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现民

1955年5月某一天，蒋英打电话到中国城买菜，要买大白菜和粉丝，并请店家送到家里来。美国的华侨就把菜送过来了，在菜篮子下面垫着一份《人民画报》，里面有一张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有一位钱学森夫妇很熟悉的老人——陈叔通。钱学森夫妇称他为太老师，陈叔通是求是书院的老师，是蒋英和钱学森双方父亲的老师。所以他们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高兴极了。一方面，他们认为陈老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挚友，因此他们的求助应该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陈老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受父辈耳濡目染，钱学森夫妇对陈叔通尊敬有加。于是他们就想办法跟陈叔通联系。

6月15日，钱学森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告知近况，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援救。信文如下：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人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

这封信写好后，蒋英就用左手模仿小孩子的笔迹写了一个信封。由于他们的信件受到严格审查，怎么投出去是个问题。据蒋英说：“寄到中国是不可能了，只好寄到比利时。我们就开车到黑人居多的超市，悄悄地把那封信寄出去，特务不会检查到那里去。”

果真，这封信如愿以偿地寄到了在比利时生活的蒋英妹妹蒋华那里。蒋华当时不知道陈叔通是谁，也不知道该把信寄到哪里，只知道钱学森夫妇急切需要援助。她只认识钱学森的爸爸钱均夫，于是决定把信转寄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的钱均夫。

钱均夫收到信件后，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此时陈叔通正在芬兰访问，因此钱均夫一直等到陈叔通回来，才于7月7日致函陈叔通。钱均夫还将儿子写给陈叔通的信件一并寄出。7月11日，陈叔通收到钱均夫的来信，遂转交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7月12日，竺可桢致函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信中说：

昨天，陈叔老交来被美帝扣留在加州的我国留学生、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教授钱学森和他父亲均甫（夫）先生的信各一封。叔老的意思希望我院能设法经过外交方式使钱学森能回国。从钱（学森）个人信里可以看出他是急切地想回国，而且极不愿再留在美帝的。但从附来美国报纸的新闻（1953年3月）就可以看出美帝把钱（学森）看作航空工程的权威，而且以他为飞箭的专家，而这飞箭是美国想用来运载原子武器的，从此可以看出美帝之所以扣留钱（学森），并不是因为他携带1800本书，而是怕钱（学森）回国后为祖国服务。院里应该如何拯救钱君，使他脱离虎口，请你设法。

竺可桢还将钱学森的来信以及钱均夫的书信一起寄给张稼夫。竺可桢在信件中还说，所提郭永怀教授系原子物理专家，也应向美帝争取。

7月17日，张稼夫在接到竺可桢的信函后特向陈毅副总理报告。7月21日，陈毅在报告上批示：“汉夫同志，请外交部想办法，如何？”外交部在接到陈毅的批示后，就安排有关部门调查钱学森回国受阻一事。7月29日，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徐永焕就美国扣留钱学森事以及外交部初步处理意见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作了详细的汇报。他首先报告了钱学森的简历以及钱学森被捕扣留的情况，然后提出了详尽的处理意见。

1955年9月17日，錢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号邮轮，踏上回国的行程。9月21日，为了确保行程中的安全，外交部以钱均夫的名义给归途中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并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船长转钱学森。电文如下：

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派人在边境车站接你。均甫（夫）。

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了一份加急秘密电报，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9月17日乘“克利夫兰”号轮离美，抵港当在10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他并陪他到深圳。”

为了处理好钱学森赴香港的安全问题，国务院领导在指示外交部的同时，还指示贸易部做好协助工作，因为中共中央贸易部（对外经贸部前身）有很多境外的联系和交往。1955年9月20日，贸易部办公厅机要处收到总理办公室转来的密件，要求贸易部协助钱学森回国事宜。时任贸易部办公厅副主任崔哲将这份密件递交到李强副部长（叶季壮部长不在北京）手中时，“钱学森”这三个字立刻引起李强的高度重视。他马上指示崔哲，抓紧时间以密电形式将信息告知华润公司负责同志。

华润公司的前身是“联和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是中国共产党设在香港的经济联络点。1948年更名为华润公司。1952年隶属关系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变为中央贸易部。中央贸易部在接到中央的通知后电告华润公司：“指定可靠同志，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华润公司收到贸易部急电后，按照指示意见，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马上指派专人同港中旅的蔡福就和方远谋取得联系。较之华润公司来说，港中旅在香港进行活动的目标较小，更加适合在这次任务中直接出面同港英当局交涉沟通。华润公司则配合港中旅出人出力出钱。蔡福就认真听取了华润公司同志们的意见，同华润公司积极配合开展工作。

华润公司与港中旅多次磋商，希望有套切实可行的接送方案。经多方面努力后，方案终于出炉。他们提出，由华润公司利用在香港的船运业、港英当局海关和移民部门中的关系，设法在钱学森一行乘坐的邮轮靠岸前，派出他们自己的同志登船同钱学森取得联系。这样可以让钱先生一行在登岸前就感受到来自祖国同胞的欢迎和问候。钱先生就是在港中旅同志的陪同下先从大邮轮换乘到华润公司事先准备好的小游艇上，然后抵达香港码头的。

1955年，香港的环境可以说是龙蛇混杂，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华润公司的同志根据经验，建议钱学森一行最好不要在香港停靠，而是直接从九龙上火车赶赴深圳。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要求华润公司的同志提前几天为钱学森订好10月8日从九龙到深圳的火车票。

华润公司的相关人员在谈到这次迎接钱学森的经历时说：“1955年10月8日下午，当钱学森先生一家连同其他留学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一起走出深圳火车站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可能都未曾想到，他们中有一个成为了中国国防工业和航天领域的缔造者。1955年10月8日，走出深圳火车站的那22个中国人不但影响了时代，更创造了时代。”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1950-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