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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延庆军都山山戎墓地尖首刀币

2020-04-28

中国钱币 2020年5期
关键词:墓葬青铜墓地

1985-1991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延庆军都山东周时期文化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并选定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垙三处墓地作了科学发掘。三处墓地出土文物多达6 万余件,因所出文物与其它文化不同,被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在玉皇庙、葫芦沟两处墓地中,出土了尖首刀币9 枚,其中玉皇庙墓地3 枚、葫芦沟6 枚;同时,还出土尖首刀币柄形坠饰9 件,二者合计18 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考古队对尖首刀币及尖首刀币柄形坠饰形制、出土位置等作了详尽的记录,并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虽然尖首刀币及柄形坠饰数量较少,在出土文物中所占比例较小,但出土年代、位置明确,对早期尖首刀币的研究乃至东周时期北方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该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如靳枫毅[1]、陈平[2]、林沄[3]等先生曾对这些尖首刀币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本文通过对考古发掘材料的梳理,并结合钱币学研究方法,对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的形制、随葬的原因、尖首刀币与削刀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概况

军都山墓地出土的9 枚尖首刀币中,有8 枚较为完整,具体情况列表如下(图1,表1)。该批尖首刀币形制较为接近,均为阔折尖、方折尾,弧形刀背中间有铸缝,柄饰有加强筋,扣环首[4]。按其形制,大致可分为两式。I 式,刀体较大,弧背、凹刃,首刃斜坡较长,且略有内凹;刀刃较薄且起隐廓或廓线不明显,刀背两面外廓线较高,均断于刀柄交接处;刀柄上宽下窄,正背两面各有两条凸起的直线;刀环圆形或椭圆形;部分刀币正面或背面铸有单个文字。表1 中序号为1、3~7 属该型。II 式(序号2、8),与I 式基本相同,刀体略短小,刀首较窄,刀柄较短,刀背两面廓线略低,其中一枚铸有单个文字。此9 枚尖首刀币与黄锡全先生尖首刀分类中乙型类似,但I 式刀背外廓凸厚,又具有甲型尖首刀特征[5]。该币形制较为原始,应属较早的尖首刀币。它们出土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中,说明至迟春秋晚期生活在延庆地区的山戎人已经开始出现尖首刀币。

图1 胡芦沟、玉皇庙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尖首刀

北京其他地区相继出土过类似的尖首刀币。如2006 年,门头沟马刨泉一建筑工地,出土了10 余枚尖首刀币,黄锡全先生将其分为三式:马刨泉环椭式、修长式、环圆式[6]。前两式刀体、重量较大,刀身、刀柄上下宽度差别较小。马刨泉环圆式刀身略小,刀身、刀柄上下宽度相差较大,且刀面也出现铭文,这些特征与葫芦沟、玉皇庙出土的尖首刀币相似。此外,首都博物馆藏的尖首刀币中,也发现一批形制、锈色相同的尖首刀币,弧背、凹刃,首刃出现内凹,刀背外廓、刀柄两直线凸起,刀柄上宽下窄[7]。该币与玉皇庙、葫芦沟出土的尖首刀币应属同一类型。

此外,河北、山西、辽宁等省近年来陆续发现较多的尖首刀币,其中有些与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形制较为接近。如河北平山三汲古城遗址出土56 枚尖首刀币,不仅形制与军都山墓地尖首刀币类似,而且刀币铭文中也出现“王”“”等字[8]。河北怀涞境内先后发现5 枚原始尖首刀币,形制与玉皇庙文化出土尖首刀币相近,其中2 枚略大且更原始[9]。怀涞与延庆玉皇庙距离较近,两地的尖首刀币应该有关系。再如1996 年,山西盂县发现一批尖首刀币,刀体较大,凹刀刃、弧背状,刀刃部较薄,刀脊外廓较厚,刀身与刀柄上宽下窄。刀币面文多一字,也有二字的,其中也发现“王”“己”“”字。该币与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形制相近,仅部分刀体略小[10]。

我们看到,军都山墓地尖首刀币形制较为原始,制作精细,应属早期尖首刀币。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在北京其它地区也有发现,同时在河北、山西等地也有出土,说明此类尖首刀币铸造数量较多,出现范围也较广。

