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莹 孙咏萍

(1.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2. 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图1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1]

“王淦昌”是一个特别的名字.“淦”字,在说文解字注为“水入船中也”;河工称起伏很大的激浪.的确,人如其名(如图1),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先生在科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早在1985年,就有学者发表了第一篇王淦昌略传,评价其“精于实验,善于发现”,此后,关于王淦昌先生传记逐渐增加.截止到文章完成时,CNKI数据库显示96篇原创文章书写王淦昌先生的生平和业绩.尤其在王淦昌先生逝世的1999年和诞辰100周年的2007年,分别发表了9篇和17篇沉痛缅怀王淦昌先生的文章.有大量文章发表在核心杂志期刊上.其中大多篇文章侧重记述了王淦昌先生的科研生涯,高度赞扬其科研态度和科学精神,如甘永超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王淦昌先生与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事业》,虞昊发表在《物理通报》上的《颂“我愿以身许国”——纪念“核弹之父”资深院士王淦昌》等;有小部分文章侧重梳理王淦昌的科教工作,为读者还原出一位教学严谨,无私奉献的教师形象,如杜祥琬发表在《物理》上的《科学泰斗良师益友——深切悼念王淦昌先生》等.可见,王淦昌先生在科学界为标杆,成旗帜,是楷模.

1 倾情科研 孜孜不倦

对于科学研究,王淦昌永远有着不可磨灭的热情.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对化学实验几乎是废寝忘食的热爱.后受导师叶企孙影响,王淦昌转到物理系学习.叶企孙对他的影响不仅是在学业层面,更在于对其人生观的形成.五四运动后,王淦昌“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思想信念就来源于叶企孙[2].1929年,在第二位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王淦昌完结了我国首篇关于大气放射性实验的研究论文,同时也开启了他长达69年的科研征程[3].1930年,在叶企孙的建议下,他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从事β衰变能谱研究.回国后,虽然国家当时条件艰苦,甚至只能在柴油灯下完成写作,但是,他继续坚持不懈地搞科研,此期间,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多达8篇.国外科学家曾根据王淦昌发表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开展实验,果然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4].王淦昌也因此获得了第二届范旭东奖.

1950年,王淦昌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带领开展宇宙线的研究.1952年设计磁云室,1954年在云南落雪山成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5,6].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高能加速器陆续建成,设备的更新催生出新研究成果,如反质子和反中子,具有敏锐科学洞察力的王淦昌教授根据科学发展现状提出了两个发展方向: 1. 寻找包括超子反粒子在内的各种新奇粒子; 2. 研究基本粒子在高能核作用下产生的规律.王淦昌亲自主持项目,带领他的小组进行大量实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82年,他统领的研究组因发现西格玛负超子获得了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7].

1961年,王淦昌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作,接受了原子弹研制这一艰巨任务.王淦昌化名王京,背井离乡,工作中,事必躬亲.在北京郊区试验场,爆炸伴随着呛人的炸药粉尘,即使知道会影响健康,他也坚持要进帐篷完成实验;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高原反应依旧阻挡不了他深入车间,实验室,实验场地的足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验收爆炸装置[8].实验中对待每个数据都一丝不苟,严谨的工作态度使得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1999年,50周年国庆前夕,王淦昌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 投身教育 满腔热忱

自1934年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开始,王淦昌对待教学认真严谨,作为教师备受尊敬.他认为,想要近代物理在中国得以发展首先就要培养人才.1936年,他到浙江大学任教后,更是为学生积极创造实验条件,开设了近代物理实验课,努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王淦昌与浙江大学师生被迫流亡迁移,即使条件恶劣,只要一停下来,他就立刻开始为学生讲课,安排实验课程[9].此外,他还对针对侵华战争,创造性地开设了一门军事物理课.王淦昌时刻牢记恩师的教导“科学救国,科学强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1982年,《物理通报》在停刊16年后重新出版.王淦昌先生在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希望广大物理工作者大力支持,办好这个刊物.发展科学,振兴中华.这篇祝词体现了王淦昌先生对知识,人才和教育的尊重.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淦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学生中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中科院院士中有14位都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指导.学生都对他赞不绝口,称赞“不愧为一代师表”.1984年,王淦昌生病住院,期间仍旧要求王乃彦带领研究生去医院向他汇报和讨论工作[10].后来,学生王乃彦因外伤视网膜脱落,王淦昌心急如焚,从不求人的他四处奔走联系,恳请医生能够治好他的学生.只要学生有了难处,他总是尽全力去帮助,内心深处更是珍爱生命,珍视人才.他把学生的生命看做事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老师怎能不让人尊敬.

王淦昌十分重视国家自下而上的未来教育．早于1946年,在王淦昌回老家常熟探亲之际,他就自掏腰包支持当地小学为孩子重开课堂.在晚年,王淦昌格外关切青少年一代的成长.为此,他特意为儿童写下一本通俗易懂的科学自传——《无尽的追问》.2000年,王淦昌子女遵照其父意愿,将最后一笔科研经费捐给支塘中学,为勉励常熟家乡学子成长成才,特设立了“王淦昌奖学基金”,落成了“王淦昌中学”.

