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红 郭可为 张静文

新冠疫情将冲击全球制造业，并加速产业链变迁进程。近年来，受全球生产成本结构变化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正在经历新一轮变迁。此次变迁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南美等低成本地区迁移，二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向欧美回流。中国制造业已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直接影响，未来将参与全球产业格局重塑。

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2020年2月下旬以来，全球疫情爆发式增长。除中国外，亚洲的伊朗、韩国、日本，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较为严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从供给、需求、投资信心三方面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新的挑战。

全球产业链面临供给不足的挑战。受疫情影响，部分疫情严重国家的产能缺口冲击全球生产体系。同时，国际贸易活动萎缩，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转难度加大。美国大数据公司Resilinc调查显示，2020年3月初，韩国、日本和意大利都有数以千计的零部件、工厂和独特的一级/次级供应商受到影响。

全球产业链面临需求减弱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中国为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9%的份额。中国是石油、铁矿石和大豆等大宗商品以及集成电路等电子零部件的最大进口国。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中国经济放缓，这些商品的需求也随之下滑。

全球供应链面临投资信心不足的挑战。新冠疫情蔓延助推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美股四次触发熔断机制。德国、英国、日本等国股指随美股剧跌。原油价格暴跌，黄金、美债等均遭抛售。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反映投资者信心不足。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加大了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管理难度，也使企业暂缓甚至放弃投资意向。

受上述影响，全球产业链将加速调整。此次疫情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企业的多元化布局，企业尽可能在全球多个地区寻找原材料供应商或靠近销售市场进行生产经营，以增强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弹性和韧性。一是各国对分散制造业产业链风险的需求上升，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广泛的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二是疫情可能推动全球产业链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进而改变整个产业链的空间分布。

中国制造业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根据koopman GVC指数方法（该方法主要衡量各行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程度，数值越高参与程度越大;GVC位置指数主要衡量各行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位置，数值越高越接近上游）计算出的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参与程度和相对位置情况，如图1所示。

从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但位置偏下游，呈现产量和贸易量大，但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高、成品出口占比高、国内增加值低的特征。在产业链参与程度方面，我国焦炭及成品油、基本金属等行业参与程度较高（一二象限），纺织服装、农林牧渔等行业参与程度较低（三四象限）;在所处产业链的位置方面，我国汽车、化学品等行业位于偏上游位置（一四象限），纺织服装、计算机及电子设备位于偏下游位置（二三象限）;与美国相比，我国高新制造业（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医药、化学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差距明显。

全球产业链变迁对我国制造业的挑战

一是中美贸易战已使部分跨国公司将产能转出。瑞银调查显示，贸易战已使得1/3的出口型制造企业将部分产能转出中国，还有1/3已经制定了转移计划;深圳市过去3年共外迁了192家企业，其中四成是电子信息类企业;全球最大的鞋类代工企业宝成集团正在将大陆产能转移到越南和印尼。

二是产业链加速变迁将加大制造业升级的外部风险。我国制造业当前正处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培育的任务十分艰巨，各国产业分工高度精细化使得全球产业链联动效应极强，产业链加速变迁将增加我国产业升级的外部风险。一是压缩了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时间窗口，增加了转型的紧迫性;二是产业链变迁如果速度过快，可能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加大转型期风险防控难度。

全球产业链变迁中我国制造业的优势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在应对此次疫情中展现出的强大危机应对能力不仅为全球疫情应对赢得了时间，也为减缓产业外迁和加速转型升级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规模较大。中国制造业总产值约占全球的1/3，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更是全球制造业的枢纽，向世界各国出口大量的中间品和产成品。

二是产业齐全。按联合国产业分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算，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门类的国家，具有全产业链优势。

三是市场广阔。疫情不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中國的制造业拥有强大的内需支撑。

四是创新力强。虽然我国在高新产业和高端技术领域与全球一流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但在部分行业已经开展了大量技术创新，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高铁、通信、卫星、锂电池、无人机等。

五是环境稳定。与东南亚地区相比，我国政治秩序良好、政策稳定性强，产业配套设施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度高，中国的金融市场在此次疫情中也正在发挥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变迁的影响——以纺织和汽车行业为例

疫情对我国产业链变迁的影响呈现“由下而上”“由近及远”的特征，即越靠近下游的行业受疫情冲击越大，已发生产业迁移的行业受冲击大于尚未出现迁移的行业。因此，疫情对制造业各细分行业迁移的影响（见表1）。

为研判疫情对我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可能带来的产业链迁出影响，选取纺织服装和汽车制造两个行业进行详细分析。