表1 玉皇庙[11]、葫芦沟[12]东周墓地出土尖首刀币统计表 (单位:mm)

二 关于军都山墓地尖首刀币的几点讨论

1.尖首刀币是青铜削刀的替代品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随葬货币的习俗。如1976 年长安县铜网厂西南西周墓铜器、陶器内出土贝币[13]。再如中山国灵寿城春秋至战国早期的中山鲜虞族墓葬内,随葬较多尖首刀币,少者有20 余枚,多者达1000 余枚[14]。这些贝币及尖首刀币明显是以财富或货币的形式随葬的。

延庆军都山墓地也发现了较多的贝币,不过根据出土的位置推测是作为饰物随葬的。上文提及的尖首刀币柄形坠9 枚,也多出现在颈部、胸部、腰椎等处,且与玛瑙珠等穿成一串,很明显也系装饰品。这些尖首刀币是否也是装饰,或是随葬的货币呢?从尖首刀币出土墓葬的规格、墓主性别、位置及相关信息分析,军都山墓地出土的尖首刀不是作为装饰品或货币随葬的,而是青铜削刀的替代品。

首先,从随葬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墓葬分布及墓主性别审视,二者基本一致。军都山墓地出土青铜削刀较多,仅玉皇庙、葫芦沟两处墓地出土了157 件,分别出自157 座墓葬,每墓一件。其中,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削刀137 件,男性墓随葬青铜削刀共111 件,女性墓有17 件,孩童墓仅5 件,性别不清的4 件;葫芦沟墓地出土青铜削刀20 件,男性墓18件,女性墓仅有2 件。总体上看,随葬青铜削刀的墓葬中,男性墓多达129 座,占随葬青铜削刀墓葬总数的82.2%;女性墓19 件,约占12.1%;孩童墓5 件,仅占3.2%。由此可见,青铜削刀主要是男性的生产工具和随葬品。该墓葬中出土的尖首刀币也有类似的现象。葫芦沟、玉皇庙墓葬共出土尖首刀币9 枚(表2),分别出自9 个墓葬,也是每墓仅有一枚。从尖首刀币墓主性别看,男性墓多达7 例,占随葬尖首刀币墓葬总数的77.8%;另2 例为少儿墓,占22.2%;女性墓葬中未发现尖首刀币。可见,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均为一墓一件,且主要出自男性墓葬,同时二者也未出现在同一墓葬。与上文提到的中山国灵寿城春秋至战国时期墓葬随葬尖首刀币多达数十、甚至上千枚相比,军都山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有明显的不同。

表2 葫芦沟、玉皇庙墓地尖首刀币出土情况表

其次,从尖首刀币出土位置分析,与青铜削刀也基本相符。玉皇庙墓地出土的137 件青铜削刀中,119 件出于死者的左、右腰间及其左、右髋骨部位,占随葬青铜削刀总数的86.8%;出于其它部位18 件,仅占13.2%[15]。葫芦沟墓地出土的20 件青铜削刀中,13 件出土于左、右腰间或右髋骨内侧部位,占随葬青铜削刀总数的65%,其它部位有7 枚,占35%[16]。玉皇庙与葫芦沟墓地类似,随葬的青铜削刀八成以上出于腰间及髋骨部位,可能与青铜削刀的佩戴方式有关。从表2 看,尖首刀币出土位置也有类似的规律。玉皇庙墓地出土的3 枚尖首刀币,其中有2 枚位于左、右腰间的尺骨与髋骨部位,刀尖朝下;另一枚在左胸部。葫芦沟墓地出土的6 枚尖首刀币中,4 枚男性墓中的尖首刀币均在左、右腰间的尺骨、髋骨或桡骨等部位,两座少儿墓中的尖首刀币在左股骨上端或内侧。葫芦沟、玉皇庙墓地尖首刀币陈放位置接近,均有三分之二的尖首刀币置于左右腰间(尺骨、髋骨及桡骨部位)。而处于其它部位的仅3 枚,其中YYM380 墓尖首刀币发现于左胸椎以上5 厘米淤土中,很可能已经不在原始位置;YHM 44:5、YHM 87:4 墓两枚尖首刀币在左股骨内侧,但两墓均为少儿墓,尖首刀币位置与其它墓略有差别。总体上看,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在墓中陈放位置较为接近,这种位置的相近关系应该不是偶然的。

