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记述与樊洪业先生的5次合作， 回忆他严谨、细致、认真的治学精神，以及待人的热情、敦厚、坦荡品格。

关键词   樊洪业   合作   任鸿隽文存   竺可桢全集 辞海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早看到樊洪业的名字，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读本科期间，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名单上面。留心并记住了樊洪业，是因为他与金观涛、刘青峰合写的那篇著名文章，以及当时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

遥见樊老师是1996年4月，在新大都饭店举行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庆，樊老师在会上发表了祝词，印象颇深。当年11月，我为即将到来的商务印书馆100周年庆而赶写“商务印书馆： 引进现代科学的桥梁——从《科学大纲》谈起”一文，查阅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汉译《科学大纲》方面的资料，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杂志潘友星先生的提醒、敦促下，自然免不了要去请教樊老师。在樊老师“润物无声”般影响下，11月我在记事本上暗暗发了4项宏愿： 以后要设法推动编写、出版《〈科学〉杂志80年总目》《任鸿隽文集》《中国科学社史》《任鸿隽传》。12月，在风入松书店偶遇樊老师，交谈得知他一直想写一本书 ——《科学家的通途与歧路》。

真正到樊老师办公室长谈，是1997年4月，当时希望我参加他的某项课题，我则因忙于博士论文撰写，未能答应，只是借阅有关任鸿隽的资料，之后时常通话交流。5月，在图书馆查《任鸿隽年谱》。6月5—9日，第二届中国科技传播会议暨中国科学社与近代科技传播研讨会在浙江萧山举行期间，有机会当场听到樊老师的精当点评，当时我还是博士生，我们在会议途中经常交谈，不知不觉， 我从对中国科学社（任鸿隽组织竺可桢等一批留美“海归”合译《科学大纲》）感兴趣到逐渐开始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科学传播史发生浓厚兴趣。

1998年7月，我毕业离开北大，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起初主要精力在策划、操作《哲人石丛书》。1999年3月23日，樊老师在办公室把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50周年的重头出版物《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1]的出版任务交给了我，当日我仅取走一小部分稿件（1949—1953年的盘片稿）; 直至8月29日收到樊老师的特快专递（含照片、两个软盘），全稿内容才齐整。为了赶上11月1日的院庆，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其间经常跟樊老师讨论棘手内容的删改，加班加点赶制，总算及时完成（实际上只有1个月出书时间），把书送到中科院院部。此为一度合作。

单纯按照启动时间顺序，二度合作应为《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为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叶笃正、施雅风等院士曾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提议修订出版《竺可桢文集》， 并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申请立项。 基金委批准立项，并根据专家评议，将课题名称确定为“《竺可桢全集》的编纂及竺可桢科学创新轨迹研究”。2001年3月，《竺可桢全集》编纂委员会成立，召开启动大会。

如果按照出版时间顺序，《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以下简称《文存》）则为二度合作。樊老师于2002年7月30日写就“编者前言”，开篇指出：

到了21世纪才编他的文章集子，并非是要为上个世纪补缀什么，而是因为反复琢磨这位老前辈的“立德、立功、立言”，觉得确有好些货真价实的“不朽”之作，应该留下来、传下去。……编选这本《任鸿隽文存》，希望它至少可以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教育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方便于“近道”的史料。（[2]，页ix）

篇末，还交代了此书缘起与“二潘”的关系。8月出版前夕，樊老师当时提出将我列入编选者，因为我是责任编辑，没有同意署名。8月20日，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正式代表皆获赠《文存》一巨册。

如今回看，当初编选、出版《文存》，不啻是为编纂《全集》[3]的一次“预演”或“热身”。樊老师为《文存》制订的“凡例”，共12条： 篇名;  排序;  题注;  侧注;  脚注;  标点; 数字; 繁体字等;  外文;  译名与旧词; 点校符号（分7种情况）; 参校符号（分8种情况）。在整个编选、 出版过程中，我同樊老师理念相合、心意相通，我们配合默契、互相补台，这为《全集》的超大工程打下了坚实的相互信任基础。

