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洁 陈晓军

摘要：本文以北宋和南宋时期刻书业的繁盛发展情况为基础，对两宋时期代表性的官刻、私刻、坊刻，寺院和书院刻书以及三大刻书中心进行了全面回顾总结和分析，从而梳理出两宋刻书业对中国出版业的深远影响。本文结合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的发明应用，重点指出了两宋刻书对图书形制上的变革及图书类型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校制度和校对、编辑条例的建立，册页制度的流行，印售书籍的盛行，类书、丛书的编撰，以及书籍生产和流通的管制等方面，得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起于宋代的论断。

關键词：编书 刻书业 印刷术 出版业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编辑出版活动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墨子》中的“镂于金石，书之竹帛，传遗于后世之子孙”，即可称为早期的出版活动。华夏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连绵不绝，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我国历史悠久的编辑出版活动。如果说西汉时期纸的发明开创了真正意义的出版业，那么印刷术的发明带给出版业的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性的变革。

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但印刷术的发明，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就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应在公元7世纪左右（隋唐之际），明代学者胡应麟曾论证说：“雕本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目前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其印制精美，图文并茂，应算是雕版印刷术成熟时期的作品。因此，雕版印刷起于隋唐，这种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当前的学术界，也基本认可这一说法。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刻书业的兴起与飞速发展。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将古代的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这是目前主流的分类系统，但笔者认为，寺院刻书和书院刻书也是不应忽视的两大系统，尤其是两宋时期。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之后两百多年的战乱割据的局面，全国再度基本统一（北方尚有契丹政权）。因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和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两宋时代（960—1279）成为我国出版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被誉为中国出版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两宋时期刻书业的繁荣概况

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吸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世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注意笼络和利用文人和知识分子，于是人们热衷于科举功名，读书人的队伍飞速扩大，儒家经典和各类参考书籍等科举应试用书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促进了刻书事业的发展;宋朝统一后，政府还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使得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农业生产业得到了发展，经济的全面繁荣也是编书、刻书及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宋朝开放的文化政策使得史学、金石学等学术活动和宋词、评话等文学创作得到空前活跃，因此刊刻学术著作和诗文集的人很多，文化的繁荣大大地促进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此外，政府十分重视出版事业，宋朝的皇帝都极其注意对图书的收集典藏、整理和利用，宋初的四部大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就是在太宗、真宗的主持下编纂刻印的。两宋时期，占据主流的雕版印刷的技艺更加成熟，刻版的数量不断增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等，技术的兴盛和革新，使得宋代开启了我国图书事业印本书的时代。出版业在两宋时期正式形成了系统和规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

官刻，也称政府刻书，是指中央国家机构和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政府刻书始于五代后唐高官冯道奏请刻印儒家《九经》。 宋代中央官刻机构很多，有国子监、崇文院和秘书监等，其中最为重要的为国子监。国子监既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和教育、出版管理机关，也是中央刻书的主持机关，其刻本称为“监本”。宋代国子监刻书的内容“四部皆备，其中以正经、正史及子部算术书为多”。两宋监本有书名可考者，各达百十种以上。监本规模庞大，底本优良，校勘精湛，质量可靠，在几大刻书系统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地方官刻始于五代，真正兴盛并大规模地刊印图书，形成出版事业，还是在两宋时期。当时地方刻书机构名目繁多，其中部分机构还带有经营开发的性质。宋代设置的道、州、县三级政府机构，都从事出版活动，均有刻本流传。其中公使库刻书享有盛名。

私刻也称家刻，是指私人出资校刻图书，其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以自己的名望为重，并不以营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选择善本作底本进行翻刻，对书本进行精细的校订。但北宋的私家刻书，传世极少。而到了南宋时期，私家刻书则蔚然成风，所刻的多为名家文集等，如《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欧阳文忠公集》等。此外，私塾的教师刊刻的家塾本也是私刻的一种，部分家塾刻本流传至今。