再次,军都山墓地青铜短剑与青铜削刀基本成组出土,同时也发现尖首刀币与青铜短剑同时出现的现象。葫芦沟墓地出土青铜短剑9 件,每墓一件。该9 座墓葬中,有8 座墓还同时随葬青铜削刀;仅YHM30 墓出土青铜短剑,未发现青铜削刀[17]。但YHM30 墓曾遭到破坏,部分文物系大队干部上交延庆县文物管理所而来[18]。因此,该墓文物可能有遗漏,应该也随葬青铜削刀。玉皇庙墓地共出土青铜短剑86 件(每墓1 件),其中85 件与青铜削刀同出;仅YYM164 墓出土青铜短剑,未发现青铜削刀[19]。该两处墓地出土青铜短剑的95 座墓葬中,除YHM30 未定论外,93 座墓葬同时随葬有青铜削刀。可见,青铜短剑与青铜削刀是随葬器物的一种固定组合,其中YYM164 墓是一个例外,打破了青铜短剑与青铜削刀组合的惯例。不过,虽然在YYM164 墓中未发现青铜削刀,但该墓中随葬尖首刀币。从该墓青铜短剑与尖首刀币出土位置看,青铜短剑位于死者右侧腰间至右髋骨前缘;在短剑右侧、右尺骨内侧,出尖首刀币1 枚,剑锋、刀锋均朝下[20]。二者所处位置与青铜短剑、青铜削刀位置关系一致。因此,YYM164 墓随葬尖首刀币,明显是青铜削刀的替代品。

此外,葫芦沟墓地尖首刀币的附属出土物与青铜削刀有相同的特点。葫芦沟墓地的尖首刀币,多有附属物伴出。在该墓地出土的6 件尖首刀币中,有4 件尖首刀币的表面、身下及周围,发现遗有腐朽的黑色皮囊灰痕,说明这些刀币是装入皮囊内随葬的。尖首刀币装入皮囊入葬,与同时期随葬或窖藏钱币存放方式有异。从先秦货币出土情况看,通常将一定数量货币以绳或藤条等捆扎存放。如战国中山灵寿城出土尖首刀币14 捆,每捆100 枚,共计1400 枚[21]。再如,1983 年北京延庆县城关公社米家堡村、房山区南韩继村出土明刀5 捆,以绳贯刀环[22]。1986 年,河北遵化县出土尖首刀币16 公斤,刀币分别以25 或50 枚为一捆,用绳穿成捆的[23]。葫芦沟墓地尖首刀币配以皮囊随葬,造价较高,似乎另有用意。

葫芦沟墓地出土的青铜削刀也配有皮囊现象。如YHM35 墓随葬的青铜削刀、青铜短剑、青铜锥之间,遗有一层腐朽的黑色皮囊痕迹,可以判知青铜削刀、青铜短剑与青铜锥等,在入葬时是装入皮囊中的[24]。再如YHM131 墓中,青铜削刀身上、下及其周围,遗有腐朽的黑色皮囊灰痕,推测应是皮革刀鞘的遗痕[25]。因此,上例中青铜削刀均配有刀鞘埋葬的,不仅如此,青铜短剑、青铜锥等较为锋利的器物亦如是。这些青铜剑锋、刀刃较锋利,装入皮革剑鞘、刀鞘中,方便携带。青铜短剑、青铜削刀等装入皮囊随葬,应是日常生活中佩戴方式的反映。尖首刀币不仅与青铜削刀形似,连配备的皮制装具都一样,进一步说明它不是以钱币的形式入葬的,而是青铜削刀的替代品。

总之,军都山墓地尖首刀币大多出土于男性墓葬,且每墓一枚;尖首刀币通常放置于死者的腰间,甚至有些尖首刀币还配备皮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葫芦沟、玉皇庙墓地94座(未包括遭到破坏的YHM30 墓)随葬青铜短剑的墓葬,93 座还随葬青铜削刀,唯一未发现青铜削刀的墓葬出土了尖首刀币。这些特征与随葬的青铜削刀基本相符,充分说明尖首刀币是青铜削刀的替代品。

