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松霖

2002年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一场，韩国队爆冷胜出，对手是意大利队，比赛地点在韩国第四大城市大邱。

18年后，各国家队之间的较量转至抗疫战场，主题不是竞争，而是合作。

“太极虎”韩国的表现再次惊艳全球。

自2月19日“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致疫情暴发，大邱和庆尚北道成“重灾区”，到3月6日开始，韓国新增病例疯涨状态结束，疫情趋稳，再到新增病例数回落。

在疫情暴发最严重的几天，韩国曾一度被认为是“除中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民调支持率也在此时降到最低。

从之前的坏典型，变成疫情防控的典范，逆转发生在20天之内。不封城、不停工，普通市民仍可正常生活。韩国战疫经验并不复杂，与任何一国政府一样，面对疫情，韩国有很多似曾相识的常规操作：

由政府高层牵头紧急组建全国防疫体系——2月23日，将预警提升为红色后，宣布成立以国务总理为第一负责人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这是第一次由总理直接担任本部长。

从严管理入境人员，疏导民众，防止扩散——入境人员检查、登记健康信息，每天上报体温情况;取消大型公共集会，关闭首尔的图书馆、教堂之类公共聚会场所;建议民众暂停聚集;大中小学延迟开学或通过网络授课。

透明及时公开数据，进行传染病学调查，隔离接触者，阻止疫情扩散，消除民众恐慌——对确诊患者确认其移动路径。对与确诊患者接触者居家隔离。政府提供隔离补助，处罚违反相关规定者。推出抗疫专用网站，“轰炸式”地向国民传递信息。

集中全国医疗与财政资源，辅以军警协助大邱攻坚——将危机级别上调至最高的“严重”，批准将大邱和庆北划为特别灾区，集中全国资源调配当地。政府施以资金援助，税费减免。

但是，仅用上述常规操作很难有效控制住疫情。真正让韩国迅速逆转局面的是其颇具看点的战疫模式。

“早检测、早治疗”：每170人中有1人接受了病毒检测

面对疫情，文在寅掌舵的韩国政府秉持“早检测、早治疗”的思路。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副本部长金刚立在记者会上称，大规模的病毒筛查有助于尽早发现患者，降低重症风险，“这是遏制疫情蔓延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2月7日起，韩国大幅降低病毒检测条件，只要医生将患者列为疑似病例，无需有疫情地区旅行史，即可检测。2月中旬后，任何人有疑似症状都可随时检测。

对高风险群体，则采取强制检测措施。

“新天地教会”感染扩散后，官方对所有教徒“一对一”调查并要求所有人接受检测。3月，首尔一呼叫中心、京畿道一教堂相继引发大规模集体感染后，官方也同样要求密切接触者第一时间全部接受病毒检测。

韩国政府持此观点：确诊病例多不代表疫情失控，从侧面反映了韩国的病毒检测能力，也证明有防控疫情的能力。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提供的数据，韩国疫情2月19日暴发仅一天后，病毒检测能力即达到1万人次，此后日均检测约1.5万人次，峰值时近2万人次。

截至3月19日，已累计对30.7万人进行病毒检测，这意味着全国每170人中，就有1人接受了病毒检测。

未雨绸缪抢占先机：韩国大力发展病毒早期检测技术

但这立即引出一个问题，在美国、日本等医疗卫生强国均缺少检测资源时，韩国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检测能力？

这需要未雨绸缪，抢占先机。

《纽约时报》在题为“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的报道中指出，今年1月中旬中国疫情暴发后，为全球创造了至少一个月的“机会窗口”。但遗憾的是，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一些地区明显对亚洲的疫情发展无动于衷，毫无防备、临渴掘井。

但韩国属于抓住机会者。诸多分析指出，相比西方社会，由于地缘相近等因素，韩国对中国疫情一直高度关注，准备较为充分。

早在1月初，韩国便启动了检测试剂盒研发。

1月3日，韩国启动一级蓝色预警。从此刻起，整套传染病防控应急系统投入运作。

1月11日至24日，韩国建立专项实验室，18家公共卫生医疗实验室参与研究;

1月26日起，病毒核酸RT-PCR检测试剂盒进入实际开发阶段，并向社会发布公告，对检测机构采取紧急审批;

2月4日，首批病毒检测试剂盒问世，有4家制作公司、100多个实验室参与分析结果，6小时即可诊断。

此时，韩国确诊病例仅10多个，但检测试剂已批量向医院发放。

这为日后施行全面检测防疫方案提供了重要保障——整个疫情期间，韩国从未出现病毒检测试剂短缺。

韩国的这份“杞人忧天”，再向前刨根问底，是整个国家积累了2009年新型流感（H1N1）暴发以及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暴发的深刻经验教训。

为此，韩国大力发展病毒早期检测技术，进入病毒检测方面世界强国之列，并修订相关法律，缩短疫情发生时药剂品投放市场周期。

灵活应变因时创新：全国运行600多个筛查诊所

战疫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随着新情况发生，政府需要灵活应变，及时调整，因时创新。

