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

一

泰戈尔及其文学、诗学理论、和平思想经过翻译、介绍和研究，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其中很多现代作家就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他们的创作实践明显受泰戈尔影响，形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也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泰戈尔色彩，可以将这一现代作家群体规而约称为“中国泰戈尔作家群”，代表作家主要有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王统照、许地山等。

“中国泰戈尔作家群”形成时间约在“民国初年以来”，因为国内最早介绍泰戈尔的是1913年的钱智修。而认为“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的郭沫若，“知道太戈儿的名字是在民国三年”，据此推算时间是1914年。直至1915年10月，陈独秀选译了泰戈尔的获奖作品《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此时中国人才有机会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不过，郭沫若自述写于民国五年（1916）的《辛夷集》的序，作于1918年春的《牧羊哀话》里面的几首牧羊歌，“但在过细研究过泰戈尔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儿所表示着的泰戈尔的影响是怎样的深刻”，可见在“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运动之前，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已开始初步显现，因此，“中国泰戈尔作家群”形成时间节点在“民国初年以来”。

“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及创作实践与泰戈尔的影响紧密相连。他们都积极推进、身体力行地对泰戈尔进行译介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明显受泰戈尔影响。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种影响因素有时在他们身上仅是昙花一现。例如宗白华，他的“小诗”在当时也曾影响一时;或者虽然与泰戈尔有较多交往，而创作方面的影响并不明显，如胡适、郑振铎、梁启超、林徽因、刘半农、沈雁冰等，都不纳入“中国泰戈尔作家群”范围。

“中国泰戈尔作家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文学现象，构成复杂，既不像作家流派那样具有相同风格，也不像文学社团那样有组织。既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那样有自己的刊物及宗旨，也不像前期“新月派”因提倡新格律诗，被称为“新格律诗派”那样的相近风格，而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社团，创作风格差异明显，因而无论把他们归为某一社团，还是某一流派，都有失妥当。

“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的最主要特色，即是受泰戈尔影响，通过关注自我、情感、生命等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泰戈尔的思想及作品中所表达的主体意识表现为泛神论、“爱”的哲学、韵律思想，以及对自我、爱、生命、美、自由等的追求，而郭沫若、冰心、徐志摩作为“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派”的代表性作家，代表了泰戈尔文学影响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他们作品中的自我观、情感观、生命本体观，则具有鲜明的泰戈尔色彩的主体意识。

二

泰戈尔出身于正统的印度教家庭，其泛神论思想基于传统印度哲学中的思想内核“梵我同一”。除了受印度传统的宗教、哲学、道德的系統影响外，泰戈尔还接受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

泰戈尔是如何通过人与神的合一来表达主体意识的？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的“梵我同一”观，仍然把“梵”（或“神”）作为最高主宰，同时又坚持“万物皆梵”的观点;另一方面，他还认为“梵”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体，是诗人主体自我在客观对象上的投射。泰戈尔的作品中多次以具有强大力量的“你”（神）出现，且与“我”形成结构上的对应。对神的膜拜情感通过“我”来表达，与神形成交流也是通过“我”来完成，其中包含着“我”的主观意志。在此，“神”不再是印度传统中的终极对象，反而成为自我意志的载体，或者说泰戈尔基于自己在写“神”。“梵”被描绘成一种人格化的神，被赋予更多的人性，“神”也因此被冠以更通俗的名称，如“至高无上者”、“无限人格”、“伟大的人”等，泰戈尔以此方式提升了“人”的地位，使神与卑微人群同行，也使人、神身份的置换成为可能。在他笔下，“神”与农民、工人同行，甚至出现了“神”与人的身份就在无形中实现了置换，卑微的人拥有了实现自我尊严的可能。

泰戈尔还采用艺术家与造物主同构的视角，实现人与神身份的互换。“隐士在石窟岩壁上作画，如同造物主在漆黑的背景上描绘宇宙的肖像”。“隐士”的身份具有极大的张力，既是艺术家的象征，又与“神”相勾连，泰戈尔以此比喻，实际上提升了艺术家（或者人）的地位。泰戈尔有诗句：

我神往的黑暗中，

静坐着宇宙之画的作者，

没有姓名，

在欢乐中露面。

我们若把“宇宙之画的作者”理解为“神”，那么泰戈尔就是抹去了对“神”的尊称，这则可视为对“神”的降格。若我们把此作者理解为“非神的创造者”（诗中指“隐士”），那么艺术家（人）与“神”的位置实现了置换，而“人”的尊严则因此受到重视，这是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升格。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神”，而是诗人的个人精神，对“神”的尊崇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与“梵”的合一最终导向的是表现“自我”。这是泰戈尔的哲学与印度传统哲学不同之处。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关注到人的主体意识，进而发现个人、表现自我。可以说，泰戈尔通过人、神融为一体的方式实现了人、神的置换，集神的无形与有形于一体，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尊严，这是其思想和哲学的经典价值，也是与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契合之处。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中的主体趋向影响到“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的创作实践，这也有别于历史上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作家的影响有相合之处。如郭沫若自陈受庄子、陶渊明、李白、王阳明等的影响。在日本期间把他们的书“当做日课诵读”，并指出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中国周秦之际和宋时的一部分学者”也都有，只是文字不同、形式不同而已。“那时候因为沾染了泛神论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在中国的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

