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霍晓敏

1 琼海关的设立

早在唐代，海南就开始进行对外贸易和交往活动，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贸易显得尤为重要。南宋年间设立了广州市舶司，其下辖市舶分司于海南，作为专门管辖海南岛海上贸易的机构。1685年，清政府废除了市舶司制度，设立了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海口总口为粤海关下辖七处总口之一，“掌管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1]。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迫使当时的海南琼州沦为了西方列强所把持的口岸之一，开埠初期，海南的进出口贸易事宜仍然由海口总口管理。1876年，琼州海关正式成立，简称“琼海关”，俗称“洋关”，原来的海口总口和所属各关卡改称“常关”以示区别。1902年，琼海关接管了附近五十里内的常关，直到1931年常关被撤销，改为洋关哨所[2]。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成立，自此结束了琼海关74年的历史。

2 从《中国旧海关史料》看琼海关常关贸易

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的记载，自1903年起，琼海关贸易报告中开始出现常关进出口贸易数据。以1903至1919年历年进出口大宗货物为例，其种类与数量直观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海南社会发展情况。

2.1 琼海关常关出口贸易

琼海关常关出口货物多为海南本地土特产品，诸如槟榔、棕麻纤维、药材等，还有部分加工产品，如衣物、鞋帽、布匹、纸张、粉丝、木器等。在这些出口大宗货物中，又以槟榔出口最多。

表1 1903～1919年琼海关常关出口大宗货物情况

从数量上来看，1903至1919年间出口的土特产品中，槟榔累计出口达138743担，棕麻纤维达45404担，粉丝达10031担，此外纸张、鸦片、木器、布匹绸缎以及衣帽鞋靴出口量也不在少数。槟榔作为经济作物，“产诸番国及海南四州”。海南岛居民最早在古代将槟榔作为药材以防治疾病，后来从药用功能转变为食用功能，逐渐成为百姓的日常嗜好品。当地海南人习惯将槟榔当作嗜好品咀嚼，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3]。随着贸易往来，槟榔开始传播到大陆东南和西南地区，成为待客礼仪所需之物，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据《岭外代答》记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4]。槟榔消费区域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岭南特色的槟榔文化现象。在一些地区，槟榔还被当作订婚信物和祭拜献品而备受推崇，“富者用槟榔一百斤或三二十斤亦可，贫者用四两半，以为定亲之礼”。可见，自琼海关设立初期，槟榔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1903至1919年仅琼海关常关平均出口量就在7000多担，其中出口量最高年份为1904年，达到12830担。

2.2 琼海关常关进口贸易

琼海关常关进口相较于出口而言，种类更多，数量更大。进口货物主要为日用杂货，且多为土货。如大米、棉纺织制品、木柴、纸张、铁瓦器具、土酒烟叶等。在这些进口大宗货物中，又以火柴进口最多。

表2 1903～1919年琼海关常关进口大宗货物情况

从进口的货物种类来看，主要有棉织品类、丝织品类、器具类及杂货类，其中棉、丝织品类在进口总值中占很大比重。进口的棉丝织品包括棉绳棉线、绸缎、纸扇绢扇、缎布靴鞋、丝棉杂货等。从进口的数量来看，火柴和纸绢纸扇最多，火柴累计进口多达2000多万担，纸扇和绢扇累计进口多达3836516柄。此外，大米、瓦器、烟叶、纸张累计进口均超过20万担，药材进口累计达320568海关两、文具进口累计达221909海关两。再者，布鞋靴、蒲包、爆竹、蒜头、土布、火麻、神香、糖等进口数量也不在少数。

清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西方列强逐渐把控中国海关大权，外国商品向中国大量倾销，备受西方人推崇的鸦片烟开始流行起来。由于鸦片烟口感好，比槟榔更易上瘾，逐渐成为槟榔的替代品走进海南岛岛民的日常生活中。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正当与非正当的鸦片贸易都更加猖獗。该时期烟叶和火麻（大麻）的进口量很大，给海南社会造成了不利影响。中日甲午战争后，日货不断输入海南岛，尤其在1902至1911年间，日本输入海南市场的货物量超越欧美，成为中国的主要输入国。火柴是一种大宗进口商品，在甲午战争之前火柴多来自奥地利与瑞典，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在中国势力的加强，日本的火柴开始大规模进入海南市场。由于物美价廉，在市场上比土货更具竞争优势。棉纱、火柴等日货在晚清最后十几年间几乎独占海南市场[5]。大量洋货的输入破坏了海南本地原有的手工业，沿海居民和黎人一向使用的土棉纱、土布，大部分被洋纱、洋布所代替，土特产如槟榔、牛只等也被廉价剥夺。

3 琼海关常关贸易与海南社会发展

1903年至1919年琼海关常关进出口大宗货物情况见证了清末民国时期海南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进出口商品方面，海南岛将本地土特产与大陆的传统产品输往东南亚，而东南亚则将西方殖民者倾销至东南亚的洋油、鸦片等“洋货”运进岛内。随着海南岛与岛外消费需求的扩大，进出口贸易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发生变化，对海南乃至大陆广大地区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连心豪认为，“近代海南对外贸易始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共同性...拥有著名侨乡出入口岸的特殊地位...”。由于海外市场对海南岛传统土特产及其加工品的大量需求，在汉黎杂居区出现了为追求规模效益而投资经营的槟榔园、橡胶林、甘蔗园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南经济的发展。海南对外贸易额在1911年和1912年分别达到4884392海关两和4834995海关两[1]43。此外，海口作为海南对外贸易货物的集散地，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其商业地位、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高，逐渐超过府城的地位而成为海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纵观晚清至民国时期琼海关常关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初步具有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实际上也是海南岛特有的原料出口型的经济[6]。进口商品以工业品、消费品为主，而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且在晚清时期海南贸易进口值远高于出口值，基本处于入超地位，一方面使得传统经济受到打击；另一方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海南近代产业也逐渐兴起，推动了海南经济向近代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