2.尖首刀币替代青铜削刀原因

在玉皇庙文化中,青铜削刀是重要的青铜生产工具,也是男性墓葬主要随葬器物之一。葫芦沟、玉皇庙墓地共出土青铜削刀数量多(157 件),使用时间较长,自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后段。

青铜削刀在墓葬中出现的比例,与墓葬的级别有关。军都山墓地中,按墓圹长、宽、深规格的差异,将墓葬分为8 个级别:甲(A)、甲(B)、乙(A)、乙(B)、丙(A)、丙(B)、丙(C)、丁级。其中,甲(A)、甲(B)属于大型墓葬;乙(A)、乙(B)属于中型墓;丙(A)、丙(B)、丙(C)属小型墓葬;而丁级属于末级小型浅穴土坑墓。玉皇庙和葫芦沟墓地出土青铜削刀分布范围较广,各个级别墓葬中均有发现。但不同级别墓葬出土青铜削刀所占比例不同。从高级别到低级别,随着墓葬级别的降低,随葬青铜削刀的所占比例逐步下降[26]。如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削刀,级别较高的甲级男性墓随葬青铜削刀为100%;乙级男性墓随葬青铜削刀比例89.06%;丙级男性墓比例降至51.25%;丁级男性墓葬中青铜削刀比例最低,仅为23.08%[27]。我们看到,墓葬规格越高,其男性墓随葬的青铜削刀比例越大,推测青铜削刀的随葬比例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或拥有的财产多寡有关。

尖首刀币作为青铜削刀的替代品,在墓葬中的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表2 可知,葫芦沟、玉皇庙墓地出土9 枚尖首刀币分布情况相近,均是出土于丙及丁级小型墓葬,尤以最小的丁级墓葬为多。其中,丙(B)级3 例、丙(C)级2 例、丁级4 例。而丙(A)及以上级别墓葬中,未发现尖首刀币。可见尖首刀币在不同级别的墓葬中出现的比例也有差别,墓葬级别越低,男性墓出现尖首刀币的比例越大。

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在男性墓葬分布均与墓葬级别有关,但前者随着级别的降低而增大,后者与之相反,墓葬级别越高所占比例越大。这种分布特点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

青铜削刀是山戎人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较为贵重的物品之一,男性是主要的使用者。军都山墓地规格级别较高的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较高,占有的生产资料相对较多,因此级别越高的男性墓随葬青铜削刀的比例越高。而级别较低的墓主社会地位较低,青铜削刀的占有率相对较低,无力随葬青铜削刀,或是不舍得将生前所用的削刀随葬,故这些小型和末级小型墓葬随葬青铜削刀的比例较小。

尖首刀币形似青铜削刀,但重量远低于后者。如玉皇庙墓地出土的3 枚尖首刀币重约14g;该墓地统计的128 件青铜削刀,106 件高于30g(其中36 件高于50g),仅22 件低于30g[28]。此外,青铜削刀是实用性工具,其合金配比、铸造及后期制作工艺要求更高。因此尖首刀币的价值要远低于青铜削刀。于是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选择尖首刀币作为青铜削刀的替代品。军都山墓葬中出现尖首刀币,是玉皇庙文化随葬青铜削刀习俗的反映。部分尖首刀币甚至装入皮囊入葬,进一步说明尖首刀币仅是青铜削刀的替代品。二者形式上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之所以低级别墓葬随葬尖首刀币,主要与墓主的社会地位较低、经济实力较差有关。

尖首刀币柄形坠也有与尖首刀币相近的分布特点。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柄形坠9件,玉皇庙墓地出土4 件(YYM138、358、381、375),每墓1 件,均为尖首刀币柄部残件[29]。葫芦沟墓地出土5 件尖首刀币柄形坠(YHM100、130、152、179:9、181),也是每墓1 件[30]。两处墓地的尖首刀币柄经打磨加工制作而成,且出土部位及相关伴出物看,该尖首刀币柄均为坠饰。两处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柄形坠墓葬规格较为接近,均属小型及以下墓葬,其中丙(A)级2 座、丙(B)级1 座、丙(C)级2 座、丁级5 座。这一点与随葬尖首刀币墓葬规格(表2)类似,说明较低规格墓葬的主人较为珍视尖首刀币或柄形坠,并将其作为随葬品。