坊刻，指书坊刻书，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书坊刻书在刻书业中开始得最早，始于唐朝。官刻和私刻都是在坊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宋书坊刻书，以福建余氏和临安陈氏最为著名。其中福建余氏家族以印书为业，绵延近600年，实乃是出版史上的奇迹。书坊刻书主要面向民间，所刻书内容庞杂，具有名目新、刻印快、行销广、革新多等特点。古人常常把坊刻本成为“通行本”，虽然不乏粗制滥造之书，但其对古代文化的传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寺院和书院刻书

寺院刻书主要指佛教信徒因为传经的需要，刊刻佛教典籍等。两宋以后，雕版印刷广泛应用，使得佛教寺院刻书也活跃起来。两宋时期先后刻印了6部大藏经，以及部分生活用书、流行读物等。其中，大藏经的刻印传播，对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套版印刷的发明、刻书中心的形成、印刷术的传播等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教育基地，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书院刻书也是书院一项较有影响的经常性活动。其刊刻的图书带有很强的目的性，集中为学术性著作，层级较高，精善之本占有很大比例。

（三）四川、浙江、福建三大刻书中心

两宋时期，从中央政府到书坊、个人，官刻、私刻等并举，刻书地区遍及全国。北宋初年，四川继承了唐、五代的刻书风气，其刻书业发展最为兴盛。其中我国历史上刊印的第一部汉文佛经丛书《开宝经》的雕印工作就在四川完成的。蜀刻因此而誉满天下。

北宋后期起，浙江地区的刻书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浙刻的中心杭州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尤其是南宋建都后，刻书业更加活跃。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中考证两宋监本182种中，大半为杭州刻印。其中“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由于刻印工匠技术熟练，纸墨工料等都为上乘，所以浙刻最为精美，其所刻图书大部分为宋版书中的精品善作。

两宋时期，福建刻书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和建阳两地。福州是宋代刊刻宗教典籍的中心，先后刊印了两部佛教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建阳则是著名的坊刻中心，我国出版史上著名的“建安余氏”家族就世代居住于此。余氏是我国古代经营时间最长、名声最著的民间书坊世家。此外，建阳累世从事刻书业的刻书家族还有多家，大多延续数百年而不衰。

两宋刻书业对后世的影响

两宋刻书业在中国出版业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的发明及发展，官、私、坊刻出版系统的兴盛和发达，在此基础上三大刻书中心的繁盛，图书形制上的变革及图书类型的创新等都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宋代之所以被稱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社会教育水平最高最普及的时期之一，印刷技术不断提高带来书籍和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活字印刷术就是预先制成单个活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拣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施行印刷的方法。毕昇之后，历代都有依照毕昇之法制作泥活字并印制图书者。到了元朝，著名农学家王祯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木活字印刷方面又做出了独特贡献，用木活字刊印了《旌德县志》等书，印刷效率较雕版高得多。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印刷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采用木活字印书活动。

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除了泥活字和木活字，人们还研制了金属活字，其中铜活字使用最早，次数也最多。明朝人华燧用印制的《宋诸臣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印本。清代采用铜活字印刷的以雍正年间内府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最为著名，这是我国用活字排印字数最多的一部大型书，排印之精，卷帙之丰，史无前例。

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相比，具有速度快、用料省、效率高等优点，但自庆历年间到鸦片战争的800年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推广。著名学者肖东发先生认为其原因主要有政治方面，统治者采取冷漠态度;思想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因循守旧，不愿改动工艺;学术上儒经一直成为科举制考核内容，四书五经雕成版后，可长期使用;汉字的数量巨大、拣排不变，以及笔画复杂的古体字难以制模;制作活字的材料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等。

而比毕昇晚了400年的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后，在欧洲迅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个方法直到现在也是世界上印刷书籍、报纸、杂志的主要方法。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这项技术是我国对世界文化事业的又一伟大贡献。麦克卢汉曾这样高度评价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型”，“西方机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术塑造的”。

（二）套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除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还有用于印刷彩色图画的套版印刷术。这是我国人民的又一大贡献。套版印刷术，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将书中需要印上不同颜色的部分，分别刻成同样大小规格的版，逐次印在同一张纸上。用这种方法印出来的书本被称为“套版本”。