《全集》启动编纂之时，我又在张罗《技術史》七大卷的启动翻译。几乎同时上马这两大工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有决策魄力、有经济实力; 对我这个积极鼓动者、具体操作者而言，一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太年轻），二是严重低估了其艰巨、其难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知深浅）。起初粗略估算，《全集》预计出版20卷，假使每年出版4卷，5年即可完工; 《技术史》后三卷是在以前（各分上下册，6家理工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6册基础上修订，前四卷完全新译，六所大学的译校队伍共同参与，以为打磨两三年，也就完事了。

万事开头难。樊老师带领《全集》文稿编纂组，负责竺可桢文稿的收集、整理、录入。我则统筹出版社方面的出版编辑组，按部就班，流水作业。我们都没有全集类图书的编纂、出版经验，尤其是竺可桢的文稿包含： 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1—4卷）; 外文著述（第5卷）; 1936—1974年的日记（第6—20卷）。为了学习、揣摩如何出版好《全集》， 我特意购买了许多其他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名人全集、日记，特别是那些全集的首卷（如果可以单独买的话），供樊老师和我为《全集》合计制订“编例”时参考。鉴于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无法像有的全集一次性推出，全书“编例”的制订尤需反复斟酌、考量。体现在每一卷的“说明”的最后一段文字，都有一句一模一样的话：

本书循“存真”宗旨，力求保存竺可桢文稿历史原貌，有关编订规则之大要，详见《编例》。[3]

为什么需要反复斟酌、考量？我们达成一致的理念是，把竺可桢文稿当作珍贵文物看待，修旧如旧，而不是“焕然一新”。故形成了全书的宗旨之一“存真”，力求保存原貌，但是又不同于完全“原汁原味”影印，提前制订一个能够覆盖全书、比较完备的“编例”，而且不能因为后续卷陆续编纂出版而不断出现未能事先涵括的新问题，故“编例”既不可太细又不宜太粗。最终成型的“编例”，共13条： 篇名; 发表时间; 文稿排序; 作者原注; 编者注; 繁体字; 古体字、异体字; 标点符号; 数字; 外文与译名; 错字; 疑似非规范惯用字词; 编订符号（分7种情况）。为了打磨好“编例”，樊老师同我来回磋商、修改。

好事情要做好，其过程往往一波三折、峰回路转。2003—2004年，我一度陷于《技术史》的编校、  出版，  《全集》的一些前期加工处理工作暂时由他人代劳。不曾想，待看到《全集》头四卷的校样，我大吃一惊，竺可桢的文稿（中文文集部分）已经被按照现行出版规范改得面目全非。为了遵循樊老师和我们共同确定的“存真”宗旨，不得已，只好自己接手，推倒重来。

2004年7月22日，《竺可桢全集》（1—4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龚育之先生在发言中指出：

我特别关心竺老的日记。这个日记过去出版了一部分，我也没有都读，但是很感兴趣。这个日记提供的史料，对研究竺老的一生，对研究竺老所接触的他那个生活圈子，学术界、教育界，以及他所接触到的政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原始的、准确的、细致的史料。……我希望——我看这也是编选日记的宗旨——完整、真实、如其本来面貌地来进行编选。我很赞成这个编选的方针。（[4]，页72）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5卷《竺可桢日记》“摘抄本”确实是“编选”，其中包含大量的省略号，甚至整日连日的忽略不计。《全集》第6—21卷，实为、皆为日记“全选”。这就是《全集》的另一宗旨——求全。我跟樊老师商量，专门为每一卷日记配一个腰封，封面是我拟写、樊老师认可的三句话：

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

38年连续记述，1000余万字完整存世

一代宗匠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3]

封底则是樊老师写的：

20世纪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心怀仁爱，吐纳四海风云，肩担民族道义

笔诠求是，穷格天地万物，尽显理性光辉[3]