在疫情之初，韩国采取了把所有感染者和隔离者都接到医院治疗的措施。随着确诊患者和隔离者数量暴增，韩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这使得在受灾最严重的大邱市，至少有两名患者因为等待医院床位而死亡。

随后，韩国扬长避短，调整应对策略，转为“分级治疗”，即将患者以病情程度分为轻、中、重、最重四级，对于症状较轻者，可以在家接受治疗或入住生活治疗中心，严重者分流进入负压隔离病房或国家指定的正规医疗机构。

同时，为便捷普通民众检测，韩国在全国运行600多个筛查诊所便利民众就地检查。

还开创“免下车”筛查法（Drive-Thru Screening Clinics）——类似于麦当劳汽车外卖，司机无需下车，摇下窗户即可检测，极大减少人员接触感染风险。相比传统30分钟的检测时间，“免下车”筛查只需10多分钟即可完成。检查结束后可回家等待，检测结果会发送至手机。

“免下车”筛查也受到质疑，如日本防疫部门认为，该方法难以保障采样规范性，准确率不高。但检测资源短缺之中，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已计划引进“免下车”筛查。

此后，韩国又推出了“电话亭”式检测站，尽量减少医务人员和潜在病人之间的接触。

微创新不大，但其所彰显的政府灵活应变令人印象深刻。

3月21日，在韩国首尔航拍的一家汽车影院。

精细管理精準执行：韩国若能赢，必赢在细节

抗疫需要全体国民与政府一道，勠力配合。但如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证据表明，韩国民众在疫情之中表现出的素质高于其他国家。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针对与第31例病例共同参加礼拜的1001名信徒采取了居家隔离措施，并通过电话确认这些人员是否出现症状，但其中396人未能取得联系。

而大邱一对70多岁夫妇因曾与第31例病例密切接触和间接接触，被采取居家隔离措施。但是，两人却私自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先后前往江原道春川市和京畿道南扬州市，到访过自己女儿家、高速客运站、当地超市、药店、菜市场等。逗留4天后在南扬州市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徒法不足以自行。正因类似事例存在，控疫防疫必须精细管理，精准执行。

比如，前文提到对隔离者政府提供补助，并处罚违反规定者，补多少罚多少并非笼统规定，而是有明确数额。对违反者进行1000万韩币（约6万元人民币）或者一年以下的刑事处罚。在被隔离期间，政府提供补助，根据家庭成员数不同，有不同档位。

在信息通知方面，政府向市民的手机发出警告信息，接到这条信息的手机，会自动发出尖锐的报警声。韩国各地方政府会向居民发送疫情动态，当周围有人被确诊时，手机端会收到信息预警。每一位确诊患者对应一个编号，在保护确诊患者个人信息不泄露的前提下公开确诊患者移动路径等。

虽然现在韩国疫情仍未见终局，但可以预测，这场战疫，韩国若能赢，必赢在细节。

韩国政府对隔离人员的补助金额一览表

来源：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做好能做的，还需要些好运气和决心

韩国战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关键在于以上四点。而整个社会运作体系支撑起这四点，亦非一日之功。同时，也不可否认，一国要在如此短时间内迅速遏制疫情发展，好运气和坚定决心是必要条件。

韩国疫情绝大部分集中在“新天地教会”引发的“超级疫情传播点”大邱市，首都圈受疫情的影响反而较小。韩国进入世界500强排名的企业有15家，全部集聚在首尔和仁川区域。

而截至目前，韩国感染最严重的“新天地教会”，年轻女性教徒较多，故导致韩国年轻患者占比大，轻症患者居多，治愈能力强，死亡率不到1%，明显低于意大利。

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可谓赌上身家性命抗击疫情。

众所周知，韩国政坛，政治斗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历来党同伐异、反攻清算，历任韩国总统基本不得善终。疫情也成为党派之间的斗争砝码之一。

韩国执政党发言人洪翼杓曾仅仅提出建议，对疫情最严重的大邱市采取“最大程度封锁”，话音刚落，立即引发在野党巨大批评声音。洪翼杓立马澄清，封锁不是封城，人员还是可以自由出入。

也有分析认为，文在寅政府之所以施行全面检查，绝不敢消极瞒报，也是因为一旦让反对党先把疫情爆出，文在寅必然会立即被各方势力打倒而遭清算。

如今，文在寅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倾注在司法改革上，得罪了韩国权势最大的检察院系统和财阀系统。若抗击疫情再有分毫失误，被反对派掌握借口，文在寅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即便在疫情汹汹之中，韩国反对党仍然组织起百万人签名行动要求文在寅下台。此次疫情最严重的大邱，也正是如今关押在监狱之中的上一任总统朴槿惠的故乡。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3月25日通报，截至当日零时，韩国较3月24日零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例，累计确诊病例9137例，共出现126例死亡病例。

掺和进党派、财阀、宗教等各方势力，韩国战疫，必须心有太极猛虎，细嗅捭阖蔷薇。

责编：陈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