我们看到,军都山墓地尖首刀币或柄形坠基本出土于级别较低的小型墓葬,反映出当时尖首刀币使用较为广泛,即使经济实力较低的人群也拥有或使用尖首刀币。两处出土的尖首刀币柄形坠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其中玉皇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柄形坠(标本YYM138:6)出现年代最早,属于春秋晚期前段墓葬,其余均在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初期。可见,至迟春秋晚期前段延庆地区的山戎族已经出现尖首刀币,春秋晚期后段使用更广。军都山墓地尖首刀币及柄形坠的出现,正是尖首刀币普遍使用的反映,不过山戎人仅是将该币作为随葬品而不是流通货币使用的。

3.关于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形制相似问题

军都山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形似青铜削刀,且在同一墓地出现,引起了考古和钱币学者的重视。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有何关系呢?

玉皇庙墓地出土的青铜削刀数量较多,资料较为完整和系统,其形制的发展脉络也较为清晰。其中,春秋晚期的XIV 型IV 式、V 式青铜削刀弧背凹刃、环首,刀首较宽,刀身与刀柄间夹角成直角,刀柄与环首为扣环首,刀脊有明显铸缝,刀柄正背面有两道加强筋[31]。这些特征与尖首刀币较为接近(图2),不同之处是尖首刀币不开刃,且体长略短、重量较轻。因二者共存于同一墓地,且型式演进轨迹有序可循,靳枫毅先生推测这种尖首刀币可能源于山戎文化日常必备的生活工具青铜削刀[32]。

河北、山西等地区出土的尖首刀币形制也有类似青铜削刀现象。如春秋中晚期中山鲜虞族墓出土大型尖首刀币4 枚,形体较大,弧背凹刃,刀首较宽,刃部薄于刀面;刀首作斜坡状,刀首和刃部无郭;该型尖首刀币近似当时的青铜削刀[33]。此外,该地战国早期中山鲜虞族墓出土大量中型尖首刀币,形体、刀首略小,通长155-165mm,刀首宽20、刀尾宽14-15mm;同时期出土青铜削刀弧背、凹刃,环首柄,刀身与刀柄成直角,刀柄有两道棱线,刀身通长170,首宽20mm[34]。该时期出土的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形制、规格基本相同(图3)。可见,中山鲜虞族墓不同时期出土的不同型号尖首刀币均发现形制相近的青铜削刀。再如,在河北、山西等地一带陆续发现一些原始尖首刀币与其形制相近的青铜削刀[35]。

我们看到,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均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形制相似现象。青铜削刀的出现与使用远早于尖首刀币,二者形制相近,说明早期尖首刀币形制的确定与当时青铜削刀的广泛使用关系密切。从现有的发掘的材料看,尖首刀币应是模仿青铜削刀的形制铸造而成的。

图2 玉皇庙墓地青铜削刀与尖首刀币

首先,尖首刀币仅是早期货币形式之一。在尖首刀币出现之前,中国已开始使用贝币,且使用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商周时期的墓葬、窖藏等出土了大量的贝币,少则数枚、多则成百上千枚。如北京门头沟清水乡燕家台村龙门涧商代窖藏中,发现贝币100 余枚[36];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贝币多达6680 余枚[37]。从相关文献及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中,也有较多赏赐贝币的记载。因此,商周时期贝币已经成为流通范围较广的货币[38]。而尖首刀币的出现较晚,约出现于春秋中晚期。此时,中原地区的布币也已出现。可见,尖首刀币与布币一样仅是当时流通货币的一种,均为货币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式之一。

图3 战国早期中山鲜虞族墓青铜削刀与尖首刀币

其次,尖首刀币系仿照青铜削刀的形制铸造的,而非由后者演化而成。青铜削刀质量变化较大,制作成本较高,不适于作为货币流通。从现有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各地先秦时期窖藏、墓葬出土的成批尖首刀币中,并未发现混有青铜削刀,说明青铜削刀不是流通货币。前文已及,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土的尖首刀币均与当时的青铜削刀形制类似,前者明显是模仿后者的外形。此外,中山国鲜虞族墓地发现了“成白”刀与铁削刀形制接近的例子。如1980 年战国时期中山国灵寿城址五号遗址出土一批“成白”刀币,经整理统计有1500 余枚。该币钝首、刃微凹,刀面郭线较高,刀柄上多有一道脊线,环首柄;其中一枚(图4-1)刀长135、宽15mm,重约15g[39]。该城址内发现残铁削刀6 件,弧背、凹刃,环柄;其中一件(图4-2)通长115、宽18mm[40]。我们看到,“成白”刀币与铁削刀形制、大小均较为接近。“成白”刀币系战国时期中山国所铸,其形制与铁削刀相近,但材质不同,显然“成白”刀币不是由实用铁削刀演化而来,进一步说明尖首刀币从实用青铜削刀转化而来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图4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铁削刀与“成白”刀币