日记不同于以前发表过的各类文稿，首先需要仔细辨识日记原文。原文早期为手写小楷，后期为钢笔字， 不时连笔，中外文夹杂，专业内容跨界，辨识难度极高。日记整理、编校、出版工作量之巨，非亲历者恐怕难以体会，此不赘述。日记中，还包含竺可桢的大量读书笔记。其中的外文笔记，并非完全原文摘录，时有竺老自己的概括。于是，我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多次专门到中科院图书馆借阅竺老读书笔记提及的那些中外文书刊，根据所提及页码复印相关内容，回上海后再交殷晓岚（参与《全集》5—24卷的编辑工作）仔细核对，如此这般花了一些十足的笨功夫，才基本还原了竺老的读书笔记。

如今出版的竺可桢日记足本，每年只能够出版两三卷，外加补编3卷（涵纳竺可桢翻译的《科学大纲》章节，以及新发现的竺可桢大量书信），原先设想的五六年完工，工期延长一倍有余（历时14年），历经三任社长（翁经义、张英光、张莉琴），至2014年方大功告成。出版社形成了一个传统做法，每年的年底，皆请竺安先生、樊老师等，一起飞来上海小住十天半月，与编辑一道解决各种疑难问题，作付印前的定稿工作。记得在定稿过程中，竺、樊同我们编辑专门开过一次短会，认真讨论“为尊者讳”问题。市面上有些名人的全集、日记，既不甚完全，也不全真实。我们达成共识：  坚持贯彻“求全”“存真”两大宗旨。

樊老师每次年底定稿，都把相应卷次的日记原本从北京背来上海，如宝贝般呵护，不允许他人染指，我一般根据日记复印件工作，实在必要时才能瞄上一眼日记原件。据说，樊老师在北京的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现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里，午饭后为了换脑筋休息，有时跟同事一起打扑克。可是在上海期间，他每天早出晚归，整天在出版社提供的办公室里工作，从不手痒摸牌。我同他合作这么多年，居然始终没有机会陪樊老师放松一下，至为遗憾。

2008年8月，我调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任总编辑。此时，距《辞海》出版的惯例时间，仅仅剩余1年。没想到，在新的出版岗位，又跟樊老师展开了四度合作。这次合作，最终悄然体现在《辞海》（第六版）的撰稿人名單，以及若干辞条的内容，我们当事人从未对外披露。

《辞海》乃综合性百科辞书， 规模体量庞大，  质量要求极高，其编纂、 修订（以下简称“编修”）， 前期按照学科进行。我调阅了科学技术史相关的条目， 吃惊不小，  感觉颇为单薄。于是， 约请樊老师撰写了新条目“中国科学社”“任鸿隽”“竺可桢”等。1999年版，原有“竺可桢”条（撰稿人不详，  图1），最后一句话为：“有《竺可桢文集》和《竺可桢日记》等。”参与编修2009年版时，“竺可桢”条由樊老师撰（图2），最后一句话为：“有《竺可桢全集》21卷，其中含1936—1974年的竺可桢日记。”（[5]，页3025）《全集》当时尚未出齐，21卷乃预估的总卷数;后来到21卷，《竺可桢日记》出齐了，加上3卷补编，故总卷数为24卷。2020年问世的《辞海》（第七版），“竺可桢”条仍然沿用了第六版的“21卷”说法。我曾经提出建立《辞海》编修学（《辞海》版本比较学），2020年恰逢竺可桢诞辰130周年，此条目也许可作为一个案例，略作比较研究。

《辞海》第三至七版，皆收有“竺可桢”条，条目正文字数逐步增加（第七版同第六版），内容渐趋丰满，时代烙印明显。1979年版 “竺可桢”条（早年留美等经历只字不提，著作有《竺可桢文集》），计282字：

竺可桢（1890—1974） 气象、地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事业创始者。浙江绍兴人。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热爱党的科学事业。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研究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以及变迁方面，在研究物候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著有论文多篇，并且重视和带头参加科学普及工作。在研究工作中注意结合生产实际，为农业服务，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著作有《竺可桢文集》。