冰心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极为熟悉。徐志摩也喜欢庄子，他年少时在沪江大学写的文章，就有对庄子的喜爱、语言上的模仿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泰戈尔作家群”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成为泰戈尔泛神论落地生根的土壤。

三

泛神论强调诸神来自自然，万物来自普遍存在的自我，强调神与人、神与宇宙的同一性而表现出反上帝、反权威的启蒙色彩;另一方面，泛神论宣扬的关于神、自然、自我的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强调自我的时代思潮一致，因此颇受“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的青睐。在对“我”的表达上，“中国泰戈尔作家群”都以不同方式借鉴了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实现了“人”与“神”的融合，通过人、神位置的置换，最终突出“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融合的特征表现为“人”具有神性，“人”的主体地位得到重视，发展到极端则是对“自我”的极度张扬。具体表现为：一是向“神”表现“我”对其的敬仰，对象不只是最高的无形的神，带有“神”性的普通大众、具有崇高品格的“人”（诸如泰戈爾）等也成为表现的对象;二是“我”即“神”，表现对象是自己，展现膨胀的“自我”。

泛神论可以说是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文学观、人生观的基础，是他宣扬个性、自我，倡言反抗、破坏、创造的精神武器。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主义，宣扬的是一种动的、进取的自我扩张精神。当然，在郭沫若笔下，自然的神秘、伟大往往通过受到大自然的滋养而膨胀起来的“自我”表现出来。既然自然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则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也就是说，人可化为自然，自然也有人性，万物中有人，人与自然万汇一体，那么“自我”因而就从大自然中获得了无限的力量。因为“宇宙全体只是Energy的交流”，即“生动着的力”的交流，而此种力即是“创生万汇的本源，即是宇宙的意志，即是物自体”。郭沫若的诗就表现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获得的狂飙突进的力量、博大恢宏的感情和磅礴躁厉的气势，具有冲决一切束缚的力量。超越了“自我”的人已经拥有了“神”的至高无上性，达到“无我”（即“忘我”）境界：“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融“神”性于自身，表现在诗歌中则是“自我”的极度膨胀。他的相关诗歌中看不到泰戈尔式的对“神”的敬畏，洋溢着的却是与神合一后“人”的“动的主体性”。在《三个泛神论者》中，“打草鞋”、“磨镜片”、“织鱼网”等日常生活都成为有神性的存在，“打”、“磨”、“编”等动作突出了“人”的“动”的主体性。他甚至自我体验到这种神性的伟大：“我是全宇宙的Energy底总量”，这正是“我即是神”的显现。郭沫若在实现“梵”与“我”融合的过程中，将“自我”的极端膨胀发挥到极致，恰好适应了“五四”时期解放自我、追求自我的思想要求。

泰戈尔的诗既写给神，也写给人，从而显示出其诗歌的超脱性和现世性的两种风貌。而郭沫若则把对“神”的崇拜置换到对“人”的尊崇，其中不乏向“神”表现自我对其的崇拜，但他与泰戈尔的区别是：他也把普通大众（诸如农民等）置换为带有“神”性的人，这样他除了把“神”作为表现对象，向“神”表现自我外，还把普通大众作为表现对象，只不过在向现实社会表现自我时，仍披着“神”性的外衣。

郭沫若侧重社会、民众高扬主体的能动性，更注重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力。而徐志摩对“人”的主体性的推崇渗透着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对灵魂升华的渴望。如果说泰戈尔是顺向降低“神”性、增强“人”性，那么徐志摩则相反，采用逆向的方式，增强理想化人物的“神”性。“伟大”是徐志摩笔下描述泰戈尔的几个关键词之一。他除了在与泰戈尔的通信中表达对泰戈尔的崇拜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热烈地赞美泰戈尔。“太氏之人，吾人甚崇拜之，可称之曰圣，曰美，实与常人不同”，他说泰戈尔“好比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得着他的，都有新生命”，“只要能够体会泰戈尔诗话的人格，与领略他充满人格的诗文，已经足够的了”。徐志摩的《泰山日出》堪称一篇“泰戈尔颂”。他将泰戈尔与泰山日出相提并论，称他是以自己的光芒普照世界的巨人。“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在徐志摩心中，泰戈尔的理想人格带有“神”性的光芒，与泰戈尔笔下“神”的人格化（诸如伟大的人）异曲同工，也可视为徐志摩对泰戈尔泛神论中“梵”的一种理解。这样的“光环”不只是徐志摩理解泰戈尔的方式，更是徐志摩表现自我的方式。他通过努力向“神”接近的方式，“从人到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趋向于与至高无上的“神”的融合，直至“凌空去看一个明白”，通过自我的信仰与信念来实现对“自我”的超越。