尖首刀币系仿青铜削刀形制铸造而成,但在尖首刀币流通过程中,二者的影响也有可能是相互的。随着尖首刀币的广为流通,其形制也受到人们的喜爱,进而影响青铜或铁削刀的外观。北京延庆军都山墓地出土的尖首刀币不是最原始的刀币,战国早期中山国鲜虞族城址出土中型尖首刀币时代略晚,器型也略小。这些年代较晚的尖首刀币与同时出土的青铜削刀形制接近,很有可能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

三 结语

北京延庆军都山墓地出土尖首刀币与当时的经济、文化等有较大的关系。首先,军都山墓地出现尖首刀币与其丧葬文化关系密切。该墓地男性墓中有随葬青铜削刀的习俗,尖首刀币形似青铜削刀,有些规格级别较低的墓葬,以尖首刀币替代青铜削刀入葬。其次,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尖首刀币出现于延庆地区。该地的尖首刀币虽然不是最原始的刀币,但其时代较早,说明延庆地区是早期出现尖首刀币的地区之一。再次,北京延庆军都山墓葬出土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形似外,河北、山西等地春秋战国窖藏或墓葬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说明早期的尖首刀币与青铜削刀有一定的关系,前者应是模仿后者形制铸造而成。不过,目前各地都未发现尖首刀币铸范,早期尖首刀币源于何处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

注释:

[1]靳枫毅:《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8),第17-35 页。

[2]陈平:《从军都山山戎族墓地的发现谈尖首刀的起源和国别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106-116 页。

[3]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中国钱币论文集》,第94-105 页。

[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第1189 页。

[5]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第204-206 页。

[6]黄锡全、赵志鹏:《记近期发现的尖首刀针首刀》,《中国钱币》,2008(2),第3-7 页。

[7]王显国:《试析北京地区出土尖首刀与早期明刀》,《戎刀燕币—尖首刀溯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6,第159-165 页。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66-168 页。

[9][35]田光、赵志鹏:《记新见数枚削刀和原始刀币》,《中国钱币》,2005(2),第10-12 页。

[10]唐晋源:《山西盂县发现一批尖首刀》,《中国钱币》,1982(2),第48-51 页。

[1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三)》,第1292 页。

[1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第308 页。

[13]王长哲、高曼:《西周时期的贝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3),第45 页。

[14]陈应祺:《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货币研究》,《中国钱币》,1995(2),第11 页。

[1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第169 页。

[16]同[12],第63 页。

[17]同[12],第61-64 页。

[18]同[12],第107 页。

[19]同[15],第166-176 页。

[2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第680 页。

[2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第266 页。

[22]高桂云:《建国以来北京出土先秦货币综述》,《中国钱币》,1990(3),第37 页。

[23]刘振、刘大文:《河北遵化县出土窖藏尖首刀》,《中国钱币》,1994(2)。

[24]同[21],第114 页。

[25]同[21],第220 页。

[26]同[21],第280 页。

[27]同[20],第1077-1078 页。

[28]同[20],第1073 页。

[29]同[4],第1212-1213 页。

[30]同[12],第296 页。

[31]王继红:《北京考古史·东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8 页。

[32]靳枫毅:《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8),第31 页。

[3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第257 页。

[34]同[33],第68-88 页。

[36]苏天钧:《北京考古集成》,北京出版社,2000,第520 页。

[37]易继志、陈小荣:《试论贝币在我国的行用》,《金融教学与研究》,2008(3),第79-82 页。

[38]赖阳东:《浅谈贝币在我国的发展历程》,《黑龙江史志》,2014(21),第23 页。

[39]同[14],第13 页。

[40]同[33],第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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