纺织服装业外迁风险较高

纺织服装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链全球转移早已开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政策趋严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已开始加速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但行业中的高新材料、品牌设计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环节仍留在国内，产业链重构将提升行业集中度并催生本土品牌，部分企业将自建品牌及新型销售渠道，部分企业将选择品牌收购以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

纺织服装行业产业链较短，产业转移的成本低、灵活性大，此次疫情可能增加纺织服装产业迁出我国的风险，主要原因包括：

疫情较严重省份多为纺织服装出口大省，大量出口订单延期将迫使海外客户在全球寻找替代品。此次疫情中，除湖北外，确诊病例最多的省份主要包括广东、河南、浙江、湖南、安徽、江西、山东、江苏等，其中广东、浙江、山东、江苏为我国传统纺织服装出口大省，四省纺织服装业出口额约占全国的70%以上。疫情带来的复工延迟目前已经对纺织服装行业带来一定影响，大量纺织服装企业面临出口订单交付难题，海外客户将可能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品。东南亚地区对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替代效应最强，该地区的主要国家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较小。

纺服行业具有明显季节性特征，疫情拖延时间过长将使企业损失严重。一方面，春节过后是纺织行业的传统旺季，过了端午则进入淡季，这段时间既是生产高峰、交单高峰，也是新订单产生的高峰，一旦错过，企业将会面临“无单可做”的困境;另一方面，服装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疫情若持续下去，春夏订单过季，秋冬订单跟不上，则会导致大量库存积压，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影响整个行业疫后恢复的能力（见表2）。

纺服行业中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占比居多，疫情冲击可能导致破产，损伤产业链根基。纺织服装行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比达到90%以上，两类企业还贡献了行业全部出口总额的近70%。

汽车制造业迁出风险基本可控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支撑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2019年，我国汽车行业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其中96%为国内销售，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

此次疫情对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影响基本可控。

第一，疫情导致全球汽车产业链存在断裂风险。德国博世、日本电装等全球顶级零部件企业都在湖北设厂。此次疫情导致湖北汽车企业停工停产，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全球汽车产业链。例如，韩国车企使用约87%的线束零件均来自于中国境内的多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几乎所有韩国车企都因线束零件的短缺而无法正常生产。又如，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认为，如果在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无法尽快恢复生产，该集团的欧洲整车工厂将宣布停产。同时，因欧洲正在成为疫情新的中心，大众、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法拉利、戴姆勒、沃尔沃、日产、兰博基尼等多家厂商汽车整车厂宣布在欧洲的工厂停工。美国汽车工厂也开始减产以限制在岗工人数量。

第二，疫情导致汽车销售暴跌，但影响将随着疫情的结束逐步恢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车企销售基本停滞。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简称“乘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零售累计同比下降41%。随着国内疫情持续好转，预计4月末疫情可基本得到控制。疫情结束后，汽车消费需求会在短期内得到释放，汽车市场逐步恢复。

第三，汽车行业政策支持汽车产业发展。2020年，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叠加疫情影响，中央不断出台政策支持汽车产业发展。2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总书记讲话，要求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限购放松。2月20日，商务部表示将研究出台进一步稳定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减轻疫情对汽车消费的影响。2月24日，发改委、工信部等11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文件，为智能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汽车行业未来享受政策红利获得快速发展值得期待，这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汽车企业来华投资设厂，扩大产能，从而巩固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地位。

政策建议

一是继续推进复工复产。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武汉以外地区的复工复产进程，力争四月前全面恢复生产和外贸订单供应;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便利，通过产品创新、流程优化和保障制度解除企业后顾之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合作，分享我国经验并提供必要帮助，为国际产业链稳定运转做出贡献。

二是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升级。传统产业要努力打造品牌，从制造“产品”转向制造“内涵”;加大关键零部件的研发，逐步替代进口产品，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地位。新兴产业要通过创新实现向产业链上游的升级，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产业，要尽快摆脱加工集装的全球分工地位，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

三是高度关注并积极引导产业整合和兼并重组。主要包括产业链优势企业向上下游延伸;化学品、汽车等行业龙头企业整合下游产业链资源;集成电路、軍工、能源等行业的突破性创新;以及财务良好、经营稳健、战略清晰的企业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四是坚持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我国产业配套优势，大力推动“放管服”改革，吸引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建立起效率高、守纪律、有能力的劳动者队伍。

五是做好客户细分，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的同时，要把好资产质量关，金融机构应当做好客户细分工作，针对客户类型、主营业务、供应链关系实施不同的信贷政策，从源头控制资产质量;加强与重要客户的沟通与联络，及时掌握经营状况和需求变化，把风险化解在过程中。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其中殷红系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