徐志摩通过“人”的“梵”化而把泰戈尔的理想人格神化，以此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徐志摩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中表现自我，他的“自我”又趋向超越一切的“神”性，因而超越欲望很强。相比而言，冰心的精神与气质更接近泰戈尔，也更接近泰戈尔的言说形态，即始终无法触及“神”的崇高性，但一直在努力接近。她既没有完全否定“神”的地位，也不像郭沫若把自我和“神”基本等位，而是把自我融入于神、自然，回归生命本体。

冰心虽不经常直接写“神”，但她的散文《冰神》就以“神”为题目，写“我”对峰尖上站着的女神的想象：“是真？是梦？我只深深地记着：是冰山，是女神，是指着天上——”，这里的“神”是作为崇高、圣洁的形象，与泰戈尔对“神”的敬畏、崇敬类似。冰心通过想象让“我”与“神”对位出现，可看出冰心对“我”与“神”融合的努力。冰心并非采用泰戈尔常用的“你”的口吻向“神”表现自我，而是通过“我”的口吻内观自我，同时又以疑问的形式让“我”与“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不过，冰心也有对泰戈尔信仰的赞颂，通过“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将自我融入于至高无上的“梵”，但紧接着就戛然而止，没有陷入宗教式的神秘。很明显，冰心建构的是“没有人间的礼法，没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单纯得如水晶般”的个体世界。迥异于郭沫若向社会、大众表现自我的方式，冰心对社会采用一种远观的方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去表现自我，如书信体散文《寄小读者》。

可以说，泰戈尔在实现“梵”与“我”融合时对“我”的重视，对人作为主体的升格，对“中国泰戈尔作家群”追求“自我”产生了深远影响。泰戈尔把向“神”表现自我视为个人实现主体价值的最高境界，“中国泰戈尔作家群”也以三种方式来试图无限逼近对“自我”的表达。郭沫若从向“神”（或带有“神性”的人物）表现自我到向时代的弄潮儿展现“动”的主体性，逐渐将神性完全融于人性，且“神性”了无痕迹，而只见“至高无上”的“我”，以自我来拥抱整个宇宙，甚至发展为极端的个人主义，最后融入时代革命潮流，与泰戈尔崇尚的“自我”、“主体”越来越远。

四

“主体”这一概念源于西方，但西方文学、哲学中的主体意识，是物我两立、主客对立意义上的主体意识，所谓的“主体”也是跟客体对立的意义上的那个“自我”完满的主体。而“中国泰戈尔作家群”虽然都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但是他们作品中的主体又不完全是西方哲学中与客体完全对立的“自我”完满的主体，主体与客体不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融为一体。其中的主要思想影响源，是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在此意义上，泰戈尔的主体意识，可以理解为“泛神论的主体意识”。“主体”在泰戈尔笔下成了一种新的主体，这种新的主体对西方的主体概念有一定程度的消解。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的主体意识在吸收泰戈尔“泛神论”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方近现代的主体意识。

当然，无论是泰戈尔还是“中国泰戈尔作家群”都经历过西方文化的浸濡和洗礼。除了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外，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传统（郭沫若虽留学日本，但也大量阅读歌德、惠特曼等人的诗）的影响。同时，西方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环境及诸多文学思潮，又使很多西方作家努力从外部吸取新鲜的养分，罗森斯坦、叶芝、庞德等诸多西方著名作家就在泰戈尔的作品中看到了理想的文学世界，“这个孟加拉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平静的承诺，这正是在钢铁和机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的，它带来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团契的安静宣言”。可以说，泰戈尔的出现适逢其时，其作品传达的思想：如泛神论、“爱”的哲学、人格论等给予西方启发，让他们看到了平静与和谐。而“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的“主体意识”在受到泰戈尔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对主体价值尊崇的影响，是多种文化相互激发融合的产物。

个体意识在中国的觉醒，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发现主体是文化革新者、思想家和作家。在这个时期，“个人”被作为与“国家”、“民族”相对立的范畴，即人不是为君、为道存在，而是为“自我”存在。对“自我”的强调，以人的个体价值作为目的本身，实际上是对真正的“人”的发现。“五四”文学对人的发现代替了辛亥革命以来文学的国家观念，这种意识呼唤“人”的自然本性，主张冲破国家道德、传统封建家庭的羁绊和束缚。尼采的“权力意志”、易卜生的“以个人独战多数”、鲁迅由“食人”发现“我亦食人”这一“共犯结构”，警醒国人“救赎”须从自身开始。泰戈尔的思想及作品在此背景下进入中国，其泛神论为主的思想和文学受到极大的关注。宇宙万物（自然、人）因“梵”（神）的显现而涌动著神性，这样“梵”与“我”的合一导向对“人”的尊崇，这与当时中国对主体“自我”的向往一致，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世界上一切伟大作家的作品，既是本民族精神的真实记录，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相通性。泰戈尔诗歌的意义多重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丰富内涵对“中国泰戈尔作家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泰戈尔作家群”主体意识既接受泰戈尔泛神论思想影响，又创造性地汲取了西方文化对“人”的推崇，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独特的主体意识。这充分说明，在中外文学交流中，一个民族既定的文化传统常常构成接受另一种文化影响的背景与前提，在对待外来影响的态度上，都是根据自己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对外来影响加以消化和吸收。