3 心系国家 守望相助

王淦昌心系国家发展,为国家建设,科技实力提高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1986年,王淦昌连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名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高新技术的建议,3月,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并启动计划,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11].此计划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国家综合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淦昌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更是鞠躬尽瘁.为解决下一世纪中国能源问题,曾作《在发展我国核电事业中正确处理引进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问题》的发言,强调了建设核电站的重大意义,推动我国突破核心技术命门,自主建设核电站事业.此外,他还密切关注其他自然学科领域的声音.

3.1 助力生物学

王淦昌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关心的不只是核物理方面,对科学前沿问题都十分重视.早在1945年发表的《对宇宙线粒子的一个新的实验方法和建议》一文中就讨论到细胞和细胞核.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基础局组织攀登计划B项目,提出要研究核医学和放射医学的基础问题,得到了王淦昌的支持,并和王世真先生联名提出项目建议书[12].

王淦昌教授除了对自己专业情有独钟外,更是对整个宇宙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开始翻译弗朗西斯·克里克的生物学著作《生命:本质和起源》.此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命起源的可能性的认识视角.“它内容丰富多彩,涉及面广,文字也通畅,是一本很好的科普读物.”[13]王淦昌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生命的起源,知来处才能明去处.此外,王淦昌还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将来人类能把地球上生命的种子发送到宇宙中适宜生命延续的星球上去.这是一个大胆又伟大的设想,王淦昌关心的不只是科学,更是所有的生命,因此,王淦昌认真地将它翻译成中文版,希望广大的科学爱好者能够阅读它,了解它.这本书的中译本最终于1993年出版.正是王淦昌教授最先认识到生物学起源问题对于科学科普的重要性,带动了一批学者对克里克同类型著作进行翻译研究.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唐孝威受王淦昌教授启发而翻译的克里克著作《狂热的追求——科学发现之我见》,1998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汪云九教授和齐翔林教授翻译的《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

3.2 关注仪器仪表

仪器仪表对于中国的振兴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无论是科研,还是生产生活都离不开仪器仪表的使用.早在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王淦昌就提出“对立足国内,积极发展我国科技仪器制造工业的建议”的议案[14.1987年,中国核仪器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会议期间选举王淦昌担任第一任理事长[15].1989年10月,王淦昌作为中国核仪器行业协会理事长主持召开了该协会一届二次全体理事会议并做出了重要讲话: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安全,减少进口.王淦昌希望通过发展民族工业,为国家建设做贡献.1993年,王淦昌担任中国核仪器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20世纪初我国仪器仪表行业面临严峻形式,王淦昌及20位院士于1995年联名提出《关于振兴中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建议》[16].建议提出了4条完备又具体的措施:恳请给予仪器仪表行业优惠政策,组织委员会协助实施行业管理,与其他仪器仪表配合相互带动发展,成立中国仪器仪表基金会,这些建议直接促进了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的迅速发展.此举表现出王淦昌对我国仪器仪表行业的关心与支持,更是对国家富强的期望.

4 心无旁骛 甘于奉献

王淦昌一生得到过许多正面的评价,他是老师眼中勤奋刻苦的好学生,是同事同行眼中可靠的好同志,是学生眼中值得敬重的好老师.初到浙江大学任教授时,他仅20多岁,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但他的课深入浅出,引入了物理学前沿问题,吸引了大批学生来听课,被师生亲切的称为“Baby professor”[17].王淦昌最受称赞的还是在核物理研究方面,“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核弹之父”,“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等诸多称号都是对王淦昌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付出努力及取得成就的高度赞扬.《纽约时报》也曾刊登了王淦昌的长篇传略来赞颂他一生的历史贡献.

王淦昌先生给我们留下了物质方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有很多.他提出的发现中微子的实验方法也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法”.1982年,王淦昌将他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3000元奖金捐献给原子能所的子弟学校,希望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能够为孩子们的父亲减少些后顾之忧,为原子能事业多做工作.1985年,柏林大学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表彰他获得博士学位50年后仍在科研工作第一线.

20世纪90年代,王淦昌又向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捐献4万元,成立了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1994年,为弘扬王淦昌这位杰出科学家的严谨治学精神,并奖励在核科学和核技术研究应用涌现的优秀论文作者,经中国核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同意特设立“王淦昌优秀核科学和核技术论文奖”.

王淦昌去世后,其子女秉承遗愿,捐献50万元.为纪念王淦昌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弘扬光辉一生和高尚品德以及为振兴祖国的科教事业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经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设立“王淦昌物理奖”来表彰在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研人员[18].

经教育厅批准,2001年9月支塘中学更名为常熟市“王淦昌中学”.2003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编号14558号小行星命名“王淦昌”来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工作者[19].

王淦昌教授一生始终工作在科学的最前沿,其科学成就为我国甚至全世界的科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王淦昌教授一生获奖无数,获得赞誉颇多,但他本人从来都是谦逊,认真,宠辱不惊地默默工作,他的科学品格、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斯人已去,逝者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