1989年版“竺可桢”条（提及“早年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及中研院经历，著作仍仅提及《竺可桢文集》），计349字：

竺可桢（1890—1974） 中国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创始人之一。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赴美國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浙江大学校长。建国后任中科院副院长。当选为第一、 二、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研究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以及变迁方面，在研究物候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著有论文多篇，对台风、风暴也有研究，并且重视和带头参加科学普及工作。在研究工作中注意结合生产实际，为农业服务。有《竺可桢文集》。

1999年版“竺可桢”条（概括语增补“教育家”，著作增列《竺可桢日记》），计362字：

竺可桢（1890—1974） 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创始人之一。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浙江大学校长。建国后任中科院副院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当选为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研究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以及变迁方面，在研究物候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著有论文多篇，对台风、风暴也有研究，并且重视和带头参加科学普及工作。在研究工作中注意结合生产实际，为农业服务。有《竺可桢文集》和《竺可桢日记》等。

2009年版“竺可桢”条（概括语增补“科学史家”，列举5篇“代表作”），计419字：

竺可桢（1890—1974） 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科学史家和教育家。字藕舫，浙江绍兴人。哈佛大学博士。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浙江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副院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和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事业有重要贡献，长期关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先行者。研究领域涉及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自然科学史。代表作有《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等。有《竺可桢全集》21卷，其中含1936—1974年的竺可桢日记。

与樊老师的五度合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任鸿隽卷》。樊老师在2013年8月31日写的“导言”言明：

此次应《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之召编选新书，除了在原有基础上做了较大增删之外，也对原有篇目做了重新审读、整理和订正。

此次对书后所附年谱下力较多，力求提供一个文字简明、史实准确的文本，也希望借此机会纠正拙文《任鸿隽：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在史实方面出现的若干错误。[6]

这次“新作业”编选《任鸿隽卷》，樊老师（60岁）一定要我参加，并寄来厚厚一本校样。可我只是读了读校样，编选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贡献，实在有愧于樊老师一片苦心。樊老师坚持要将我列入编者，还要“感谢……在完成此次新作业过程中的精诚合作”，似乎是要借此弥补10年前的那次“不公平”，并将样书亲手交我。

樊老师治学的严谨、细致、认真精神，待人的热情、敦厚、坦荡品格，感人至深、永难忘怀。

樊老师在《任鸿隽： 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一文最后一节“春蚕到死丝方尽”里写道：“春蚕已老，尚能吐丝。任鸿隽吐得缓缓如仪，一丝不苟……”（[2]，页765）这句话让人刻骨铭心，岂非樊老师自身的真实写照。樊老师念兹在兹的《全集》人名索引卷、《竺可桢年谱长编》，竺可桢影视剧改编、拍摄……未竟之洪业，留给了他悉心培养、感召的科学史家、出版人。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主编. 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

[2] 樊洪业， 张久春编. 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3] 樊洪业主编. 竺可桢全集[C].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2013.

[4] 潘涛. 魔仆与泥人——什么不是科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5] 夏征农等主编. 辞海（彩图本）[C].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6] 樊洪业， 潘涛， 王勇忠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任鸿隽卷[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Spring Silkworms are Meticulous in Spinning Silk

Recording five times of sincere cooperation with Mr. Fan HongYe

PAN Tao

Abstract： The article recalls the spirit of rigorous， meticulous and serious academic of Fan Hongye. And it shows his warm， honest and magnanimous character as well by recording the five times of cooperation with Fan Hongye.

Keywords： Fan HongYe， Author-Editor Cooperation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 C. Z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CHING CHU， CIHAI （辞海）

收稿日期：2020-11-10

作者简介：潘涛，江西婺源人，1964年生，1998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金城出版社编审，研究方向为科学与文明传播史，科学文化出版史。Email： pantao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