套版印刷产生的时间曾颇多争议。但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表明套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应该在宋、元、明时期。宋代刊印的《营造法式》即采用了彩印技术，在书中插入了许多直观的插图。其中，套版印刷中的分色分版的套印法，被称为“饾版”。著名学者冯鹏生先生根据文献和实物证据，得出了拱花技术始于唐、饾版技术肇始于宋的结论。套版印刷术盛行于明代后期，其中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代表了当时饾版和拱花技术的最高水平。

（三）三校制度和校对、编辑条例的建立

前文所述，两宋期间，统治者十分重视出版事业，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促进刻书业的发展，其中国子监刊刻的监本因其质量精准可靠，被奉为精品，千金难求。两宋时，凡经批准刻版的书籍，在交付镂版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三次校对。三校先由负责校理的官员精加校勘，第一道校雠工作结束后，送交覆勘官，再复校一遍，然后再送主判官阁官，重加点校。参与三个校次的官员的姓名、官衔都要印在全书的卷末，以表示对书籍的校勘质量负责。除此以外，在私刻中，为了维护刻书人的名望，也往往对于书本进行精细的校订。南宋廖莹中刻书，往往搜集数十种版本，动用百余人校勘，廖氏世彩堂因此留下了很多精品。三校制度一直保留至今，现在已成为书刊编辑校对工作中保证图书质量而必须执行的基本制度。

宋代官方校书有明确的工作量的规定，称作“校雠日课”，同时还统一规定校书改字的方法、勘改错误和句读的格式，作为校书工作必须遵行的准则。宋代规定的校勘方法和格式，曾长期为官方和士大夫所沿用。宋代为了保证校对质量，统一要求校对人员，还制定了馆阁校书条例。可见，宋代图书校雠工作已经相当规范和正规了。在校勘人才的选择上，宋代强调校勘人选也应是博通人才。

南宋宁宗时，岳飞之孙岳珂校的《九经三传》，以精密见称。在校勘过程中，曾制定《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规定校勘必须广征副本、精审字画、协调注文、详订音释、定句读、查缺漏等，从而保证了校勘的质量。这是一本最早的有关编辑出版业务工作的条例，自宋以后一直在出版界流传，对现在的古籍编辑工作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册页制度的流行

中国图书形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造纸术发明前的简牍制度;纸写本时期通行的卷轴制度;印刷术发明后的印本书时期的册页制度。宋初图书形制的变化承接了唐末、五代的演变而来的印本书的形式，是由许多没有装订的印业装订成册的。册页是宋代及其之后中国书籍的普遍形式，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书籍装帧形式。

我国最早的册页制度是蝴蝶装，蝴蝶装因书页展开似蝶形而得名。其特点是版心内向，单边向外，使书心得以保护，边角可以裁去，易于改装。蝴蝶装的缺点是阅读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在南宋后期，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是把书页背对背地折起来，文字面朝外，版心作为书口，将书页两边黏在书脊上，再装订，外加书衣绕背包裹。这种装订方式使得页页相连，便于阅读。包背装历经元朝，一直沿用到明朝中叶以后，才逐渐被线装所代替。

（五）印售书籍的盛行和书业广告的产生

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印本书在品种、规格、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了纸写本不可比拟的优势，印本书很快成为书籍市场的主流，加之刻书的盈利非常高。各级政府机构、民间书坊，官员、个人，甚至一些书院和学校等，都参与图书的生产和售卖活动。

国子监是两宋时期国内最大的书商角色，其所印书籍发往全国各地售卖。各地政府普遍以刻书卖书收入来广开财源，充实公库。而一些官办学校也以刻书卖书收入补贴办学经费。

而以刻印售卖图书为业的民间书坊是图书生产的主要力量，是商品图书流通的主体。唐末和五代的书坊规模很小，而到了宋代，书坊的规模和印制的效率、数量都有了飞速的提高。坊刻的书铺大多是既售书，又刻书。书坊所刻图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都有刊行。小说、戏曲书自宋起，多是在坊间率先刊行，并流入市场。宋代的杭州、成都、建阳等地之所以成为刻书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

