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一

在写作多年之后，诗歌一如既往对我充满了吸引力，写作也成了一种习惯。我仍保持一个初学写作之人的热情和兴趣。这是老天给我的奖项。在焦灼烦躁的当代社会空间里，这样一种能够平衡内心，激发快乐的事情，使我能够找到生活中最美妙的时刻。

现在是一个图像和复制的时代，文字的作用受到遮蔽。中国当代诗歌，在八十年代焰火般地璀璨之后，留下了新世纪的落寞。在今天，写诗并不像在古代一样，诗人能够获得世俗的荣耀或知音的青睐。由于诗歌与读者交流不畅，还会出现让诗歌蒙羞的情况。作为诗人，也许我们的写作，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困难。正因为如此，诗是我们反抗一种无所不在的束缚的语言。这种束缚，过去更多地来自体制，而现在，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时代、媒体、高科技发展、商业以及语言本身有形和无形的掌控。文学写作的目标是获得自由和想像力、以及精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在这个繁杂的资讯、信息时代，我更相信建筑师密思·范德罗的一句话：“少就是多”。诗歌里的少，犹如中国绘画的留白;也犹如诗印在纸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这样的少，如雪泥鸿爪，空谷足音，传递出嘈杂生活之上的澄明和诗意。在最美好的意义上，让我们得以抵御物欲时代全面的通货膨胀。

中国古代诗歌既是视觉又是声音的艺术，它最大地发挥了汉语言宽广到无限的能力。白话文带来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形成了汉语诗歌新的表述形态，这一过程，充满争议。所以，我常常会想到：在今天，电脑的普及和网络的扩张，使得独立发展、形體构造与众不同的汉字文化，再次受到形形色色的网络语言的破坏与重构。中国当代诗歌除了表现对文化、社会，对现代性的追问之外，怎样继承古典诗歌传统的艺术思维，使其在日常表达话语的样式上，产生出崭新的、能够充分展示出现代汉语魅力的诗歌，这仍然是对我产生吸引力的目标。

在今天，语言与语言之间的隔阂，国界与国界之间的隔阂，都不能阻断诗歌的神奇通道和宽阔视野。诗人通过各自的个人经验，表达着不同国度的语言的精髓。这些诗的语言，在这个世界上循环不已;虽然，古老的诗歌传播方式：印刷、出版，已经很难成为诗歌创作、生产流程中的一个循环装置，但诗歌的命运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走到多远，这是我们不能预测和解释的。

我越来越感到：在中国当下，许多美好的事物，都被一个词取代了：“消费者”。世界上生产的一切，似乎都成为了商品，让人们快速消费、快速丢弃。唯有诗歌，因其无用，因其与消费逻辑不同性质的特征，也因其存在则必有的批判性功能，尚不能被娱乐和消费。所以我觉得，诗人正是要在一个追求物质化、娱乐化的大环境里，分享和创造一种精神自由、思维独立的语言艺术，正像我们的古人所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二

我一直喜欢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一句话：“创作是一种忘我而无用的专注。”九十年代时，我也写过一句诗：紧急，但又无用地下潜，再没有一个口令可以支使它！我愿意用这两句话，来概括我四十多年的写作。四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八十年代的辉煌崛起，到九十年代的销声匿迹;在千禧年之后的十年里，诗歌退至社会边缘，直到最近这些年，新诗在一代年轻人中间，渐渐回暖。中国当代诗歌，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现代化的大变革，沉浮起落;我是这一旷日持久的激变和成熟过程的见证人、参与者，以及小小的推动力量。四十年间如反掌。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乱局和诸多问题，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诗歌写作不仅仅是我隔绝喧嚣、间离现实的内心的桃花源，也是我联接现实、追求希望和真相的路径。我借用汉语的精微和神奇，重新塑造生活，清洗内心;正是这“无用”和“下潜”，赋予了我人生的积极意义。它构造出我内心的小宇宙，让我去超越局限于我的一切现存概念;超越新与旧、纯与不纯、广阔与深度、理想与现实这样的概念，并将之全部融入我的创作中：克制中得寸进尺;尺度里天马行空。

我早已不在意来自任何人的定义，而努力用未来的文本和语言，来定义自身创作的最大可能性。四十年的写作，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