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武汉疫情发生后，文艺批评家阿多诺的一句话屡屡被引用。他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的意思，不是要诗人们集体沉默，而是用一种极端的句式告诫写作者：“奥斯维辛之后，坚持文化批评已无可能，因为整个社会都空洞堕落，文化批评顷刻间就与它要批判的对象形成共谋，反被其掌控对象所拉拢。”（希利斯·米勒）这番话对诗人的启示是：灾难发生后，写诗的姿态是可疑的，如果诗人只是参与单一意的大合唱，或者写作轻飘飘的、无关痛痒的诗歌，那么写诗就是野蛮的，对防止灾难再度发生毫无意义的。因此，比起滥用自己的表达欲，反思诗歌的伦理和艺术性，在今天更为重要。

时代在剧变，诗人无论是沉默还是发声，都不能被粗浅的论调所概括。诗人沉默，不等于他无动于苦难，有可能，是他没找到合适表达感受的诗句，而急切庸俗的表达，是对诗歌的亵渎。诗人发声，也不能简单概括为勇敢的表现。在疫情诗歌喷涌而出的背景下，反思诗歌，要做的不是把诗人作为整体去批判或赞颂，而恰恰是回到个体，回到诗的本身。

在疫情后反思诗歌写作，首先要回到诗的本位，即“诗歌是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从中古时期的唐诗到现代白话诗时期都争论不休，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使人们在反复探索的过程中，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个角度理解，即“诗歌不是什么”。显然，诗歌不是大白话，不是段落句子简单空行，它也不同于宣传的公文，诗歌要有诗性才为诗，而诗性源自字与字、句与句组成的音乐性、建筑美、意境等要素，无论是严格遵守格律的古体诗，还是打破传统的白话诗，能留下来的佳作，都是有意境、有独特趣味的作品，而不是说迎合了哪种立场，这首诗就是好诗。反思疫情诗歌的写作，艺术性仍是第一位的。

何为艺术？普鲁斯特一针见血：“真正的艺术，……其伟大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所闻远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来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越稠厚、越来越不可参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追忆似水年华》）

诗歌无论基于何种立场，艺术造诣都别具一格。但在抗疫诗歌现场，大部分诗歌严格来说不是诗，而是大白话拼贴。比如网友整理的《“新冠体”十大烂诗》，其中有两首是这么写的：

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

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勇往直前！

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视死如归！

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白衣天使永远没有变！

——《“感谢”你，冠状病毒君》

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

——《仰望天空》

前者的问题，在于它只是缺乏文采的大白话，不能称为诗，在灾难发生后滥用“感谢”的句法，也不是一位诗人严谨对待灾难的态度。后者的问题是不恰当的比喻，将“防控疫情”简单地描述成防控“湖北佬”和“九头鸟”，把一场发生在中国人民内部的灾难，与“伊朗担心无人机”类比，既显得轻率，在诗艺上也乏善可陈。因此，这两首诗的问题看上去是表达姿态上的，但根本原因出在诗艺，它们没有达到艺术的高度，只是抒发了作者轻薄的感慨，这注定了它们的速朽，也给予诗人提醒——无论发生了什么，诗人最大的诚挚就是坚持自己的本职工作，恪守诗歌的艺术标准，诗人不能因政治或金钱的诱惑急于表达，降低自己诗歌的底线。在艺术面前，谄媚是大忌。

读者并不反感诗，读者反感的是灾难面前一位写作者的不严肃。相比之下，读者更希望看到的是诗人回到诗的本位，对语言进行打磨、提纯，与陈词滥调的表达做抗争，回到个体，回到诗人真切的情感表达和对灾难的反思。这就是诗人的个人思辨性。

在一首舒婷的旧诗重题中，读者也能看到这种思辨性。舒婷的《也许》作于鼓浪屿，此番重录，是“为了献给坚持在战“疫”前线的民族英雄们”（舒婷语）这首诗属于抒情赞美诗，但诗人坚持了自己的个性，落到了对抗疫战士个体的关心，她模仿战士的口吻感叹道：“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诗歌由此增添了苍凉、悲壮的氛围，展示了诗人对小我和大我关系的思索。

舒婷诗歌的难得，在于她用诗歌介入现实的同时，没有丧失个人的理智。灾难越是疯狂，个人的理智越是重要。如同诗人臧棣所说：“如果要跟存在的荒诞去抗争，跟疯狂的时代去抗争，可能还是要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怎么重建个人的理智。”

疫情爆发两个月后，写诗已不仅是诗歌圈子的内部行为，它真正意义上是一次全民运动，医生、护士、军人、作家、志愿者等群体都在互联网、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诗歌，他们整体上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个人在疫情期间的体验。疫情诗歌展现了诗歌的平等，也说明温暖诚挚的力量，足以感动人心。但疫情诗歌存在的问题不可忽略。当作者把写诗作为对疫情的反思，作者就不能逃避写诗行为的问题，比如疫情刚刚爆发就出版的“抗疫诗集”、不加反思缺乏诗性的诗歌，它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急切”，更在于它们本身是陈词滥调，是反诗歌的产物。“过多的复制就会贬值，这规律包括货币和语言。”（顾城语）

在一次张枣和黄灿然的对谈中，张枣也强调：

“怎么写？这是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每种写作都暗含了这一个永恒而又隐蔽的主题。人越深入这种考虑，就越会孤零零地面对这一挑战：我要写的必须是独特的，原创的，不可取代的;我的声音只有我本人能够发出，这不正是一条美妙的人文主义原则吗？它使人执著于独辟蹊径，同时又胸怀正气，不刁钻古怪，不入旁门左道，显然，陌生化帮助我学习怎样与自身与写作最终与世界进入一种批判性质的关系。”

它使人领悟，诗歌是针对陈词滥调的斗爭，诗人的职责就是开拓语言的边界，重启语言的活力。因此，反思抗疫诗歌的落脚点既是写诗的姿态，也是诗人是否有意识去对抗陈词滥调。这不只是诗艺问题，同时也是伦理的问题。诗人介入现实的方式绝非单向度，诗人每一次参与现实，也是每一次在实践中重审语言的功能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到了布罗茨基的论调：“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所以，诗人有责任，捍卫诗作为语言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