印刷术的商业化还导致了图书广告的产生。据考证，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形态的图书广告。随着两宋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书业广告正式形成，在形式上，以牌记形式为主，字体醒目粗大、饰以花边栏框以吸引读者;在内容上，广告文字增多，用语讲究。另外还出现了以内容提要为主的书业广告。

（六）版刻艺术形式的创新

坊间刻书，因为面向市场和大众，书坊刻书家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比官刻高得多。在图书版式上，书坊刻书家发明了很多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新颖的艺术形式。南宋后期图书版面中出现的“黑口”，便于折叠、装订，使得图书装帧形式由蝴蝶装向包背装演进;版面中栏边左上角或右上角刻有篇名卷次的小框，被称为“书耳”，也是由坊间首创的，书耳制度在后来的图书制度中留有影响，至今尚存;正文、注疏、音义、释文合刊的编排方式，重言、重义的注疏方式，以及图文并茂的生动形式、刻书字体的变化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的书籍形态仍可以找出宋版书的痕迹。仅以字体为例，宋版书的字体可以算作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始。明末清初，刊版字体渐渐变成横轻直重、横细直肥、四角整齐的方块字，称为“宋体字”。虽不是宋版书的字体，但可见宋版书的影响程度。

（七）类书、丛书的编撰

类书，是指辑录文献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便寻检和征引的工具书。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是曹魏时期的《皇览》。到了宋代，类书的编撰出现了新的高潮。官修的四部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分别是以百科知识、小说故事、辞章和政事历史为范围的。此外还有士大夫自编的类书。宋代的官修类书从总体上看不及唐和金元两朝。

丛书，也称为丛刻，是将多种著作整部地编在一起，加上一个总书名。我国最早的丛书是南宋俞鼎孙、俞经合作编辑的《儒学警悟》，包括6种书，41卷。宋人左圭承其之后，编撰的《百川学海》，也是部较有影响的丛书。这两部丛书各类兼具，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丛书的功绩是广泛网罗散佚的书籍，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宋之后的元明，丛书的编撰方兴未艾。到了清代，丛书的刻印进入了黄金时期，其中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其内容浩博、篇幅宏大、影响深远，至今世界上无书可及。

（八）书籍生产和流通的管制

宋代刻书业的发展和繁盛，使得封建政府对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实行了很多管理和限制措施，且愈加严格。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宋朝的每个皇帝几乎都颁发过禁止擅自刻印书籍的诏令，各级政府还设立了图书审查机构，并制定管理办法和对违禁者的处罚条例等。

两宋时期，政府禁止刻印的书籍主要有四个方面：“边事军机文字”“本朝会要”“刑统律”“敕文”“实录”“奏议”等于时政的书籍;天文图谶、兵谋攻术、非入佛道藏的宗教类书籍;诸子百家等不符合儒家思想的书籍;司马光、苏轼等“叛党”的文集。

宋代虽然刻书禁令很多，但大多都是流于形式，并未起到真正的管制作用。甚至许多名令焚毁的禁书，不但没有绝迹，反而一直流传到现在。宋代时局多变，内忧外患，地方政府未认真执行禁令，以及人们需要精神文化食粮等原因，反而使得宋代成为我国出版业兴旺、文化教育发达的时代。但这些基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管制和禁令，对后世的出版业发展产生了很深的消极影响。尤其是清代的“文字狱”和禁书运动，对出版业的打击、文化的摧残和民主、科学精神的扼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造成的损失无可补救。

宋朝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不敌北方邻国，并最终亡于蒙元。但相对而言，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社会的暂时安定和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使得两宋刻书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兴盛，传统出版的要素：编辑、复制、发行已经形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也起于宋代。这应是这个近三百年的朝代为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作者何洁单位：南方出版社

作者陈晓军单位：安徽省邮政管理局

参考文献

[1] 万安伦.中外出版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 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