治隐喻以及地方文化符号，这是台湾电影能够在大陆票房飘红的一个重要原因。以2016年在台湾地区取得破亿新台币票房的贺岁电影《大尾鲈鳗2》为例，该电影为台湾本土产制，电影片名“大尾鲈鳗”也来自闽南语，该电影改名为《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于2017年6月在大陆上映，但仅获得770万票房成绩（7）。究其原因，主要是片中过多的闽南语方言、俚语及其普通话翻译，由于其地方语言文化特点，其中的喜剧笑点难以转化，大陆观众对其中笑点不明所以;另一方面，喜剧明星猪哥亮在台湾地区很具有人气和票房吸引力，但在大陆却没有人气基础。而在台湾获得8亿新台币票房成绩的《赛德克巴莱》（上、下集合计），在大陆仅获得1653万票房（8），这与其过于浓厚的本土历史文化在大陆市场难以被消化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大陆引进的台湾电影乃至两岸合拍电影，几乎很难受到大陆观众的青睐，例如近年来上映前很被看好的《大喜临门》（2015）、《对风说爱你》（2015）、《健忘村》（2017）、《52赫兹，我爱你》（2017）在大陆分别只拿到766万、278万、1600万和137万票房（9），这四部电影中沉重的历史表述、晦涩的政治隐喻以及过度强化的本土文化特点，都使大陆观众失去观影兴趣。更有甚者，2018年在大陆上映的台湾引进片与两岸合拍片的票房均未超过百万人民币。在大陆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台湾地区电影几乎都因为在大陆“水土不服”而难分到一杯羹。

自2015年两岸合拍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获得3.6亿（10）人民币的票房收入后，“台式”青春成长爱情题材电影在大陆地区显出疲态。2019年情人节档，由《我的少女时代》导演陈玉珊执导的《一吻定情》，在大陆仅获得1.7亿人民币票房（11），未能延续前作的票房佳绩。《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能在大陆取得票房佳绩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延续了之前破亿合拍电影的特点——商业化的爱情类型片，且不带入任何台湾本土文化元素、不具有任何城市或在地特点、没有任何沉重的历史和政治隐喻。情感是最具共性不受地域区分的，爱情故事又是台湾导演较为擅长讲述的，又较符合台湾本土电影低成本制作的特点，同时也是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最具有优势的一种类型。《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这部小成本、小制作且没有大流量明星主演的电影，成为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探索。

第三，《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电影营销与宣传也做得可圈可点。以其在大陆地区的路演活动为例，电影方抓住年轻观众为主要观影群众的特征，在路演时均选择高校为主要宣传活动的举办地，通过“哭哭抱抱举高高”的主题路演活动，在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众多高校形成一定的口碑效应，在路演活动中充分运用男主角刘以豪的人气，举行一定的互动环节并赠送电影周边产品，推动路演活动气氛。在宣传海报及文案设定上，以男女主角特写、表情突出情感，以“哭爆亚洲”“泪崩”“催泪弹”“唯一观影提示：请带足纸巾”为宣传卖点，通过精准的宣传策略，赚足观众尤其是年轻女观众这一主要群体的观影兴趣。

三、结论：台湾电影在大陆的更多可能性

综上所述，从《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以及2010年两岸签订“ECFA”协议以来在大陆上映的台湾引进电影及两岸合拍电影来看，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卖座的关键因素有：首先，电影卖座的主要优势题材仍在爱情和青春成长题材，这类题材电影延续了台湾青春偶像剧清新的美学风格，在大陆乃至亚洲地区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涉及过多台湾地区在地文化与本土性、两岸之间的历史政治话题等，由于一定程度的文化异质性而在大陆地区较难以被观众接受。其次，台湾地区电影特有的美学风格、由“偶像剧”成长起来的一批形象气质良好的年轻演员、流行音乐等，都是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卖座的重要推动力。

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这部翻拍电影本身来看，它充分利用上述优势特点，以一个不具备选题新意的“旧故事”的再创作、再推动与重新演绎，在爱情喜剧与青春怀旧爱情电影当道的市场中，以一个少见的悲剧爱情电影，实现了如宣发所言的“哭爆亚洲”的效应。《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在大陆的卖座成为两岸电影协同发展历史上的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给予台湾电影和两岸合拍电影很好的启示，这部电影在大陆获得9.58亿票房，成为台湾电影进入大陆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为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两岸影视产业密切合作和共融互利的当下，两岸合拍电影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